开放式创新与涉农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CEO经历、能力平衡的调节效应

在涉农企业研发体量不足、自主创新能力较弱的现实约束下,选择开放式创新以获取异质性知识资源对提升其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使用SBM—网络DEA超效率模型测算了2014—2017年我国2 144家涉农企业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并实证检验了开放式创新对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以及CEO经历、吸收能力与集成能力平衡度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开放式创新对涉农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呈倒U形;开放式创新未超过阈值时,CEO学术经历与研发经历均正向调节其对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反之,CEO学术经历有助于缓和开放式创新的负向影响,但CEO研发经历未起到缓和作用;吸收能力和集成能力不平衡度负向调节开放式创新未超过阈值时对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且加剧了其超过阈值后的负向影响。研究结论拓宽了开放式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理论,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具有较好实践意义。     

互补还是替代？——技术引进、自主创新与涉农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以2009—2017年中国涉农企业为样本，在测算涉农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对涉农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研究发现：（1）自主创新与涉农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且2012年实施的国家自主创新战略对涉农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有明显的促进作用；（2）技术引进与涉农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呈现非线性影响，存在以自主创新为门槛的倒“U”型门槛效应；（3）在涉农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呈现互补效应，且互补效应在2012年国家自主创新战略实施后变得更为显著；（4）国有涉农企业自主创新倒“U”的转折点大于非国有涉农企业自主创新倒“U”的转折点，能享受更多自主创新带来的红利，但国有企业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互补效应不显著；（5）战略性新兴产业涉农企业自主创新倒“U”的转折点小于传统行业涉农企业自主创新倒“U”的转折点，自主创新为其带来的红利期较短，同时单纯技术引进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涉农企业会带来负面影响。     

政府补助对专利密集型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两阶段技术创新过程的视角

针对关于政府补助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研究结论存在多样性的现状，突破将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研究不足的局限，分创新研发和经济转化两阶段对企业技术创新内部过程进行剖析，为优化企业技术资源配置、政府制定有关创新补助政策提供参考。以2016—2021年我国上市专利密集型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政府补助对专利密集型企业两阶段技术创新效率的作用，并进一步探究创新环境这一情境变量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对专利密集型企业的两阶段技术创新效率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对创新研发阶段的影响要大于经济转化阶段，而对不同企业性质和行业间企业影响的差异主要由于企业竞争程度不同，对非国有企业两阶段效率均产生了显著促进作用，对信息技术服务业、信息通信技术制造业企业的两阶段效率均显著正相关；创新环境优化有利于政府补助激励专利密集型企业创新研发效率提升，对经济转化效率为正向影响但不显著。由此分别从政府层面及企业层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科技创新券促进成果转化研究

科技创新券是政府向中小微企业发放,用于购买科研创新服务的权益凭证。科技创新券政策打破了传统的计划项目体制,建立了以企业创新需求为导向的政府资助方式,将政府购买服务与财政后补助有机地结合起来。探讨科技创新券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内涵,重点阐述科技创新券对科技成果转化的作用机制,实证分析武汉市科技创新券对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作用,对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券政策提出建议。     

政府补助、探索式创新意愿与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关系研究

基于2010—2017年的153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政府补助、探索式创新意愿与企业市场竞争力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政府补助对企业市场竞争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补助对企业的探索式创新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的探索式创新意愿在政府补助与企业市场竞争力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考虑到CEO心理特征在企业经营决策中的重要影响,将CEO自恋这一心理特征变量同时纳入模型,研究表明CEO自恋水平在政府补助对探索式创新意愿的关系间会起到助推作用。为政府补助的配置效率提供新的解释,也为企业选聘CEO的过程中提供积极的指导。     

供给侧改革视角的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

利用2007—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基于供给侧改革视角研究了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这其中技术获取模式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政府补助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供给侧改革加强了这种促进作用;(2)政府补助通过影响企业自主创新投入、国内技术购买以及国外技术引进作用于企业创新;(3)国外技术购买在企业创新中产生了一定的负向效应,供给侧改革对其具有一定纠偏作用;(4)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受制于区域的金融效率、产业结构水平。基于此,本文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视角提出了优化财政支持模式、注重内部研发投入等政策建议。     

