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马法中的人格剥夺

刑罚制度是人类文明的一种,作为对犯罪这种反社会行为的“否定之否定”,刑罚制度中无疑会具有更多的强制性因素;一旦这些强制性因素被滥用,刑罚就具有滑向野蛮的巨大危险.而刑罚最野蛮的表现,莫过于否定“人之为人”的资格,在法律上将人由主体降格为客体.这种“人格剥夺刑”在人类历史之处曾经普遍存在.回顾罗马法中的人格剥夺制度,为系统研究“人格剥夺刑”的发展、演变及消亡可奠定必备的基础.     

先秦儒家刑罚思想考察

先秦儒家将＂仁＂作为价值的核心,阐发出包括＂礼、乐、政、刑＂在内的一整套完整治国方略体系。先秦儒家的刑罚思想作为这一体系的组成部分,既具备了儒家的核心价值,又拥有刑罚所独有的原则与规范,这种特点由儒家的价值理念与刑罚自身的特点共同作用而造成。文章梳理先秦儒家关于刑罚制度的产生、构建、运行以及与其他制度之间的联系的论述,了解在这些论述中所包含的刑罚思想,并从中剥离出具有普适性的刑法理念,从而为今天的刑罚制度改革提供借鉴。     

先秦儒家法辨正

以现代法为参照,先秦儒家之“礼”在总体上就是法;在机制上,“礼”蕴含着“法”（“刑”）,“礼”“法”（“刑”）结合是儒家法的运行机制;在原则上,“法”（“刑”）以“礼”为指导原则,“礼”是“法”（“刑”）之理;在内容上,“礼”涵盖了现代意义上的各种部门法,如民法、经济法、行政法、婚姻法、商法等。因此,先秦儒家法实质是“礼”与“法”（“刑”）的统一体。     

儒家伦理影响下的家庭结构——以《儿女英雄传》为例

文章以《儿女英雄传》为例，从“父亲的地位”和“礼的的地位”两个角度阐述中国儒家伦理影响下的家庭结构。“父亲”这一概念，在中国文化背景的传统家庭中，除了高高在上的地位的体现，其意义还体现在家庭的继承关系上，包括生殖意义上的继承关系和儒家伦理道德的继承关系。通过对《儿女英雄传》中纳妾、婚礼仪式等的分析，阐明儒家伦理中的“礼教”观念和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大众文化山理。     

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佛道法考

西夏对佛教道教在法律上的规定是多方位的,对其法律地位的确认、管理体系的完善、僧侣道士的法律保护、主要犯罪及刑罚等方面进行了大量而又细致的规定。通过这些法律的规定,反映出西夏运用法律手段对宗教的扶持与利用,亦体现出西夏时期佛教道教在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论儒家礼文化的特点及内涵

儒家礼文化主要是对五帝时代的社会礼文化的继承,儒家的礼乐文明使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步入了伦理社会。儒家礼文化的特点是“仁”、基础是“中庸之道”、主要内涵是“礼”和“乐”。宽容他人、尊重他人,为他人考虑,是儒家礼文化的基本规范和标准,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的和谐是儒家礼文化的最高追求。     

浅析中国传统伦理化法律

在法律文化系统中,法与伦理是关系到法的制度、秩序与意义的基本问题。分析法与伦理的关系,可以对中国法律文化的类型有更好的认识。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社会基础是小农经济和宗法团体,反映到法律与伦理制度上,体现出注重道德教化,以社会伦理道德作为强制机制。因此,在传统儒家伦理与法律的关系中,法律必然像韦伯所说的是“编纂的伦理规范,而不是法律规约”。     

我国死刑配置的刑罚价值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刑法对犯罪的打击力度一直过于强硬,在我国现行刑法当中,某些犯罪仍然被视为最为严重的犯罪,配刑制度坚持了“重刑重罚”的原则,最高刑配置死刑。它有偏颇了刑罚正义价值,有悖于刑罚的分配原则,减损了刑罚功能,模糊了刑罚目的,不符合刑罚人道主义发展的刑事政策。     

儒家伦理法律思想的影响与启示

中国传统法律体系形式上是法的而内容却是礼的，作为儒家伦理规范重要范畴的“仁”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核心和出发点。儒家通过以礼入法，从而使儒家伦理不断法律化，导致中国古代礼法界限日益模糊。这一方面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也给我们带了一定的启示。我们应采用辨证的态度，来合理地利用这一宝贵的化遗产。     

从清《刑案汇览》看法律层面的以儒摄佛

儒教血缘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注重等级秩序的世俗伦理——政治传统,需融摄佛教“出家”以求涅檠的出世宗教文化,这在我国古代精神文化、社会制度方面都有体现。剖析清《刑案汇览》和《大清律例》中的涉佛案例和相关法律规定,可见其法律制度有两方面的体现了以儒摄佛：一是对僧人更强化儒家伦理之实行。僧人同俗人一样要服从法中之“礼”,并要服从合于“礼”之精神的法中之“戒”;二是防范僧徒冲击儒家政治、社会秩序。为切断佛教与民间宗教之间的联系,严防僧人传播“不经”思想,严防僧人结社。     

