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儿童小说创作述论

＂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儿童小说具有题材多是真人真事或以真人真事为蓝本、重视对阅读者的教育和引导作用、结构设计模式化、宣扬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崇尚高昂悲壮的审美趣味等特征。1960年前后,革命历史题材儿童小说的创作相对兴盛,出现了短暂的高潮,但由于作家队伍的整体萎缩、＂阶级斗争＂创作原则的空前强化、文学对政治语境的迎合与趋同、审美向度的缺席等原因,到文革前仍无可挽回地呈现出了整体萎缩的倾向。     

论“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儿童小说压抑性表达

细节描写是情节组成的一部分,考察“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儿童小说中一些常见的细节设置,儿童游戏天性被改造和规定,青春期的各种复杂情感被抽空和净化,真实心性和隐秘情感的压抑性表达,从而得以更清晰地揭示出当革命历史叙事渗入儿童文学领域,革命历史题材儿童小说模式内部痛苦而扭曲的审美挣扎。     

在革命的阳光下谈情说爱——论十七年经典小说中的情爱叙事

在十七年经典小说中，革命叙事话语的夹缝里赫然地镶嵌着情爱叙事。一方面，革命叙事压抑了情爱叙事，情爱叙事打上了政治烙印，呈现出被简化的屈从地位；另一方面，革命叙事借助情爱叙事完成对宏大主题的书写，情爱叙事使人物形象丰满、细腻、真实，使小说结构紧凑、有悬念，也使小说变得生动、耐读、有人情味。情爱叙事在革命话语缝隙中的存在，既来自于作家从现实出发的创作态度，也是对民族传统小说和现代小说叙事经验的吸收融会，它使十七年经典小说具有超时代的价值，而不是一种简单的政治化文本。     

论"十七年"女性小说中的革命成长叙事

受主流政治话语影响,"十七年"的女性小说主要描述"爱情———革命"对立中女性解放与成长的故事,但在革命叙事中仍然融入了女性的性别意识和审美经验,体现出从主流话语向女性话语裂变的特点。     

潜隐的现代性命题--论十七年农村小说中的婚变

作为一个古老而常新的文学母题,婚变在新时期自然有一个现代转型过程。正是通过描写婚变的现代转型,十七年农村小说切入政治规范——道德评价——主体建构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揭示了这一潜隐的现代性命题的丰富内涵。     

“十七年“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

“十七年”文学作为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题材较窄,但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却受到了当时作家的广泛关注,这都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时期创作的大量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有艺术风格多样、结构宏大的诗史性长篇作品,有一些传奇式的更接近现代的“通俗小说”,还有具有个人抒情特征的短篇小说。     

十七年儿童小说创作概况及研究综述

十七年是新中国儿童文学的第一个繁荣期。在新中国诞生这一历史转型时期,儿童小说创作这时期获得了很大的丰收。十七年儿童文学的研究在很长时间内进展不大,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成绩不大,对儿童小说这一创作颇丰的体裁的专门研究,更是极少。     

论"十七年"女性文学的创作倾向

时代造就文学.建国后,中国的社会迅速发生了重大变革,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阶段.作为描写生活、反映生活并推动生活前进的文学艺术的发展,也同样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十七年"中,女作家同男作家一样,把笔触伸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城,采用各种文体反映了丰富多彩的生活.虽然不像"五四"时期和八、九十年代那样形成中国女性文学的高潮,但也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并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个性特征.从杨沫的《青春之歌》、草明的《乘风破浪》、茹志鹃的《百合花》、宗璞的《红豆》等的知名度之高和影响度之大便可知之.     

论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短篇小说中的人性美

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短篇小说作家们在特殊的年代里付出了不一般的努力,他们一方面努力使自己的创作与时代现实面临的课题相联系,另一方面又不满足于写一般化的题材与主题,力图从平凡中发掘出不平凡的美,从日常生活中看到被别人忽略了的细微之处,特别是关注英雄或非英雄人物身上的人性与人情美,为社会主义文学留下了一页不一样的印迹。     

论十七年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从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十七年里,文学创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小说领域,其成就主要来自现实生活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这两类创作中,塑造了大量的工农兵新人形象,表达了对新生政权的赞颂之情。在这为数众多的人物画廊里,以男性形象居多,但也有一部分女性形象引人注目。由于“十七年”的文学规范对“中间人物”的排斥,     

十七年思潮下冰心的散文创作

冰心的文学创作涉及诗歌、散文、小说等多类文体,其中散文的创作成就最高。对于冰心的散文研究,前人多集中在建国前以及新时期以后,而对于作家在十七年丰富的散文创作却少人问津,这对冰心的散文创作的研究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若从思潮的角度去观照冰心在十七年的散文创作,会发现冰心对时代语境的自觉顺应与不自觉的游离。     