技术引进对涉农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影响——基于三阶段吸收能力的视角

以2009-2017年我国涉农企业的混合数据为样本,构建SSBM-网络DEA模型测算其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进而将技术引进细分为引进技术、吸收技术以及技术中试三阶段,并以三阶段的吸收能力为门槛变量,实证检验技术引进对涉农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不考虑门槛效应情况下,技术引进对涉农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无显著影响。(2)引进技术阶段经费质量吸收能力处于(0.643,0.796]区间,吸收技术阶段人才质量吸收能力处于(0.184,0.227]区间,中试生产阶段中试生产吸收能力大于门槛值5.011时,技术引进才能显著提高涉农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中国农业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测算与分析 ——基于网络超效率SBM模型

以2009—2017年中国农业企业的混合截面数据为样本,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构建网络超效率SBM模型(SSBM)测度其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并在此基础上从时间-空间角度对其演变趋势与收敛性进行探究。研究结论如下:(1)中国农业企业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均值为0.421,效率损失情况较为严重,只有极少数企业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达到并超过1;农业企业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集中分布在[0.300,0.500]区间内,科技成果转化效率高于0.500的农业企业较少。(2)从时间趋势看,中国农业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整体呈现递增趋势,但存在较强的经济短波现象,农业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受政策影响较大。(3)从空间趋势看,中国中部农业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均值最高,其次是西部和东部,这三大区域农业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之间无显著差异,东部及西部农业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存在向中部农业企业追赶的态势,三大区域呈现稳态增长。基于此,提出应充分发挥政府在法律规范、法律制定方面的积极作用以及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政策建议。     

政策关注度与企业创新——基于政府资助的传导机制

本文利用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企业年报和中国政府工作报告,运用机器学习方法测度企业的政策关注度,在此基础上,利用企业的财务数据及企业专利数据,实证检验企业政策关注度对创新的影响和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企业的政策关注度对于其获得的政府补贴、税收优惠和融资约束的改善具有积极作用,并且这种影响具有一定的后滞性;(2)政府资助中的直接补助和税收返还正向影响企业创新行为;(3)直接补助在当年和滞后一期激励了企业创新,而税收返还存在滞后性,只在滞后一期起激励作用。本文为衡量政策对企业的引导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测度方法,更为合理评估政策效果提供了重要依据。     

中国政府创新补助对双元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装备制造业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性产业,探究政府如何更好地帮助装备制造企业取得技术创新突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本文以中国沪深A股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外部性理论和双元理论,实证检验了2010-2020年间,政府创新补助对装备制造业双元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政府创新补助明显增强装备制造企业双元创新绩效;(2)政府创新补助对装备制造企业独立和合作创新都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3)独立创新和合作创新模式对装备制造企业双元创新绩效都具有正向影响,但独立创新模式对装备制造业双元创新绩效的影响强于合作创新模式;(4)独立创新模式与合作创新模式在政府创新补助促进双元创新绩效过程中发挥显著中介效应。本研究在理论上,有助于深入理解政府创新补助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的内在机制;在管理实践上,为我国政府制定装备制造业的创新发展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政府补助对中国稀土企业绩效的影响

稀土是关键战略性矿产资源。为缓解稀土产业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中国政府以资金补助的方式进行宏观调控。通过构建政府补助、生产要素、企业绩效和组织资本之间的理论分析框架,以中国稀土上市公司为样本并划分产业链前后端,采用实证研究和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究政府补助对中国稀土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政府补助对稀土产业链后端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效应,并通过技术研发投入的完全中介作用产生,组织资本对中介作用的后半路径具有正向调节作用。(2)政府补助对稀土产业链前端企业绩效不具有显著作用,原因是政府补助未能激励前端企业增加技术研发投入,仅对固定资产投入存在显著正效应,组织资本负向调节了政府补助与固定资产投入之间的关系。根据实证结果从优化政府补助导向和强化企业组织资本建设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的“质”与“量”——基于创新环境视角

以2009—2017年创业板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研究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区域创新环境是否会改变政府补助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助提高了企业研发支出和专利产出,也提高了企业发明专利,即政府补助同时提高了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进一步将创新环境指数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发现区域创新环境越差的地区,政府补助的促进作用越强。本文的结论建议是提高补助效率,政府在制订和实施补助政策时应该考虑区域创新环境,实行差异化的补助政策。     

