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歌音乐传播的角度解析“旗亭画壁”

"旗亭画壁"之事反映出了唐代诗歌音乐传播的某些特点。由于盛唐时期宴饮赏乐文化繁荣,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人才有机会在酒楼"免费"听歌。梨园乐人出宫表演,促进了宫廷与民间的音乐文化交流。"旗亭画壁"中,乐人采用[凉州]曲调演唱诗歌,入乐演唱时对原诗进行了截取或修改。乐人与文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贴近,乐人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取文人诗歌。在诗歌音乐传播系统中,以"诗入歌词之多者为优",而入乐传唱对诗歌的接受具有重要影响。     

元白交谊论

中唐诗人元稹与白居易为诗友３０年,诗篇唱和千余首,在学史上并称“元白”。元白相交,促成了新乐府运动高潮的形成,生出适乎时运的“元和体”推动了诗歌世欲化的进程,并对诗歌理论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李绅诗早期的通俗化倾向与后期诗风的雅化

李绅是中唐著名诗人,对李绅诗风的评价,向来是把他归入与元白同路的通俗化诗派。这并不符合李绅诗歌创作的全部实际,他的诗歌有一个由通俗到典雅的逐渐雅化的过程。李绅早期确属通俗诗派,这一方面是由于与元白的密切交往对他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他所擅长的乐府歌行原有通俗化的传统。李绅后期诗歌虽有通俗之作,但主要倾向却是典雅。这体现在思想感情、诗体转变、诗歌语言等方面。导致李绅诗雅化的原因,主要是思想情趣的变化,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当时诗坛风尚的影响。     

论中唐女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贡献--元白诗派妇女题材诗歌的文化解读

选择物质文化的角度，对元白诗派妇女题材诗歌进行解读。认为从元白诗派妇女题材诗歌中能反映出中唐女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贡献。即：妇女是其时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     

浅论杜牧对元白诗歌的批判

元白之诗自晚唐以来,曾遭受很多非议,其中以杜牧为代表的诗人主要批判元白诗中的艳体诗以及小碎篇章。这些诗作多写元白二人的生活琐事和闲适之情,其中艳体诗多写男女之情以及狎妓经历,以写实的手法描写作者的真实情感。而这类诗歌的创作,展示了诗歌发展至元白之时,诗歌风格市民化的转变,同时表明"诗缘情"文学价值观的发展。     

论宋人对刘禹锡诗歌的经典诠解与吸纳

刘禹锡作为中唐独具特色的诗坛大家,其诗能于韩孟、元白诗派之外独辟蹊径,影响了晚唐乃至整个宋代诗歌。而刘诗传播的高潮时期正是在宋代,因而宋人在刘禹锡诗歌的解读过程中所透露出来的诗学观值得关注与探讨。宋人刘诗观可概论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政治讽刺诗：欲拒还纳之“怨刺”;其二,咏史怀古诗：精警深微之绝唱;其三,民歌体乐府诗：“奔轶绝尘”之天籁。可见宋人经过初期长达百年的仰视与模仿以后,已能冷静地阅读和分析唐人诗歌,从而拓展出了一套宋人自身的有关唐诗学理论。     

张王与元白新乐府创作关系考论

对于“张王”与“元白”之间新乐府创作的关系,学界或以为元白曾影响张王,或以为张王曾影响元白。这两种认识都是缺少根据的。他们的新乐府创作年代不同,各自独立,风貌各异,彼此之间并无太多的联系。     

赋之再发现暨元白的理论贡献

赋本为《诗》“六义”之一,乃一种表现手法,衍变为文体之一种,在彼此之消长融会中,具有了直陈、铺叙、构篇的功能。至中唐,元白受乐府及新兴叙事文学———传奇之刺激,由杜甫转向写实而开其端的赋法,被元白重新发现,不但作为诗歌的表现手法,亦运用于篇章建构,使诗歌的叙事功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委婉详备、曲尽事情,为诗歌的叙事说理、谈性论道开辟了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诗歌的散文化倾向,实乃对于盛唐情韵浑融之诗境的反动。赋之再发现,其影响所及,遂开宋人诗风之先声。     

诗歌的生命、灵魂与源泉——论艾青对七月诗派的影响

艾青诗歌以创作实绩深深影响了七月诗派.他们一致追求形象的声、色、线,使诗歌焕发出生命力的光彩;他们在诗中都极力刻画一种硬汉子的献身人格,使诗歌呈现出一种崇高的品格与灵魂;他们从生活自然中提取意象与诗情,把主观激情融入其中,使诗歌具有生命的张力.     

“第一义谛”之探寻:陈寅恪对洪迈的两点批评及其诗学意义

《元白诗笺证稿》有两处对洪迈解读元白诗之意见予以直接的批评,颇可注意。两处批评恰关涉其对古典诗歌文本是否可解,以及如何获得一种"真解",亦称"第一义谛"的基本看法。而这一看法中,实又隐含陈寅恪本人独特的诗学研究方法,以及值得现代诗学研究者注意的学术思路。     

浅论刘禹锡咏史怀古诗的艺术个性

刘禹锡是中唐独具特色的优秀诗人,在我国诗歌史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其诗在韩孟、元白诗派外独辟蹊径,自成一派,影响巨大。这与刘禹锡自觉总结诗歌理论是分不开。试以其自己的诗歌理论为指导,以其咏史怀古诗为中心,通过分析其咏史怀古诗内容的旨意含蓄,风格的取境精练、语言警策、想象丰富来显示刘禹锡独特的艺术个性。     

