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瀛是否纠正自己的说法?

有学者认为,记载纳兰性德与顾贞观同登贯华阁的佳话“始作俑者”为秦瀛,秦瀛到了晚年,发现记载有错,纠正自己的说法,所谓“贯华阁佳话”不过是当时文人的凭空附会.然而,从秦瀛诗文集刊刻的时间来分析,他并没有改变自己说法,而且其说法来自有源,传自有据.有众多的文献记载可证,纳兰性德在康熙二十三年扈从南巡期间,确实与顾贞观在无锡会面,留下了一段夜宿忍草庵,登临贯华阁的佳话.     

谈“忍”

君子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处人之所不能处。自古君子善忍,有“百忍成金”之说。《国语》记载春秋末期越王勾践为了雪洗亡国之耻,忍辱负重,卧薪尝胆,最终率三千越甲灭掉了吴国。这个历史故事也正说明了忍的理性光芒。那么“忍”到底有何意味,是什么意思呢?一种人认为“忍”就是为了保全自己,欺侮不还手,辱骂不还口,顶得住侮辱,才叫忍。另有人     

诗词的“反训”

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为了忘却的记念》里有首旧体诗,它的第三联是“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有人把前一句释为“忍痛看着战友们被反动派杀害。忍,忍痛。”这样解释恐怕不够确切。“忍”这个词,在这诗句中如果作“怎忍、岂忍、不忍”解,全句释为“怎忍看着战友们被反动派杀害”,这样似乎更吻合作者所表达的极度悲愤之情,且跟下句的意思紧密连贯。又课本中的《兵车行》:“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下句里的“敢”,作“岂敢”解,全句意为:我们征人岂敢申诉心中的愤恨?把“忍”、“敢”解释成“岂忍”、“岂敢”,这是对一个词用它的相反的含义来解释,在古汉语中叫“反训”。     

试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简谈《莺莺传》

近人多主《莺莺传》为作者元稹的自序传,鲁迅更是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道:“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陈寅恪先生在《读<莺莺传>》中,解释尤难为我们所忍的“忍情”时,据赵彦卫《云麓漫钞》“史才,诗笔,议论”之说,认为“忍情之说,即所谓议论,会真等诗,即所谓诗笔,叙述离和悲欢,即所谓史才。皆当日小说中不得不具备也”。但问题在于,议论未必发为“忍情”,以元微之之才情和文本的内容,发为“纵情”也许更能酣畅动人。这说明《莺莺传》中存在两种叙事声音,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就是作品中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意识形态出现,这其实与巴赫金的复…     

以"修理海塘"来讨论《石头记》定稿于乾隆二十七年以后

在《石头记》第十六回的赵嬷嬷的讲话中,“修理海塘”与“预备接驾”是联系在一起的。赵嬷嬷的原型是傅恒的乳母,她能看到的南巡,只能是乾隆年间的乾隆帝南巡。在清代历史中,与“修理海塘”联系在一起的“接驾”专指接“南巡”之驾。甲戌本第十六回回前总批写道:“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红楼梦》的作者只能看到乾隆帝的南巡。乾隆二十七年三月乙未,乾隆帝首次“幸海宁阅海塘。”《石头记》至早定稿于乾隆二十七年以后。     

“贯”辩

《诗经·魏风·硕鼠》:“三岁贯女”这一句,课本注释为:“贯女,养你。贯,侍奉、供养。”这样解释是正确的,但究竟为什么要作这样解释,则易使人感到茫然。“贯”字为什么这里解释为“侍奉”呢?清人马瑞辰在《毛诗传笺通释》里指出:“贯,即‘宦’之假借。”《鲁诗》、《韩诗》都引作“宦”,可为佐证。按《说文》“宦,仕也。从门从臣。”段玉裁注:“仕者,习所事也。古事、士、仕通用;贯、宦通用。”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云:“今读宦字声在匣纽,贯字声在见纽,古人声宽,喉牙     

陈廷敬扈从诗浅论

陈廷敬在康熙朝曾两次扈从南巡,扈从诗约占其诗作总数的八分之一。文章就其歌颂康熙帝南巡、关心民间疾苦、描绘自然风物三个方面内容及其艺术成就进行论述,以陈笔者拙见,为今日学术界评价陈廷敬诗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进一言。     

文人们的坐骑

人类驯化驴子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的记载是《史记》。把文人和驴子连在一起,则见于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 “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 ‘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好驴鸣”是一种怪诞行为,却是魏晋名士“风度”的真     

浅说“反训”——由一个注释引发的话题

一本全国统编的中专语文教材在注释鲁迅先生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的“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诗句时,把“忍”字释为“忍心”。也有选本把“忍”字注为“强忍悲痛”,与前一种注法大体相同。对这样的注释,笔者认为很值得商榷。 我们认为把“忍”字释为“忍心”或是“强忍”之意于情于理都不相合,谁会“忍心”看着“朋辈成新鬼”呢?笔者认为这里的“忍”字应该用“反训”法释为“不忍”才     

文人和驴

人类驯化驴子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的记载是《史记》。把人和驴子连在一起，则见于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王仲宣好驴鸣。既葬，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日：‘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好驴鸣”是一种怪诞行为，却是魏晋名士“风度”的真实体现。     

梁容若诗存稿序

余弱冠受业于行唐尚节之先生之门,始识梁君容若。其后余与容若又同在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为讲师,君讲授《中国文化史》、《外国汉学研究》诸课程,而余则讲授《周易》、《宋元学案》等专书,甚相得也。容若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又曾留学于日本东京帝     

