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墨义利观新论

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涉及的内容很多,其中包括各自的内涵、相互之间的关系及价值取向等问题,儒墨对辨开创了理性批判的先河,彰显了在历史整合时期个人和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及其冲突的意义.     

四川省石棉县木雅藏族嫁娶习俗调查

作为康巴藏族的支系,木雅藏族聚居在藏彝走廊东部边缘民族迁徙频繁的峡谷地带,是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族群。它至今仍保留很多独具特色的民族习俗和节庆。笔者有幸于2006年11月参加对石棉县蟹螺乡木雅藏族的补充调查,主要负责当地嫁娶习俗调查,并于文中进行阐述。     

当代农民嫁娶区位变迁情况调查

建国之后,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变化和文化氛围的改变,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着重大改变,其中包括嫁娶区位的改变.在建国之后的近60年中,农村居民的嫁娶区位一直处于由近及远不断扩展的趋势之中,这促进了各地的经济交流与文化融合,使全国各地的劳动力资源更加平衡,各地人口结构比例尤其是男女性别比例更加趋于合理.它既是社会文明进步的结果,反过来又会推动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关于周代嫁娶时间问题的探索

对于周代嫁娶时间这一问题,《毛传》以为婚期当以秋冬为正时,郑玄笺《诗》、注《礼》却认为仲春二月为婚娶之正时。通过对《诗经》、《春秋》、《左传》等文献的考察,可以发现周代大夫以上社会阶层婚娶的时间基本上可以确定集中在夏历的仲秋至仲春之间,而士庶阶层的婚娶集中在夏历仲春之时。如果把郑玄与《毛传》之说指向不同的社会阶层,这两种观点都为有据,从而可以正确解读《诗经》中有关婚娶的诗歌,加深对周代礼制的认识。     

先秦婚姻结构概述

本文对先秦的多夫多妻、一夫多妻、一夫一妻妾、一夫一妻等婚姻结构状况进行了探讨，论述了婚姻对规范人们生活的重大作用。     

先秦法制教育述论

我国古代国家形成后,伴随着学校教育的发展和法律实践的进行,出于对司法官吏的培养、法律知识的宣传及法学理论的研究等需要,法制教育活动也开始出现。探讨先秦时期法律的传播教育的状况,有助于了解我国早期法制的发展进程和加深对法律在当时社会发展中作用的认识。一据史书记载夏代已产生了我国最早的学校,如《孟子·滕文公上》里讲到夏代就“设为序学校”,以教育培养子弟。学校的教育内容主要有射御礼乐等。传说中的夏礼是由原始社会末期祭神祈福的祭扫仪式改造而成,以《史记·礼书》所讲的“上事天,下事地,酋先祖而隆君”为主要…     

先秦兵家义利观

兵家是我国古代研究军事理论、从事军事活动的学派。作为先秦兵家军事理论的指导思想，先秦兵家义利观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本文从功利原则、权谋之道和仁义之道等方面对先秦兵家义利观进行了历史考察。研究先秦兵家义利观，对于我们批判继承传统文化，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先秦道家义利观探微

先秦道家对义利关系持超然的态度，试图超越世俗的义利，寻求一种永恒的价值标准，以实现个体存在的最高价值。从形式上看，这似乎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义利观，但就其内容实质而言，又确实蕴含着对义利关系的深刻见解，可以说是一种独具特色的义利观。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来看，先秦道家轻视个人的物质利益和生活享受，注重精神世界的追求与修养，含有推崇自然之义的因素，对于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思维视角。     

《史记》嫁娶类动词的句法考察及其所反映出的性别等级

《史记》“嫁娶”类动词共有6个：“嫁,妻,适,娶（取）,尚,聘”。在《史记》中,以“嫁娶”义动词为谓语的句子呈现出以下语法特征：一般说来,婚嫁活动中的男主人出现在主语位置上,女主人出现在宾语位置上;如果主语、宾语或双宾语中的间接宾语（指人宾语）已分别被当权者和男主人所占据,那么女主人只能屈居于直接宾语（指物宾语）、状语、补语等句法位置上。本文描述了这一语法现象,并揭示了深层次的文化动因：《史记》中“嫁娶”类动词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句法特征,正是中国古代男权社会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观念在语法上的反映。     

先秦兵书研究述论

先秦兵书研究在历史上已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也是目前中国兵书研究的前沿课题之一。从先秦兵书的诞生、传播和运用到研究的形成与发展。在历史上形成了几个重要阶段：以整理为主的两汉时期。以注释为主的三国至隋唐时期，成就斐然的两宋时期。多领域研究的明代。一波三折的清代至民国。先秦兵书经过数千年的流传，其思想已成为一种文化积淀。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论先秦工匠的文化形象

