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新举措、新特征及新问题

在校外培训机构价值凸显的背景下,为满足广大中小学生的校外培训需求,日本政府采取系列措施推动校外培训机构治理走上法治化、协同化、自律化与公益化发展路径,使其形成关注法律实施效果、提升协同治理效能、强调教育机会公平等新特征。但近年来随着外部形势不断变化,日本在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方面又开始面临新问题,主要包括高额培训费用下家庭不堪重负、过度市场化下校外培训乱象显现、以教育自由化为名消减公共教育支出。这些问题对日本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提出新要求,需要结合新形势从法律、政府、社会与行业等多个层面进行全方位深度治理。     

日本校外培训机构学习塾治理探析

当前,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和治理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所共同面临的现实课题。日本校外培训机构学习塾在其发展过程中曾面临严峻问题":利益至上"导致"乱塾时代",应试目标导向干扰学校教育,监管体系不完备造成治理滞后。为此,日本政府主导制定了多部门协作、法律监管和行业自律三管齐下的治理体系。在该体系的治理下,日本学习塾的发展开始回归正轨,行业规模保持稳定,教育理念开始关注学生的能力培养,并且学习塾扮演起学校教育合作者的角色,承担起更为重要的社会责任,为自身发展寻找到了新的生长点,也为日本教育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实施对策

自2018年以来,全国各地针对校外培训机构开展了治理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效,政策制度体系逐渐健全,治理方式方法多样,校外培训机构规范有序发展的良好局面逐步形成。同时,政府治理校外培训机构仍面临难题,如治理风险防范能力有待增强、行政执法队伍专业性有待提升、线上培训机构治理有待加强、“变异形态”培训机构治理路径有待探索。国家需进一步通过依法治理、源头治理、分类治理、综合治理等手段,构建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长效机制。     

“双减”之下校外培训治理：成效、问题及对策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校外培训治理取得显著成效,学科类培训机构大幅压减,培训行为明显规范。同时,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中也面临财务危机加重、合同纠纷攀升、就业难题凸显、转型发展困难、变异培训增多等衍生风险。为此建议：（1）协调部门行动,全面强化义务教育学科类培训机构规范治理;（2）健全审批制度,切实加强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工作;（3）采取综合措施,力促义务教育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转型发展;（4）维护群众利益,深入做好现有机构费用清欠和员工稳岗工作;（5）做好维稳工作,建立健全校外培训治理危机预警及干预机制。     

如何立法监管校外教育培训机构

“双减”政策对我国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监管提出新的挑战。推动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监管立法既是规范校外教育培训市场秩序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依法行政和依法治教的内在动力。国家对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重视和已有的立法基础证明立法时机已经成熟。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监管立法首先应处理好立法名称、调整对象、模式选择及其在教育法中的地位等理论定位问题,并确立倾斜保护原则、属地管理原则、全过程监管原则和合作治理原则等立法原则。在此基础上,应从总则部分的构成要素、变更与终止规则、监管工具、法律责任条款、监管权力规制体系等方面进行制度建构。     

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的内容分析

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是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门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发展颁布的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的总称,对规制和促进校外培训市场的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教育政策内容分析方法,对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目标、任务、措施等进行分析发现,我国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的目标清晰、任务具体且分工明确、措施较为完善,但与此同时,地方治理方案也存在着政策文本形式与内容规范雷同化、政策内容规范不完整等问题。要使地方治理方案更加具有针对性、创新性、意义性,仍需在政策评估、政策监督、政策研究等方面不断完善。     

“双减”背景下校外培训机构的法治化监管

自“双减”政策出台以来,我国在义务教育阶段文化课校外培训机构监管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此类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仍存在各种问题,主要表现在对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立法上存在欠缺、执法上监管合力不强等方面。为实现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法治化,对构建校外培训机构监管长效机制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我国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现状,从促进监管部门有效承担监管职责、鼓励学校提升教学效果、引导家长塑造正确教育理念等方面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关于我国校外培训立法的几点思考——基于“双减”政策落实与校外培训治理

