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事变中权臣“矫诏”说辨析

庚子事变中的权臣"矫诏"说曾经沸沸扬扬,不同版本的"矫诏"说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东南督抚将"矫诏"说之出口,作为维护东南和局、对抗朝旨的"正当"武器;列强附和"矫诏"说出于在华利益考虑;报刊时论发扬"矫诏"说为东南互保运动造势;清廷自身接过"矫诏"大旗,作为自解工具。然而"矫诏"这一伪命题正是因为不同阶层的利用而喧嚣一时。     

苦命天子——浅谈庚子事变中的光绪皇帝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出逃皇宫时,光绪帝曾向慈禧请求由自己与列强和谈以纾国难,遭拒。其后仍未放弃这一想法并多次表露;＂西狩＂途中光绪虽较之前的幽禁生活好了一些,但并不像德龄所描述的那样获得很多的自由去关注民生、体察民意,他仍受到许多凌辱,有失天子尊严;庚子事变曾让他抱有一丝希望,幻想着由自己挺身与列强进行斡旋。但实际当权者慈禧未能给他任何机会,光绪也在愤愤与无奈之中结束了其悲惨的一生。     

庚子事变中廷雍的表现及遭遇考察

在清末"庚子事变"中,护理直隶总督廷雍在省城保定被外国占领者"审判"处死,与随后于辛丑年初在列强胁迫下由清方自行处死的"祸首"人物毓贤,同为被指纵容反教"灭洋"而被处极刑的地方大员。而廷雍实际上并没有像毓贤那样迷狂地支持反教"灭洋"的表现,言论行为上基本是随清廷的态度转移而已。其最后遭遇,是在外国方面向清方施行报复、示威和侮辱的特别恶举中,做了无奈的牺牲品。通过对其人相关情况的具体考察,可借以观照他的特定"角色标本"状貌。     

略谈吴永与他的《庚子西狩丛谈》

吴永，浙江湖州人，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华)时，任怀来知县，慈禧携两宫西逃至怀来，吴永成为迎驾慈禧一行的第一位地方官，成为庚子慈禧西逃的见证人，后又成为随扈西行的亲历者。三十年后，在浙江兰溪人刘治襄再三恳求下，吴永将见证的往事口述成一书——《庚子西狩丛谈》，该书被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翦伯赞评价为纪述“西逃”诸书中最佳之著作，可见史学价值之高。     

庚子事变期间的“南”与“北”——从南北函电往来看奕劻、荣禄的政治作用

庚子事变时期,清廷内部的南北畛域的分野显著,"东南互保"看似与北方大势格格不入,刘坤一、张之洞等南方大员却自认为是"留东南以救社稷",他们将奕劻、荣禄视作向慈禧太后进言、以图挽回时局的最主要管道,尤其盛宣怀更有相当激进的主张。在京外人士的表述中,常以"庆、荣"并称。不过稍显区别的是,较之奕劻强烈的自我禁抑,荣禄似更为敢言,对载漪一派的制衡作用也更明显。通过梳理南北函电往来的相关文献,特别是"虎城密电"等关键文本的考证分析,可从东南视角观察奕劻、荣禄的政治作用,对当时复杂的南北关系有所理解,同时也证明孔祥吉先生关于"奕劻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庐山真面目"的论说存在误读。     

女性成长体验与当代中国女性书写

当代中国女性作家以不舍的少女情结深入到隐秘的潜意识中打捞女性成长岁月里的生命体验,展示女性酸涩甜蜜的成长之路。欣喜、失落、焦虑、迷茫——少女成长中的种种丰富而又复杂的生命体验始终贯穿着当代中国女性作家的文本。     

现代女性的尴尬:苏青的女性书写与女性人生

苏青涉过女性生活长河，把笔触深入到了女性生活的各个角落，书写女性人生，书写现代女性面对物质现实的尴尬，消解女性神话，认同世俗欲望。女性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留下了她的思考印记，流露着强烈的女性意识。苏青为女性争取着书写自己的权利，有意识地揭开对女性的那些歪曲书写。坦荡地将女性身体和精神欲望表达出来，把女性自我意识苏醒后而又无路可走的现代性悲剧精神有机地体现出来。     

女性文学与精神书写

从上世纪20—40年代到90年代,相当部分女性作家一直注重对女性精神世界的书写和提升。近些年来,一批“美女作家”用“身体书写”涂抹着文化泥潭,无论对文学创作还是精神启迪,都起着某种腐蚀和伤害的作用。女性写作应该成为与世界进行精神对话的方式。     

