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拨款与项目资助的资助差异性研究——基于2009-2018日本化学领域资助产出的数据分析

稳定拨款与项目资助是政府科研资助的两种主要模式。科学分析两种资助模式的差异性,对合理设计政府科研资助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日本化学领域2009-2018年,稳定拨款与项目资助的产出所蕴含的多维科研活动特征信息为对象,从研究团队、研究内容、研究产出绩效三个维度入手构建了科研要素视角下的资助差异性分析框架。方法上,引入了深度学习算法,建立了针对化学领域的研究对象实体识别训练模型,实现了对研究对象实体的精准识别,为资助差异性的分析提供了事实基础。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稳定拨款与项目资助在多个维度均具有显著的差异性,稳定拨款资助下的科研活动更关注于研究问题本身,而项目资助下的科研活动则更多地体现了科学共同体对项目遴选的标准。结合数据分析结论,研究提出了应科学认识两种资助模式的差异性,合理布局、扬长避短,建立高效的政府科研资助机制的政策建议。     

我国政府科技资源配置的问题分析——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视角

目前关于我国政府科技资源配置的问题分析有大量研究,但是,现有研究普遍缺乏好的理论框架。本文借用委托代理理论的框架,以委托代理双方的效用研究为出发点,结合对我国政府科研资助实践的分析,提出我国政府科研资助关系中的"嵌套的双层委托代理模型"并应用该模型分析我国政府稳定拨款和竞争性项目资助中存在问题,提出对未来我国政府科技资源配置模式的建议。     

美国基础研究体系：主要特征与经验启示

文章从美国基础研究体系的基本框架出发,探讨美国基础研究体系的主要特征。联邦政府是美国基础研究体系最大的资金投入主体,高等教育机构则是最大的执行主体。联邦政府在基础研究体系中的资金投入和执行占比在逐渐减少,而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在基础研究中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责任,在基础研究体系中的资金投入和执行占比均在增加。美国联邦政府在基础研究体系中积极拓展政府保障责任,发挥了政府投资基础研究的价值驱动和引领催化作用。各个联邦机构主要为与其使命相一致的科技领域提供资金,以减少资助领域的重叠,避免资源不必要的浪费。联邦政府越来越强调加速基础研究向产业实际应用的转化,吸引各创新主体联合推进全创新链条的研究。美国基础研究体系的各主体均非常重视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完全结合,并将国际人才作为重要的资源。本文剖析了我国基础研究体系存在的问题,基于美国基础研究体系基本框架和主要特征的经验启示,对我国基础研究经费配置方式、治理机制、成果转移转化以及人才培养和引进模式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优化和调整的建议。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流动项目主任制度及对我们的启示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 tion,以下简称NSF)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个独立机构,成立于1950年,主要负责资助全美大学和其他学术机构的基础研究、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确保美国科学与工程各学科的全面、协调发展。除了大约5%的管理费用和3%的委托项目之外,NSF经费的90%以上通过以质量为基础的竞争性评审机制(merit review)来确定资助对象,其中,负责组织同行评议的项目官员(program officer)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十多年来,NSF受理的科学申请数量急剧上升,从2001财年的31942份增长到2005财年的将近42000份,然而其编制基本没有变化,NSF是如何解决工作量的问题呢?秘诀在于     

我国产业共性技术研发与产业化的政府资助模式与管理研究

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和成果产业化的政府资助研究是科技管理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基于对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及产业化的政府资助理论述评,结合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机构的问卷调研与访谈,从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的政府资助模式以及资助项目管理两个方面分别对我国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及产业化进行调查研究,重点调研分析了在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对政府资助政策的需求和政府资助项目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美国技术转让的实施和管理

美国联邦政府为了提高科研成果商品化的比例,增强国际上经济的竞争力,加快国家实验室、大学和私人研究机构的科研成果向社会和工业界的转移,以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技术转让系统为基础,并和国防部、商务部、能源部等17个联邦政府部门合作,建立了全国性的技术转让计算机网络,将联邦政府提供资助的700多个科研机构开发的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简介

总部坐落在美国马里兰州贝塞斯达（Bethesda,Maryland）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以下简称NIH）是美国联邦政府属下最大的医学研究机构,联邦政府对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拨款主要由它负责发放。     