国家层面出台的“双减”政策既是提升学校育人水平的重要举措,也是持续规范校外培训的指导纲要。然而现实中校外培训治理仍然面临管理评估混乱和市场资本介入等实践困境,其严重影响了教育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为了更好地落实“双减”政策和有效治理校外培训乱象,从立法层面探索出台一部《校外培训法》成为必然选择。《校外培训法》首先应遵循上位法的基本原则,并参照其他教育单行法的内容与框架,有效界定校外培训的性质、活动内容及范围、准入退出机制、资产和财务管理细则,使之成为我国教育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而言,《校外培训法》需明确规定校外培训应坚持“育人”的根本宗旨和公益性办学原则,厘清校外培训机构参与教育教学活动的底线与范畴,明确校外培训相对于学校教育的“拾遗补缺”关系。同时,《校外培训法》需明确规定教育主管部门拥有对校外培训的资格审查权限,清晰界定校外培训机构的法律授权内容与业务开展边界,明确制定针对校外培训办学经费等资产和财务管理的细则。唯有从立法层面进行规范,才能使校外培训走上一条良性发展之路,并为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满足家庭高质量教育需求、推进国家教育事业发展作出贡献。     

校外培训监管立法路径的区域比较——以东亚地区为例

校外培训是我国学校和家庭教育的补充,需要明确的法律体系规制。“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完善校外培训监管体系、促进校外教育良性发展对校外培训监管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提出了新要求。我国已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民促法》)、《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难以适应“双减”政策背景下校外培训的监管和执法。通过分析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有关校外培训监管的法律规定路径,发现它们的校外培训监管法律的修订与完善在其教育的改革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立法和实施经验为我国校外培训机构监管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建构和完善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双减”背景下的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理念转型与制度优化

我国校外培训机构监管历经前监管（2014年之前）、弱监管（2014-2018年）及强监管（2018年至今）三个阶段。当前的监管模式在厘清监管思路、建立监管组织、完善监管制度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但仍存在准入标准欠妥当、监管职责不明确、监管机制较乏力等局限。为实现校外培训机构的有效监管,应首先以善治理念为指引,完成从政策干预到法律主治、从行政管理到合作治理、从管控为主到堵疏结合、从主体管制到行为规制的理念转型。在此基础上引入清单管理模式,通过加强相关立法、建立“制度清单”,厘清监管权限、明确“权责清单”,降低准入门槛、实行“负面清单”,健全运营要求、完善“底线清单”来完善制度体系,从而实现政府监管与行业发展的平衡,促进培训教育治理现代化。     

我国校外培训机构国家治理政策工具分析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是我国第一份专项治理校外培训机构的国家级政策文件。基于政策工具理论,通过建立"工具类型-内容要素"二维分析框架并对政策文件实施文本内容编码、工具信息解析和编码统计分析发现:当前我国校外培训机构的国家治理政策存在权威类工具使用比重过大,权威以外类型工具使用偏少;管制、约束类负向工具形式使用过溢;支持、保障类正向工具形式供给不足且缺乏实际内容等问题。未来我国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应更加注重丰富政策工具形式并推动形成互补效应,强化政策工具的可操作性和推进政策工具的分类应用。     

“双减”背景下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之道——基于江苏省家长课后服务需求的质性分析

基于对“双减”实施后江苏省家长课后服务需求的质性分析发现,家长课后服务需求主要关涉儿童、家长、学校、政策,学校课后服务及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在回应这四大主体的教育需求上尚存不足。校外培训机构的转型与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多从家庭这个“需求侧”方面考虑,通过促进家庭教育、提升学校教育、健全监管机制来治理校外培训机构,促进校外培训机构转型发展。     

“双减”背景下校外培训机构转型发展路径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得以减轻,学生的主体活力得以释放,教育公平的价值取向进一步凸显,但也产生了教师工作时间延长致使职业倦怠感增强、师资短缺导致课后托管质量不高、学科类培训机构亟待转型却不知转向何方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借鉴国际治理经验,可以采取如下策略：出台政策,引导校外培训机构良性发展;政策引领,助推培训机构顺利转型;牵线搭桥,为培训机构提供发展平台。     

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研究的热点问题与展望

自2018年我国实施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专项行动以来,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研究发现：影子教育、教育治理、“双减”政策等高频关键词是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围绕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困境与对策研究、“双减”政策下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审视、中国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分析、国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经验借鉴四个方面展开,属于典型的政策诱发型研究。未来的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研究还需要注重从多学科视角展开对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理论基础研究,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行动逻辑研究,聚焦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前沿性问题研究。     

