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史料观与《中国历史研究法》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搜集、整理和鉴别史料,以及史学研究者自身的素质,是影响史学研究的重要因素。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阐述了他的史料观以及对治史者的要求,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浅析梁启超的治史思想——以《中国历史研究法》为例

梁启超作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历史学家,非常重视史学理论的探讨,《中国历史研究法》是其史学理论的代表作,介绍了梁启超关于史学理论的具体思想,包括史学意义及其范围、史之改造、史料观、史料论述等方面,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史学的过渡--读《中国历史研究法》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总结了中国古代历史贵族性的特点,点出了私人著史和官修史书的缺点,通过对古代史学的准确把握,提出了现代意义上＂史＂的定位、史学范围的划分,以及对大的历史背景的注意。同时介绍了历史学的主干－－史料的研究方法,在这其中,体现了当时中西方思想碰撞下的中国史学过渡时期的探索和矛盾,渗透出梁启超的史学精神和民族情感。     

《史记》的历史分期研究法

司马迁研究历史时，对他之前的三千年史进行了历史的分期研究，将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六个时期，并以能影响一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为界标，以考察每个时期历史的主要特点为标准来划分历史时期，力求使自己认识到历史自身运动的规律，看清历史的本质，使他的历史研究具有较强的严密性和科学性     

浅谈史学之改造——读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史学理论的奠基者。《中国历史研究法》是其最重要的历史著作之一,被称为我国最早的具有史学概论性质的专著。书中详细记述了其史学思想,对于中国史学界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内容的概述,简要介绍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史学的改造。     

蔡尚思《中国思想研究法》的方法论意义

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法》,是蔡尚思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蔡尚思所提倡的为学的＂为人＂和＂为己＂目的,对材料＂开矿山式的搜集法＂以及学术批评的态度和方法,不仅对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而且具有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梁启超、钱穆历史人物研究之异同

梁启超和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都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作了一定的叙述,但研究历史人物的方法却不尽相同。对历史人物的分类,梁启超较传统,钱穆较新潮;对历史中少数人作用的看法,梁启超体现着一种矛盾史观,钱穆则是一种英雄史观;对于研究历史人物作用的看法,梁启超强调了时势造英雄,而钱穆则强调了英雄造时势;关于历史人物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梁启超强调二者的平等地位,钱穆则强调文化对其他领域的主导作用;关于历史人物研究的侧重点问题,梁启超同等看待事业成功或失败的人物,将各种因素综合在一个人物身上,钱穆则更为看重失败不得志人物的作用,强调个人意志的作用。     

弘扬民族文化,彰显民族精神——读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

钱穆先生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一直站在维护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从中国的历史着眼,肯定中华民族文化的地位,反击"西化"论者贬低本族文化的论点。始终致力于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全面考察,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特质,强调中国文化的长处和价值,重振民族的信心。作者就读钱穆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感受抒发对于钱穆先生史学思想的理解。     

历史研究法刍方－兼评《西的没落》

德国中学教师斯宾格斯勒出版《西的没落》一书，震憾世界，作一夜成名。该书被译成许多字，在世界上产生巨大影响，《西方的没落》给历史研究方法带来启示，即历史研究当打破过去传统的历史叙述法，充分运用哲学思维，进行理论阐述，在历史研究方法与史学体裁上大胆采用“历史思维学”新方法，斯宾格勒开了运用“历史思维学”撰史的先河。     

试论《历史与社会》综合文科课程的前景与困惑

《历史与社会》是2001年国家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中新设立的一门综合文科课程,以实施公民教育为目标,以培养现代合格公民所应有的人文素质和社会责任感为宗旨,以整合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关知识与技能为内容。文章作者通过全面分析《历史与社会》课设立的宗旨和背景,结合调研,阐述了此课程在我国当前实施的现状及困惑,并指出了＂课程就是教师本身＂,旨在强调通过师资建设改变现状。     

梁启超对近代中国教育的主要贡献

长期以来,由于学术界批判改良主义渐进论的影响,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中对梁启超教育思想的评价与他对中国近代教育开创性的杰出贡献是极不相称的。本文从下述几个方面阐明梁启超对近代中国教育的主要贡献:成功地推动废除八股;倡导成立各类学校;首先提供近代学制的蓝本;首倡教育当定宗旨;系统设计了近代学校管理制度;编译近代教材;首创近代学校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育思想及成就,家庭教育等。     