规模扩张还是产品研发？——创业资助对新生企业家创业导向的影响

随着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部署的推进，国民的创业热情被点燃。然而，我国创业资助的供给体系仍不够完善，部分新生企业家在选择创业导向时存在迷失的情形。基于GEM指标体系，解析了创业资助对新生企业家创业导向的影响机制，并借助社会认知论探究了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资助影响新生企业家创业导向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 创业资助不仅能促进新生企业家追求产品研发，还能推动新生企业家实施规模扩张。相对而言，金融支持更能驱动新生企业家实施规模扩张；政府项目和税收优惠更能激励新生企业家追求产品研发。(2) 创业资助能增强新生企业家对创业机会、自身能力及网络关系的感知度和对创业风险的容忍度，提升其创业自我效能，进而促进其实施规模扩张或追求产品研发。(3) 与OECD国家相比，非OECD国家金融支持、政府项目及税收优惠等创业资助体系尚不完善，因而对新生企业家追求产品研发的激励效应较弱。     

地方性创新资助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基于上海浦东新区“科技小巨人”项目的经验分析

基于上海浦东新区科技小巨人政府补贴项目受资助企业名单,采用倾向匹配得分法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找出未受资助的对照组企业,并运用最小二乘估计法,对地方性创新资助政策对企业创新活动研发支出(投入绩效)和利润产出(产出绩效)的影响进行经验分析。研究发现,获得补贴当年,受资助企业的利润总额低于对照组企业,即以利润度量的产出绩效显著为负,但政府补贴并未对企业自有研发支出产生挤出效应。政府补贴具有积极的持续性效应,受资助企业的利润总额将在获得补贴后第三年开始超过对照组企业,且将保持利润的持续增长,由此拉大与对照组企业的差距。对于需要实现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的地区而言,为了提升中小企业的创新绩效和成长性,治理机制设计良好的地方性创新资助项目是可以带来实质成效的。     

STAR METRICS__美国色彩浓厚的科技评价框架

为向公众展示联邦政府科学投入产生的成效和影响,美国提出并实施了STAR METRICS项目,旨在研发一种基于测度的评价框架,用以评价美国联邦政府R&D投资的效益,从而促进政策制定、明确责任、提高公众参与度。2013年7月,兰德公司在"如何测量科研工作:框架与方法指南"的研究报告中,讨论了包括STAR METRICS在内的全球14个评价框架。本文基于该报告内容及相关资料,着重概括了STAR METRICS评价框架的应用情况和发展前景,并提出了对我国科技评价的几点启示。总体来看,该框架突出的特点是强调自由、强调实用,具有浓厚的美国文化色彩。     

科技资助影响企业创新的资源门槛

科技资助已成为政府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政策手段。研究基于2011—2015年中关村高新技术示范区408家高技术企业的平衡面板数据,建立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探索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依托于企业资源门槛。具体而言,只有企业资源累积跨过门槛后,政府科技资助才能对创新产出起到显著促进作用;此外,政府科技资助与企业内部研发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共同促进作用也需要以企业跨过自身资源门槛为前提。研究不仅深化了政府科技资助、企业资源与创新的机制研究,而且为政府选择资助企业提供了实践启示。     

英国科研项目全经济成本核算改革及其启示

如何确定稳定经费与竞争性经费及其之间的关系是各国政府科研经费管理的热点课题。本文介绍了从20世纪末开始,英国政府为解决高校教学和研究基础设施发展经费被快速增长的竞争项目严重挤占挪用的问题,在机构层面推行透明核算方法(TRAC)和科研项目全经济成本核算(fEC)的实践,探讨了这场改革在理念和方法上对我国科研经费资助体制改革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政府对大学和国立科研机构科研资助的第三条道路

机构资助与项目资助是目前政府对大学和国立科研机构科研资助的两种主要途径。为了提高政府科研资助的效率与效果,各国政府都在不断探索政府科研资助的最佳模式。OECD提出了一种促进研究卓越的新的资助方式,"研究卓越计划"(Research Excellence Initiative,REI),可视为政府科研资助的第三条道路。从政府与科学关系的视角分析了第三条道路产生的背景;通过对机构资助、项目资助及REI资助的对比分析,提出第三条道路的内涵;基于国际案例,分析该资助模式在资助与管理方面的特点;在分析我国现状的基础之上,针对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需求,提出对政府科研资助改革的政策建议。     