上古时代,工匠是除巫职之外的又一个重要的专业阶层,它们在某些职事上与巫相同,都以规矩为符号,因此被认为有神秘性特点,有权谏诫君王。春秋战国时期,工匠的"艺事"又被视为"道"的体现。先秦史书中记载的工匠有垂、奚仲、傅说、匠庆等,他们艺事精湛,地位崇高,行谏诫之责。《墨子》指责公输班"重技轻义",显示了墨家对工匠超越性传统的坚持;《庄子》中的工匠多为得道者或谏诫者形象。这些工匠在谏诫时则往往以自己的技艺设喻,体现了"执艺事以谏"的特点。     

简论中国应用史学的先秦实践

先秦是中国史学产生的时代,也是应用史学大放异彩的时代。先秦应用史学经历了以僭“天命”为依托的史政不分;以冒“礼”为依托的史官职能专业化;以“仁”、“霸”为依托的实际应用等三个阶段。形成了以天命为经、以礼为纬,以仁、霸为节的应用史学实践体系。中国应用史学的先秦实践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先秦兵家的诚信思维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主要由儒家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从《武经七书》等文献考察,先秦兵家虽然主张“兵以诈立”,但他们更加注重将领施行赏罚时的诚信不二,这正是兵家诚信思想的特色。     

先秦女性自卑心理产生原因探析

先秦时期是积重难返的女性自卑心理产生时期，文章从此时的性别分工、性别差异、性别观念、性别认同入手，对先秦女性自卑心理产生原因进行探析，认为社会性别模式在男女两性进化的轨迹上划开了深深的沟壑，只要女性仍然默认这个模式，女性的附属地位就将永远继续下去，女性自卑心理就会永远存在。     

先秦时期的基层组织——乡

"乡"最早出现于甲骨文和陶文中,反映了具有浓厚血缘特征的亲族关系。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和基层组织体系的完善,"乡"逐渐演变为一级重要的基层行政组织,并突破了国野制度的限制和血缘关系的束缚。至春秋战国之际,乡制在各诸侯国中得以普遍的确立。"乡"的发展演变是研究和探讨先秦时期基层组织管理体系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剖面。     

先秦田庐(舍)辨析

汉唐以来,各家受《汉书.食货志》的影响,从先秦文献中推演出井田制度下农夫的居住形式,即自春至秋居于田间庐舍,入冬回到聚居的廛里。宋代《陈农书》的"居处之宜"将这种先秦农人的生活方式做了进一步的系统发挥。通过对这种说解形成过程的梳理,及对秦简文字的分析,发现,先秦农人是住在里之中的,他们并没有两处住宅。田间即使会有一些简易的茅舍,通常也是不居人的,偶有住人的时候也都属非正常状况,并有诸多的限制,这样的茅舍就是《汉书.食货志》所谓先秦田庐的蓝本。     

入乎其内而出乎其外--先秦自由观的现代释意

从人将自己与他物区分开来的那一刻起,自由就已存在。它是人类被尊为“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的标志性特征。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自由意识以独特的方式隐匿于庞大深邃的传统文化、习俗中。追本溯源,以求揭示先秦思想家的自由观并对其进行现代释意。以期待现代中国人合理把握这一意识现象并更好地为自己定位。从而铸就更大的辉煌。     

从《诗经》看先秦时期的婚时之礼

<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记载了大量的婚恋现象和婚姻礼俗,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婚礼文化和制度.<诗经>形成的时代是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这一"礼"笼罩的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无不与礼相关.文章以<诗经>为例,重点论述先秦时期婚礼进行之中所表现出来的"礼".     

试论春秋时期媵婚制

媵婚制作为先秦时期重要的政治婚姻形态,在春秋诸侯国政治关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文章欲借助春秋典籍和媵器铭文,探讨媵婚制的来历,认为媵婚制是原始普那路亚婚的遗存,是社会伙婚制和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政治需要相结合的产物,其标志性意义在于,媵婚制的出现表明女性社会地位进一步下降,从而彻底的沦为男性的附属,同时在媵婚制实行的过程中又存在以下几种重要方式:媵者是嫡夫人同姓(异性)诸侯国之女、是嫡夫人的侄娣,与嫡夫人之间无血缘关系。媵婚制的存在既有利于延续宗族统治力量,又有利于扩大政治联盟。     

杨义诸子学研究平议——以“诸子还原”四书为中心

杨义先生近年来的诸子学研究显示出其深厚的学术功力,并已经形成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韩非子还原》不久前已经由中华书局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四部著作新意迭出,论证扎实。四书采用了"全息"、"生命"、"还原"的治学研究方法,从身份确认到思想脉络,从文本考辨到文学特色,杨义先生对于先秦诸子研究中的问题的解决不仅是一个或者几个,而是一连串的综合性学术问题,有的是千百年来聚讼纷纭的疑难命题,有的则是前人很少或者几乎是没有关注过的问题,其中很多问题甚至都可以称之为中华文明的"超级命题"。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地得到推进与解决,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先秦诸子,破解中华文明源头的文化密码作出了重要学术贡献。在对先秦诸子研究过程中,杨义先生始终坚持"大文学观"的治学思路与学术实践,可以说这四部书是其一贯的治学理念在诸子学研究领域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