广西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政策分析

广西《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是根据教育部颁发的治理校外培训机构政策制定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文章利用麦克唐纳尔和埃尔莫尔政策工具对广西《行动方案》的内容进行分析,发现《行动方案》侧重使用命令跟权威重组工具,忽视报酬跟职能拓展工具,且监督机制不够完善。要想达到最理想的变化效果,可以从增加激励手段、综合使用多种政策工具、建立健全监督机制等方面去完善。     

校外培训治理的政策工具选择及其优化——基于20个省级“双减”政策文本的分析

2021年《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旨在整合校内提质增效、进行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各省随即出台实施细则予以落实。基于政策工具与校外培训治理政策内容建立二维分析框架,梳理20个省市政策文件中涉及校外培训治理部分,通过计量分析发现：政策工具使用类型偏好权威性工具,需优化工具多样化组合应用;治理政策工具选择同质化,部分地区创新性有待提升;政策工具选择暗指运动式治理倾向,治理长效性堪忧。为提高治理有效性,应着力优化政策组合、减少权威性工具使用,应增强政策创新性、建立府际学习机制,遵循“公共治理范式”,建设良好校外培训治理生态。     

落实“双减”与校外培训机构治理

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是教育体制优化的有效切入口。自“双减”政策颁布以来,我国对校外培训机构的压减力度大,有证机构积极转型,无证机构完全停止培训行为,实现了中央“双减”文件“大大压减”的目标,扭转了校外培训过多过滥的局面。治理效果显著：学科类培训机构大幅压减,资本无序扩张得到有效遏制;校内课后服务供给常态化开展,助力实现减负提质;学生作业负担减轻,学业压力有所缓解。但与此同时,校外培训机构治理面临教育资源流失、违规行为较多、家长焦虑不减等诸多挑战。为了实现校外培训机构的有效治理而非单一压减,需要完善协同治理制度,逐步让市场发挥作用;对校外培训机构不能一刀切,需正视其积极作用;重视学生与家庭的实际需求,在减轻学业负担的同时促进学生多元化成长;借助校外培训机构的技术优势与产品优势,助力现代教育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的演变——基于渐进决策模式的分析

运用渐进决策模式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演变进行梳理,可把治理政策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以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减轻学生校内负担为导向的政府低介入治理阶段;二是以规范校外活动场所、禁止校内有偿补课为抓手的政府中介入治理阶段;三是以校外培训专项治理、全面监管为核心的政府强介入治理阶段。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的渐进式演变逻辑为：治理阶段具有连续性,政府介入程度稳步提升,形成了多方联动的政策实践模式。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的渐进式演变,有利于稳定社会环境、提升治理政策的效果、满足大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但也存在政策制定过于保守导致对校外培训的发展速度和方向预警不足,专项治理启动过慢导致责任主体不明确、治理手段单一等局限。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渐进式演变的优势与局限并存,这为我们优化未来的治理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国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现状、经验、问题及其启示

校外培训机构存在于学校教育系统之外,但对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和学生的健康发展产生越来越多的影响,如何科学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发展、提升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水平,是国内外共同关注的现实问题。各国政府在培训机构治理方面有着不同的举措,研究认为,完全禁止校外培训往往是无效的,提高学校教育质量是关键因素,需要防止教师在校外培训的腐败行为,加强政府资助的校内课外培训。国外在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上往往存在着价值取向的困境、文化传统的惯性、政策工具的矛盾等问题。我国在实现校外培训机构治理能力提升过程中,要警惕教育改革助推校外培训,切实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加强教师自律和校外培训机构行业监管,充分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加强政府与社会的合作。     

韩国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研究

校外培训机构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在韩国博得了广泛的关注。然而,校外培训机构过热不可避免地存在弊端,引起了韩国政府的注意。从韩国基础教育的概况着手,把握韩国校外培训机构的现状及过热的深层原因,通过分析韩国政府在各个时期治理校外培训机构方面的有效举措,了解到韩国的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经历了严令禁止期、补充修正期、繁荣发展期和有效治理期,从而为我国校外培训机构的有效治理提供借鉴和参考。有效治理校外培训机构,有助于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教育公平和学校的教育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