胡适与梁启超

梁启超是我国清末以来思想和学术界的代表人物,胡适在年轻时就受到他的极大的影响。他们相识之后,在学术上的交流和批评就成为他们之间往来的一大亮点。最有影响的,一个是梁启超公开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个是他们在《墨经》研究方面的相互商榷和批评,他们这种敢于直面的批评态度和“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为学术界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谈梁启超的趣味教育

梁启超在其趣味主义人生观的影响下,对教育问题的认识有着独特的见解,提出了趣味教育。梁启超是从对教育的观念、目的、内容、方法等几个方面的认识来阐述教育有什么趣味,如何使教育有趣味的。趣味教育思想使我们对教育的认识和理解有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它对教育尤其是教育理论有一定启示意义。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关系探源

五四运动既是思想文化上的启蒙运动，也是救亡爱国运动。梁启超与五四运动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戊戍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倡导“新民”学说和“文界革命”，反省传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对五四知识分子产生了极犬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游历欧洲的梁启超以私人身份旁听巴黎和会，维护中国权益，及时将巴黎和会损害中国主权的消息传到国内，点燃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线。虽然梁启超晚年思想渐趋保守，但他仍然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个性独立、民主自由、科学精神、道德革命表示赞许，他是新文化运动的辩护者而非敌对者。欧游归国后，梁启超高度评价五四运动的意义，希望五四运动变外交的国民运动为内政的国民运动，建议青年致力于文化运动以光大五四运动的价值。同时对五四运动中科学万能论、科学口号化等缺点进行了反思。     

梁启超进化论伦理观中的自由意蕴--以《新民说》为中心

梁启超的代表作《新民说》结合了西方自由主义理论,梁氏以进化论为依据提出“道德革命”论,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提出质疑;他论述个人精神自由的重要性,并指出“除心奴”是实现精神自由的关键所在,这些都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但同时其伦理观又具有很大局限性。     

论严复与梁启超的思想交锋

甲午战争之后，随着“东学”的兴起，使得“新学”内部又分化成“西学”与“东学”两种势力。前者主张直接从欧美摄取西洋文明；而后者鼓吹以明治维新为样板，由日本间接吸收西方文化。虽然双方共同致力于传播启蒙思想，但在对于西方文化的基本认识方面，还存在着不少意见分歧与门户之见。清末民初，“西学”大师严复与“东学”巨擘粱启超之间所展开的数次思想交锋，在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成熟与发展。     

盟友与对手之间:梁启超与中国同盟会关系述论

中国同盟会是近代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创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在同盟会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     

初探梁启超与韩国近代文学的关系——以梁启超与安国善的影响关系为例

梁启超对于韩国近代文学界影响深远,尤其是在韩国近代文人安国善的文学创作方面处处可见梁启超的影子,虽然1910年＂韩日合并＂之后,中韩文人之间的交流彻底被隔绝,但是,梁启超对安国善的影响,乃至对整个韩国的影响都是不可磨灭的。因此,以梁启超与安国善的影响关系为例,揭示中韩近代文人以＂小说观＂为媒介进行交流的历史痕迹。     

梁启超与钱穆的专门史观初探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和钱穆,都对史学理论尤其是专门史的理论和方法,作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分别在20世纪20-30年代和60年代著有《中国历史研究法》,成为上世纪中前期我国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重要成果。在论述专门史的研究时,他们都借鉴和扬弃我国传统史学理论方法以及近代西方历史文化观,从部分与全部、特殊与一般,以及从专门史与普通史关系的角度来诠释专门史,从而形成富有时代气息和个性特点的专门史观。而二者的专门史观又有一定的差异,梁启超把历史分为专门史和普遍史,不只是表明历史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认为专门史是与普遍史或文化史相对应的,是明了全部历史的基础;钱穆则强调从文化、通史的角度研究专史,又由专史而通史,以见历史大体。总之,梁启超突出传统的史体和史法的继承,钱穆侧重文化和哲学的追寻,这是他们的专门史观区别较大的地方。     

梁启超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附会”现象

梁启超一生既不断地以中学比附西学，又对此作法多次提出批评，这既可视为近代学人在中西文化发展，融会中的一种宣传策略，又证明了人类文化的精神相通性，但是，它往往不能传达西学的精神实质，模糊了中西学在诸多方面的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