制造业企业双元创新与创新绩效:基于知识转化能力与协调柔性的作用

本文基于323家制造业企业的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双元创新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以及知识转化能力的中介作用和协调柔性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双元创新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双元创新对知识转化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知识转化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知识转化能力中介了双元创新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3)协调柔性正向调节了双元创新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且正向调节了知识转化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结果对于企业创新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中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及路径优化研究

本文基于2008-2016年中国高校的微观面板数据,首先通过网络DEA模型对其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进行测度分析;在此基础上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视角,构建动态面板GMM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中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处于较低水平,受政策影响较大;东部地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高校,且中西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无追赶东部地区高校的趋势。（2）政府资金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2012年以前更为显著;企业资金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在2008-2012年不显著,在2012-2016年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他资金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3）高级职称人员显著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科技成果获奖情况难以实现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提高,2012年以来中国奖励评价机制有了一定改善。     

政府补助对稀土新材料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杠杆率的门槛效应

稀土新材料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建设国防科技工业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被世界各国列为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在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中被予以重点支持。本文以2012—2020年中国稀土新材料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超效率DEA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政府补助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以及杠杆率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对稀土新材料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较于国有企业而言,政府补助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正向影响在非国有稀土新材料企业中更为显著;杠杆率在政府补助与技术创新效率的正向关系中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杠杆率低于第二个门槛值时,政府补助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小,当杠杆率超过第二个门槛值时,政府补助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正向影响不再显著。     

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研究

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研究电子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傅学伦，陈伟一、政府及政府政策在成果转化中的作用美、英、日三国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及政府政策对成果转化的作用探讨较多一般认为，在科技成果转化中，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制定有关法律和条例．提供企业组织创新和参与竞争的社...     

创新政策对服务业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以产品与服务创新能力为中介

创新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绩效是创新政策领域的经典议题,但鲜有研究针对服务业企业展开讨论。本研究引入产品创新能力与服务创新能力作为中介变量,基于长沙市229家服务业企业的调研数据,运用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分析对这一议题展开实证探索。结果表明：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三类创新政策均对服务业企业绩效起到积极作用,但三类政策的作用方式存在差异：供给型创新政策对企业绩效有直接正向影响,也会通过产品与服务创新能力对企业绩效有间接影响;环境型创新政策通过服务创新能力提升企业绩效,但不具有直接影响作用;需求型创新政策通过正向的调节效应起作用,既能调节供给型政策与产品创新能力之间关系、又调节环境型政策与服务创新能力之间关系。本研究丰富了服务业创新的研究,为政府制定创新政策提供了参考。     

区域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创新政策是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的重要驱动力,已有文献中鲜有企业层面政策影响创新效率的研究。本文运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了北京市创新政策对中关村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区域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平均影响程度在0.31左右,其中政府项目和资金补助,以及创新人才资助和研发软硬件扶持都对企业创新的专利产出效率起到了积极作用,税收优惠和资金补助,以及高端人才税收补贴都对企业创新产品收益取得了良好效果;特别是,政策资金补助的影响程度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减弱;此外,电子信息和生物医药企业创新效率的政策影响程度较高,而装备制造业较低且呈现库兹涅茨曲线特征;微小企业对区域创新政策的依赖程度高于大型企业,政策作用于中小企业创新效率的效果好于大型企业。     

协同创新视角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研究——基于广东和江苏166家高等院校的实证分析

在协同创新的理论基础上,对高等院校的科技资源投入进行了三个维度的实证分析。基于广东和江苏两省的高等院校数据,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和Logistic模型,结果表明：政府资源对广东高校科技成果产出影响显著,但广东高校的政府资源效率较江苏弱;企事业单位和学校资源更有利于创新的最终产出技术转让水平的提升。本文对广东的政策启示是：在有效落实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自主权的前提下,通过政策引导高校与企业构建协同创新机制,不仅可以有效缓解政府资源效率不足问题,还有助于提高高校的技术转化水平。     

监督视角下政府创新补助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9—2018年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政府创新补助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政府监督、社会监督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政府创新补助会促进国有企业创新投入和实质性的创新产出;(2)从政府审计监督视角来看,政府审计在创新补助和国有企业创新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能够提高创新补助的激励效果;(3)从社会监督视角来看,高资质审计师能够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促进国有企业创新,而机构投资者监督的调节作用则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审计、高资质审计师监督能够对企业创新产生叠加效应,共同对创新补助进行监督。本研究有助于理解监督在政府创新补助中的作用,对减少政府资源浪费、提高创新补助激励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