论"十七年"长篇小说的历史叙事

1949年到1966年十七年间，中国大陆小说有一个广阔的潜在话语空间，但这潜在的话语空间由于意识形态的缘故被完全封闭。在严格的叙事框架内，小说以各种艺术形式努力切近新时代，并形成了史诗、传奇和日常生活这三种“书写中国”的基本叙事格局。本文着重探讨这三种书写形式各自内在的叙事机制，且认为史诗、传奇和日常生活这三种叙事基本反映了十七年小说描述“新历史图景”时的复杂情形，亦生动地体现着雅俗流变在十七年时期的断代图景。     

郭沫若与"十七年"政治心态

在建国后十七年新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中,郭沫若作为有着五四背景的“左翼”知识分子,其私下的思想言论与时代的政治内容似有断裂之处,这为今天的人们在多个层面解读郭沫若提供了可能。但是,如果深入到郭沫若政治心态的内部,我们将会发现,作为有着五四“自由主义”思想背景的“左翼”知识分子,其政冶价值取向恰恰是理性和信仰层面双重选择的结果。其盲从与崇拜也深深根植于传统文化心态之中。因此,对断裂的颠覆性解读,就可能不仅误读了郭沫若,而且,还将导致对近现代史上中国政治文化走向的肤浅化理解。这显然是对历史的悲剧意蕴缺乏深刻领悟的结果。     

从“十七年”到新时期:资产者形象的变化及意义

从“十七年”到新时期,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创作也因此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文章试从文学作品中的资产者形象这一角度来探讨人物形象塑造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次生不逢时的重版--从《啼笑因缘》重版看“十七年”文艺范式

1930年《啼笑因缘》连载、出版后,成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通俗小说代表作。1956年它的重版是“十七年”文艺范式的一次复杂运作,从中可以看出,在政治语境下,张恨水小说与评论范式、作家身份认同以及读者群之间的关系,也从另一个角度看出旧式通俗小说式微的原因。     

"政治审美化"的"纯粹"与"艰难"--关于"十七年"文学思潮内在机制和理念走向

“十七年”文学思潮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表现为鲜明的“统一化”和“一元化”状态。它一方面通过对1942年以后“解放区文学”传统的全面继承体现了政治与文学关系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又必须根据“新的时代”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要求对于那些在“战争语境”中产生的审美理念。进行不断的修正与完善。“十七年”文学思潮的发展过程,首先体现在一系列的“文艺运动”的交替更移中——“文艺运动”的过程,既是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建构”的实际步骤,也是确立“文学新秩序”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运动”不仅是文学思潮发展的主要载体和形式,而且从“文艺运动”之间的“间歇”中,还可以了解到当代文学思潮的发展节奏和主导趋向。在文学创作实践领域里。文艺思潮的发展与变化主要体现在提倡“写什么”、“怎么写”和反对“写什么”、“怎么写”的两个方面及其两个方面的张力与冲突。     

“十七年”抗战文学中中国人成长现象成因探究

中国"十七年"抗战文学中作家创作的突出特征是对于中国人在战火中精神层面成长的深入挖掘。作家们对于战火中中国人成长现象的关注是伴随着中国人受到抗战文化的启蒙与独立意识的觉醒而产生的;在作品中作家秉承着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以及文学的时代性与教育意义的创作主旨,更为全面地呈现硝烟中中国人顽强不屈的精神品格。"十七年"抗战文学中,中国人用昂扬的姿态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对于建设美丽中国、走在复兴之路上的当代中国人而言同样是一架助力器。     

沟通、交流与审美失衡——“十七年”时期《人民日报》文艺副刊“读者来信”考察

“十七年”时期《人民日报》文艺副刊“读者来信”对作品进行批评、建言或表扬,推动作品的艺术再加工,达到沟通与交流的效果。但同时,在倾斜的文学场中,“读者来信”遮蔽了作品内在的丰富性、差异性以及作品、读者与编者之间的矛盾,在泛政治化的场域中,也就无法全面客观地评价作品的美学价值,从而走向审美失衡。     

建国后30年巴尔扎克传播史述评

建国前,我国的巴尔扎克传播,已初见端倪。之后至新时期学前,近30年里,受“土壤”影响,传播呈阶段发展：前17年,渐趋深入;后十年,停滞不前。该局面的形成,与我国当代学发展的环境、现实主义在学中的流变等密切相关,与傅雷等传播的个中因由紧紧相连。     

近十年来革命“样板戏”研究述评

革命“样板戏”将是人类文学史与精神史永不过时的话题。近十年来(1996-2006)学界关于它的研究视野、思路与深度进一步有所拓展。研究对象集中在文本、剧场与电影。研究路向主要包括创作思路、观众研究、艺术分析、思想主题、语言风格、人物形象、叙事模式等方面。对“样板戏”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对得失进行评价、对未来走向进行预估,有利于建立新的研究基点与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