印度女性文学书写探究

印度女性文学书写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从书写的权利到现代女性意识和话语权力,这个过程是印度女性重新审视历史、现实和自我的过程。以历时性的角度,结合女性作家的作品分析每一个历史阶段印度女性文学书写的特点,印度女性文学历经的"沙门"时代女性文学书写的开端、南印度桑伽姆时期的发展、19世纪民族独立斗争的艰难书写和20世纪女性文学书写的繁荣,每一个时期都表现出印度女性的话语意识,她们的文学书写集中表达了她们的主体意识和话语权力。     

论当代女性小说中的“逃离”女性书写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不再认同传统化书写的女性神话，她们不约而同地在她们的小说本中召唤出大量的对封建男权／父权进行反抗和叛逆，具有鲜明主体精神的“逃离”女性。女性小说对“逃离”女性的书写具有重要隐喻内涵：不仅表明了写作女性对传统女性形象的解构，同时这种书写还是一种指向人类和谐平等的性别化前景的崭新建构。     

巴金《激流三部曲》中的女性意识与女性书写

巴金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激流三部曲》是巴金早期创作生涯的代表作,其中包含《家》《春》《秋》三部作品。简要分析《激流三部曲》的创作背景、内容梗概及人物形象,并分析《激流三部曲》的女性意识影响因素及女性书写。通过分析及研究,意在深入了解女性意识及女性书写,阐述女性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及巨大影响。     

女性文学的语境与写作身份

一个时期的语境和一个时期文学有直接的关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文学说什么和怎么说,决定作者以什么身份说话.语境决定修辞,而修辞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言说中的写作身份.语境与写作主体之间的张力决定了各种不同的写作身份和不同的修辞行为.90年代以来的女性文学在几种话语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张力和缝隙中调整了自己的写作身份,寻找了自己的话语空间.综合了“人--女人--个人“这一人的价值与女性性别相统一相协调的女性文学写作身份,为世纪之交的女性文学带来了许多新的变化新的因素,带来了生活的日常化、历史的个人化和城市的女性化,女性文学充满了人间烟火味和语言飞翔的灵气.     

当代女性文学写作的误区

论文选取了三位有代表性的女作家，阐释当下女性文学写作的大致走向：张洁的情感叙述方式，注重对理想主义和人文精神的追求；陈染个人化的叙述方式，只关注个体的生活，尤其注重追寻个体女性身份的精神轨迹，是极为感性化的叙述方式；卫慧欲望化的叙述方式则完全滑向个体的身体欲望、消费欲望的叙述。     

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及其书写

伴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女作家们自觉地疏离男性作家所热衷的政治、历史、社会之类的宏大叙事，回归女性的经验领域，专注于女性意识的书写，在林白、陈染、王安忆和张沽等女性作家的作品中，体现了鲜明的女性意识：反抗和颠覆男性话语霸权，对女性世界进行重新书写；强调人的私人化的精神空间，以个体的生命意识来展示文学的审美追求；回到直面现实、自由书写的女性空间里，使女性主义文学进入全面关注都市女性生存命运与个体体验的新阶段；深入到情感的内部对爱进行全方位的审视，在作品中表达了对爱的质问与怀疑。     

当代话语范型与女性写作

当代女性写作与主流话语之间呈现一种分享与受制的关系,既对时尚主流应合,又保持一份自觉的疏离,同时惜鉴其话语资源来拓展文学想象、文本叙事的空间。     

回归身体与心灵体验的女性书写策略

20世纪中国的"女性写作"异彩纷呈,不同时期显现出不同的特点。然而,不管是三、四十年代的丁玲、苏青颇有反响与争议的创作,还是八、九十年代引人注目的私人化写作,女作家们不约而同地选择回归自身的身体与心灵的女性书写策略,突出了女性的主体生命意识,其实质是对男性话语权的挑战,体现出女性为建构自身话语权的努力。     

唐宋词与当代流行歌词享乐主义主题分析

享乐人生是唐宋词与当代流行歌词所共有的主题之一,它体现着及时行乐和追求快乐的情绪。表现享受的作品之大量涌现不仅与词体本身的文体特征有关,也与受众和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主题的存在,固然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而它内在的种种弊端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也是绝对不容忽视的。     

论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及其女性创作主题

由于童年经历和教育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使得张爱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女性意识极其强烈的作家；她以女性特有的关照方式和性别敏感切入那个特定时代女性生活的内部，展示了她们不自主的卑微生存处境，再现了女性封闭、沉默匮乏、依附性等亚文化群体特征；张爱玲认为女性的这种群体悲剧一方面是根深蒂固的传统男权文化长期控制、压迫、引导的结果，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女性自甘为奴。作家这种深沉、严厉的女性内省意识，在五四以来的现代女性文学史上有着不同寻常的标志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