政府研发资助和基础研究投入——基于产学研关系视角的实证分析

基础研究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础,政府研发资助是保障基础研究投入的重要方式。本文从产学研关系出发,以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为研究对象,分析政府研发资助对基础研究投入的信号效应和合作效应。研究发现：(1)政府对高等学校、企业的研发资助会降低科研院所的基础研究投入,但政府面向科研院所、企业的研发资助对高等学校基础研究投入的影响不显著;(2)与企业的合作紧密度会扰乱高等学校对于政府研发资助的应用决策,对基础研究投入产生负面影响,但会引导科研院所争取更多基础研究的政府研发资助。本文揭示出资助对象选择在政府研发资助效果中的显著作用,并得出需要从产学研关系出发优化政府研发资助方式,以提升基础研究投入的启示。     

欧洲研究理事会的资助模式与成效分析

快速发现并准确地把握研究前沿、引领科技成果的重大突破是目前政府资助机构、学术界以及产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基于全球范围内科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以欧洲研究理事会(ERC)为研究对象,分析其战略定位、资助类型、选题/评审机制、项目管理流程以及资助评估办法,通过资助报告和文献计量对其资助类型、获资助国家/机构、学科领域、SCI论文产出、合作机构等进行探索性分析。基于ERC运行实践,从聚焦前沿研究、完善同行评议、重视资助评估、鼓励自由探索四方面总结其成功做法与经验。     

美国国防部资助的国家实验室管理模式研究

美国国防部是美国国家实验室的重要资助单位,在最高峰时期,美国国防部曾经资助过34家国家实验室。目前仍然资助10家国家实验室。文章详细分析了美国国防部下属国家实验室构建的"资助机构—运营机构—国家实验室"三层管理体制。根据联邦采购法案(FAR),资助机构决定国家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和领域,国家实验室要依照资助机构的特殊要求或章程来执行研发任务。运营机构负责国家实验室的日常管理,包括实验室主任等高级管理人员的选聘等。资助机构通过驻地办公室对国家实验室运行中存在的风险和绩效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的结果来确定国家实验室的绩效收入和补贴。美国国家实验室的三层级管理模式一方面可以使国家实验室获得稳定的联邦政府资助,另一方面又能在具体的事务管理上保持相对的灵活性,这种模式较为符合科研规律,对于中国构建国家实验室体系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美国减轻联邦科研资助管理和行政负担的最新进展及启示

详细分析该法案颁布以来联邦政府推动法案落实的最新进展,认为美国联邦政府从政府侧采取措施减轻科研人员负担,采用公私合作方式完善数据系统,统一项目管理程序和精简科研人员报告,建立基于风险评价和绩效结果导向的科研管理框架。提出中国科研管理部门应加强科研人员简历系统建设,标准化科研管理数据,让风险评价和绩效评价更加量化科学。     

美国国家实验室治理机制研究———以能源部国家实验室为例

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科学发展的基本模式包括以国家实验室系统为主的集中管理和资助模式，和以科学基金为主的自由探索科学研究资助模式。国家实验室系统是联邦政府资助科学的主要渠道，国家实验室以任务导向研究为主，服务国家需求为目的。大部分国家实验室采用“政府所有、合同运营”治理模式，主要涉及联邦主管机构、国家实验室和合同承包商三方主体间关系。国家实验室的管理制度是围绕联邦主管部门的监管要求及研究任务开展的需求进行设计的，核心制度（以能源部为例）包括财政资金的拨付及资助形式、实验室战略与联邦主管机构的协同、M&O合同机制、承包商PEMP绩效考核机制、承包商保证系统制度设立以及监管部门的评估问责制度。     

联邦政府对研究与开发的资助和改革设想

二战之前,联邦政府R＆D经费的绝大部分用于资助农业,国防和自然科学领域里有一些定向研究课题,这些课题由国家公职人员在规模不大的国立研究机构和试验基地完成.陆军和海军资助的R＆D项目则在军事科研部门进行,大学很少得到政府的R＆D资金.工业界也得不到政府的R＆D资金.     

我国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机制研究：竞争择优机制下的稳定支持

竞争择优与稳定支持是政府支持科学研究的两种主要模式。竞争择优作为各国科学基金普遍采用的资助模式,具有资助学科均衡性、资助对象优秀性、资助机制多样性的特点,同样实现了稳定支持的效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17年通讯评审数据统计结果表明,当前参与评审专家数量多、专家对项目熟悉程度高、项目申请整体水平较高且通讯评审的共识程度较高、项目申请竞争激烈。各类自主选题项目自成立以来资助体量不断提高,多次获资助项目负责人占总申请人比例有所上升,为高水平的基础研究队伍提供了稳定的经费资助。但目前的资助机制也面临过度竞争以及针对优秀团队和重要核心科学问题的资助不足等问题,需要从竞争择优与稳定支持两方面进行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