叔孙通制朝仪与信“礼”之流变

叔孙通制朝仪是将儒家之“礼”纳入大一统封建王朝政刑法度的嚆矢，亦是儒“礼”发生流变的一大关节；秦汉之后的儒礼源流概分为三途：制度礼仪、行为礼仪、礼学经典；各自源流形貌及其体现的儒礼精神不尽一致；作此历史“个案”观察分析，有功于认识儒“礼”现代性文化资源的范畴或层面，庶几厘清有关儒“礼”讨论中某些笼而统之的看法。     

试论儒家伦理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时代依附

企业文化是一个时代性很强的概念,儒家伦理则是打在文化上的一个民族的烙印。本文式图对企业文化实质和儒家伦理精髓的同质性作为切入点,从儒家伦理本身可塑和企业的人格化特征两方面,说明儒家伦理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进行时代性依附的可能性。并具体地把儒这伦理的“仁、义、礼、智、信”应用到企业价值观的树立,企业制度、企业精神、企业形象的建设中,说明时代性与民族性达到有机的完善结合的现实性,从而为建设有民族特色的企业     

论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刑法的影响

古代中国的先贤圣哲极为重视道德教化与刑事惩罚的关系,儒家思想与古代中国刑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涉及如何确定道德与法律之间的界限问题.以"德主刑辅"为核心的儒家刑法思想,对中国古代刑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学者倡导的重道德教化、礼刑并用、德主刑辅、慎刑恤刑等一系列刑法思想,对当代中国预防惩治犯罪,构建和谐刑法,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演变及其成因分析

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是一种“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体例形式．对各种案件的处理例如民事、行政案件也多以刑罚的处罚方式为结局．所以研究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演变过程及其成因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刑法制度。而且也有助于理解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法律制度体系与法律文化特征。     

朱熹"以严为本"法律思想探析

朱熹“以严为本”法律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坚决主张以儒家三纲五常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和根本目的;严格加强法官公正司法为标准的职业道德要求;坚决反对重罪轻刑,主张罚当其罪,明确提出刑罚“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的慎刑原则。朱熹“以严为本”法律思想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刑罚当罚性之犯罪特征质疑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刑罚当罚性是刑法学界公认的犯罪三特征，但刑罚当罚性并不能准确反映犯罪的全部法律后果及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之间的辨证关系，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内涵，故应以责任当负性代替刑罚当罚性，所谓责任当负性，是指犯罪具有应当负担刑事责任的特性。     

叔孙通制朝仪与儒"礼"之流变

叔孙通制朝仪是将儒家之“礼”纳入大一统封建王朝政刑法度的嚆矢,亦是儒“礼”发生流变的一大关节;秦汉之后的儒礼源流概分为三途:制度礼仪、行为礼仪、礼学经典;各自源流形貌及其体现的儒礼精神不尽一致;作此历史“个案”观察分析,有助于认识儒“礼”现代性文化资源的范畴或层面,庶几厘清有关儒“礼”讨论中某些笼而统之的看法。     

西夏法律思想定型化初探

《天盛律令》是现存最为完备的一部西夏法典。它形成于仁宗天盛年间，作为西夏时期法律制度发展的顶峰或集大成者，标志着西夏法规体系、法律价值体系、法律制度体系、法律形成风格等基本定型。在此背景下，西夏的法律思想也趋于成熟并巩固下来。律令所反映出来的法制观、价值观及伦理观与儒家的法律思想基本吻合。在法理、立法、执法、法律监督方面都反映出儒家法律思想的特点．构成了西夏时期法律思想的主流。     

论刑罚的正当性、局限性及其规制

在我国,刑罚存在有其正当性,即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但刑罚本身具有“双刃性”,用之不当,则侵害公民的人权。而且,刑罚预防犯罪也是有限的,它不能消灭犯罪,还给罪犯带来消极的影响。因此,要对其进行法律规制,通过宪法明确国家的刑罚权和公民的人权,刑法明确罪与刑,刑事诉讼法明确刑罚的程序,监狱法明确刑罚执行的方法,从而保证刑罚的惩罚犯罪、预防犯罪和保障公民人权目的的实现。     

儒家自然法思想及其启示

儒家自然法思想是中国历史上固有之法律思想、儒家自然法思想的范畴为“礼”。儒家从其自然法思想出发,提出了“礼治”、“德治”、“人治”的主张,三者构成了儒家治国思想的核心。在儒家的自然法思想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政治法律观中,包含了一些可为当代法制建设借鉴的合理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