东晋僧诗风格管窥

东晋僧诗是义解僧和译经僧的诗歌创作。由于义解僧与译经僧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在佛教传播过程中担负着不同使命,这使他们对佛教文化及中土文化的把握和理解存在着差异,从而导致了他们各自诗歌风格的不同。东晋文坛玄言诗的盛行,启发僧人将佛理引入文学,以文学形式表现佛理是东晋僧诗的基本特征。佛理进入文学的负面效应是诗歌的抒情审美内质的淡化,这使经文偈颂与僧诗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间接影响了僧诗的创作心态。     

论皎然诗学理论对中唐诗人创作之影响

皎然《诗式》重视诗中思理，苦思为诗，以作用为尚，可视为中国诗歌转型的理论标志。其在诗学理论史上的影响深远，但最直接的自然是影响了中唐诗人的诗歌创作：皎然与吴中诗派诸人交往甚密，且有诗往来酬答，其理论主张自然会在他们的创作中留下印记。其后韩孟诗派、元白诗派也深受其影响。     

激趣引导 积土成山——小学低年级古典诗歌教学浅谈

本文主要探讨在现代文明飞速发展的今天如何激发低年级学生对古典诗歌的兴趣,怎样使他们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中自觉接受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培养他们的人文意识,以及初步的审美能力,并且找到一些方法来扩大他们的古典诗歌积累量,使他们在以后的诗歌学习中更为积极主动.     

大名诗歌与北宋诗坛

大名诗歌包括隶籍大名的诗人及仕宦、游历于此的诗人的诗作,其中以仕宦、游历诗人为主.那些来自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诗人一方面繁荣了本地诗坛,有效地参与了宋型诗的建构;另一方面在诗歌中还有对地域文化的体认与表现,他们之间的诗歌唱和,尤其是异地寄赠传播了地域文化.     

艺之为术 理以一贯——试论中英诗歌形式发展与变化的共同规律

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过程,决定着文学也有自己发展的共同过程,一定的文学形式往往是某种特定社会形态的产物.例如诗歌的产生必然早于散文,这是因为诗歌是一种人们便于口头吟诵,口头传播的文学形式,它的这种特点使其有可能产生于生产水平较为落后的远古社会,而散文小说的产生总是与社会的商业化、都市化及一定社会生产水平(如印刷术)有关;所以各国的文学发展总是从诗歌到散文这样一个过程.     

盛唐乐人——李龟年

一提到唐代,人们马上就会想起唐诗.其实唐诗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与当时音乐的发展是分不开的.随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和百姓的安居乐业,唐代音乐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当时不仅王公贵族普遍爱好音乐,而且民间的音乐活动也相当丰富,产生了很多优秀的乐人,如许和子、张野狐、李龟年等.不过,这些乐人的社会地位很低,他们被征招进宫廷或大官僚家中以后,几乎等同于奴隶.尽管由于皇帝的恩宠,有些像李龟年那样的乐人曾一度富有过,但传统观念规定了他们无法从本质上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也正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今天想找一点关于他们的资料,是相当困难的.即使从一些达官贵人的传记和文人的诗文作品中发掘出一点点支离破碎的资料,也很难全面地反映出历史的本来面目.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只好借助于某些相关文献和旁证资料,去尽量靠近历史的本真.李龟年是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乐人,他的具体生卒时间、籍贯、出身等均不详.现在可以确定的是,他生活在唐玄宗开元至代宗大历年间,主要活动     

先唐文学中的乐舞形象——以《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赋为例

音乐和舞蹈最先是作为文学意象出现在《诗经》里的。诗经里不少有关宴飨、祭祀的诗歌都有关于乐舞场景的描写,这些作品反映两周时期贵族阶层的生活画面。《楚辞》有关祭神歌辞的作品对乐舞场面的描写更多。汉代乐舞艺术蓬勃发展,乐舞百戏在宫廷民间广泛流传,国家还专门设立乐府作为管理音乐的机构,更进一步推动乐舞艺术的发展。汉赋中出现音乐赋这一崭新的题材。汉魏六朝时期的音乐赋不仅篇目众多、创作规模较大,而且这些音乐赋所咏之音乐题材,包括咏乐器、咏歌、咏舞、咏乐人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此后音乐诗歌的创作方向。     

“重白抑元”之论对唐代诗人元稹公允吗？——兼论周相录《元稹集校注》的价值与意义

元稹在中唐诗坛是影响颇为广泛的诗人,与白居易齐名。但元稹身后,却渐渐招来非议,尽管往往是以“元白”并称的面目出现,但多数是“重白抑元”,用白居易诗歌特征来概括元稹的诗歌特质,这已经不够准确;其次,用元稹创作的“艳诗”来对其人品进行否定,至有“卑鄙的文人与文人的卑鄙”之论,这对元稹这样一个大作家是非常不公允的。《元稹集校注》全面整理、校注了元稹别集,对于为元稹及其作品定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论初唐流贬岭南诗人的生命体验及其诗歌创作

初唐流贬岭南的张说、沈亻全期、宋之问、杜审言等人有着复杂的生命体验:流贬的挫折感,精神上的折磨,炎荒之地的风土人情,获赦北归的惊喜。大悲大喜的人生经历使他们有着强烈的创作动机,丰富了他们诗歌的意象,增强了诗歌情感的浓度,并引起了诗歌抒情模式的变化。生命体验的变形,使初唐流贬岭南诗人在诗歌中特别突出了丑恶险怪等负面因素,对后来有关岭南的诗歌风格产生了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