文人和驴

人类驯化驴子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的记载是《史记》。然而,把文人和驴子连在一起,则见于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伤逝第十七》,据载:“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好驴鸣”在今人看来是一种怪诞行为,却是魏晋名士“风度”的真实体现。     

《忍经》"隐姓埋名"与成书缘由新论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忍的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典籍中包含了丰富的忍文化言论。《忍经》是中国第一本关于“忍”的书,从《忍经》可以窥见中华忍文化之一斑。因而对于《忍经》的研究是必要的。但是人们对于《忍经》还很陌生．本文从各角度对《忍经》的“隐形埋名”与成书缘由进行了探讨。     

满怀愁绪缘谤生

清初满族词人纳兰性德,虽然享年不永,仅仅活了三十一岁,但其词名甚高,为有清一代之冠。王国维称赞其词是“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忍寒居士龙榆生先生说“清代令词,盖未有过于性德者矣。”可见纳兰性德词的艺术成就,备受推崇。那么纳兰性德词的成就,究竟高在何处呢?陈维崧说:“《饮水词》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之遗。”顾贞观说:”容若词一种悽惋处,令人不能卒读,人言愁,我始欲愁”。他为《通志堂词》写序又说:“非文人不能多情,非才子不能善怨。骚雅之作,怨而能善,惟其情之所钟,为独多也。容若天资超逸,翛然尘外,所为乐府小令,婉丽凄清,使读者哀乐不知所主,如听中宵梵呗,先悽惋而后喜悦。”陈顾二人都是纳兰性德的挚友,知之甚深,言之自然能中肯。他们都很赞赏纳兰词,都指出了愁苦、哀怨与悽惋是纳兰词艺术风格的主要特征。     

苏轼寓惠词注释

浣溪沙①——绍圣元年十月二十三日,与程乡令侯晋叔,归善簿谭汲,同游大云寺,野饮松下,仍设松黄汤,作此阕。余近酿酒,名之曰“万家春”,盖岭南万户酒也。罗袜空飞洛浦尘②,锦袍不见谪仙人③,携壶藉草亦天真④玉粉轻黄千岁蕊⑤,雪花浮动万家春,醉归江路野梅新。〔简注〕①浣溪沙:词牌名。此词是苏轼到达贬所惠州后,与好友侯晋叔、谭汲同游大云寺时所作。《归善县志》:“大云寺在邑治西八十里。”②此句写喝酒的神态:微醉身轻,步履轻浮。罗袜:丝袜。洛浦尘:暗用曹植《洛神赋》中“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之句。     

不该删掉的结尾

新教材第四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选自《警世通言》）一文中删去了原文中结尾处柳遇春得小匣和后人评论此事各一段，笔者认为后者可删，其理由是：本段与本文情节关系不大，杜十娘作为“女侠”形象明珠暗投，读者可以在上文中自然领会，删去会给读者以思考的空间。但前者不宜删去，其理由是：一、前者保持了情节的完整性。小说一开头就交待李甲“与同乡柳遇春监生同游教坊司院内”，柳遇春帮杜十娘借得一半赎金后，杜十娘“以手加额道：‘使吾二人得遂其愿者，柳君之力也。’”临别时，又许诺“异日我夫妇必当重报”，所以，小说写杜十娘…     

前夜

树在等忍回来。最近忍不让他跟随,树感觉忍有事瞒着他。夕阳西下,岩洞的入口处终于出现仙水忍颀长的身影。“忍今天杀了人,我看见了。”是奈留。树第一次看见奈留哭成这样.扭曲了英俊的面庞。忍的衣襟上沾有奈留的呕吐物。忍今天很不小心。原本应该是让一也他们来处理这些事情的.却让奈留撞出来看见了。树拿出为仙水忍准备的干净上衣.准备待奈留     

古文注释异议二则

“忍”当解作“岂忍”“忍能对面为盗贼”(《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课本注“忍”为“竟忍心”。此注有悖诗作原意。徐仁甫《广释词》:“忍犹‘岂忍’,那堪也,争耐也。反诘句,词首增‘岂’字,句末多省‘乎’字。”例如:“杜甫《丹青引》:‘忍使骅骝气调丧’,言岂忍使骅骝气调丧乎。”又“《奉送崔都水翁下峡》:‘别离终不久,宗族忍相遗?’谓岂忍遗族     

是英雄还是罪人-张遇留事迹新考

明末新泰名人张遇留，方志中载其战死于“崇祯癸未”新泰“城难”。关于此役，有学者认为是指崇祯十六年“土寇”围攻新泰之战；本文则根据《胜朝列节诸臣录》与新检茨的卢hong《张氏二烈士祠记》之记载，考明“城难”实为清军入塞攻掠新泰之战。因此张遇留绝不是抗拒农民起义而死的历史罪人，而是抗清殉节的民族英雄。     

黄生杜诗研究方法略说

黄生的《杜诗说》是影响于当时却淹没于后世的一部杜诗评论和研究著作。黄生在《杜诗说》中,将孟子所提出的“以意逆志”原则作了重新诠释和具体化,并以其作为评论和研究杜诗的基本方法,力图揭示杜诗的本意。对《杜诗说》评论和研究杜诗的方法所作的初步探讨,通过对《杜诗说》的钩稽认为：黄生所提出的“深悉公之生平”、“综贯公之全集”、“融会一诗之大旨”三原则,就是“以意逆志”的具体化,是黄生在《杜诗说》中分析和研究杜诗的主要方法。黄生对杜诗创作本意的认真探寻,体现了他作为训诂考据学者的严谨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