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历程与机制研究

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是在对中国社会发展作出积极回应,并提供对于特殊时代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思想启发中开始的,更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中实现了对自身的认识与反思后而融入中国社会的。当前,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从“适应中国社会”走向了“表达中国文化”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西方哲学主动融入中国哲学新形态的建构中,成为中国哲学新形态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主动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在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开始以融入的方式开显自身的理论发展方向;产生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诸多理论成果。“积极应变、自觉反思、主动融入”是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整体发展机制,由此也形成了西方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理论自觉。     

在科学与哲学之间——冯友兰《新理学》的定位困境

冯友兰的《新理学》试图以西方哲学的方式“接着讲”，发展中国本土固有的文化思想系统——宋明理学，使中国思想成为符合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哲学。他采取的方式是抹平中西方思想系统的差别，将理学视为哲学，认为需要加以区别分判的仅是科学与哲学两个学科间的差异。但是他构建的新体系由于将科学与哲学的距离拉得过近，而有将人生观科学化、将存在论知识论化的倾向，从而陷入定位的困境。     

百年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反思与现代发展之路——兼谈思想的创生能力与现代合法性之关系

自西化运动开始的一百余年来，中国哲学的研究活动基本上是为中国哲学寻找合法性根据的过程。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除少数一两种属于传统中国哲学的方法以外，绝大部分方法的思想基础是西方的观念体系。这种以西方哲学的立场、流派、思维或方法对传统中国哲学进行解析和批判，实质上是以西方哲学框架体系剪裁和定性中国思想从而给中国哲学观点贴西方哲学标签的行为。这种行为对中国哲学的原生状态视而不见，传统中国哲学的生存性价值和超时空意义遭到了否定，因而中国哲学获得的“合法性”是被判定了“死亡”的“合法性”。一种哲学的“合法性”不在于它是否符合了某种外来的规范或标准，而在于它自身是否在现实社会还具有创生新思想的能力。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只能从中国哲学自身在现代社会的创生能力中得到证明，这应当是确认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根本标准。创生能力的根本标志就是新的中国哲学诞生——一种既不同于传统中国哲学也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哲学；是对两者超越的哲学；是能够与两者对话的哲学。一方面它必然表征的是现代中国人的独特思维方式、独特的语言，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值得全人类思考的东西，是属于全世界的。具体标志则应当是出现了可以与《论语》、《老子》、《庄子》等相媲美的哲学著作，出现了像孔、孟、老、庄那样伟大的思想家，可以与当今世界强势哲学对话的新对话者。     

哲学的本性与中国哲学

哲学的本性和功能，在于寻求意义、确立价值、启迪智慧、锻炼思维。西方哲学以“本体——现象”为特征的运思范式，曾不可避免地陷入本体与价值、知识与价值的矛盾困惑之中；中国哲学从总体是建立在道德心性论和“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心物合一”的基础上，尝以“本体——工夫”为基本的运思范式，这样，西方哲学曾有过的困惑，中国哲学因其所特有的价值形上学品性而使其得以消解。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哲学是最合乎哲学本性的一种民族性哲学。     

哲学的定义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哲学不是学科,而是一种探索活动。哲学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人类生存的安全问题,中西方哲学的不同之处在于解决安全问题的方式不一样。西方人认为人可以靠自身的能力扎根于世界,担忧的是生存的环境是否真实,因此求真就成了西方哲学的目的,“本体”就成为了西方哲学的核心观念;而中国人则认为人是不可能靠自身的能力立足的,人的生存必须依赖于整个社会,因此处理关系求善就成了中国哲学的首要任务,探求解决方法的“道”便是中国哲学的核心观念。     

“宗教”如何“解构”“哲学”──论古代基督教对希腊哲学的“接纳”及其后果

本文以罗马帝国时期为例,阐释基督教思想与西方哲学的关系,指出不能单纯从西方哲学发展角度看待基督教思想与希腊哲学的关系,而应把握古代西方文化向中世纪过渡的全景,具体探讨冲突双方所处的位置及其作用。笔者认为,从基督教与希腊哲学思想交锋的最终结果来看,主要是基督教神学“解构”了希腊哲学,而不是希腊哲学“解构”了基督教。     

从革命党的哲学到执政党的哲学——兼论“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的哲学争论

斗争哲学不是只讲斗争,不讲统一;和谐哲学也不是只讲统一,不讲斗争。关键的区别在于,斗争哲学强调斗争是要达到旧统一体的破裂,实现事物的转化;而和谐哲学虽然也讲斗争,但斗争是为了保持统一体的存在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斗争哲学是强调质变的哲学,是革命党的哲学;而和谐哲学是适应量变的哲学,是执政党的哲学,它强调质的稳定性。1964年爆发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论战,是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的对立,是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在哲学上的反映。     

重审西方哲学背景——中国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条路径

重审西方哲学背景是中国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它意味着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研究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而与西方哲学学科相交叉、渗透,意味着不仅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到西方哲学发展史的进程中加以考察,而且意味着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时要研究西方哲学传统本身,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西方哲学流派进行比较,使它们相互“对话”。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对待西方其他哲学流派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重审西方哲学背景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一直到整个80年代是第一个阶段,90年代后为第二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研究的重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近代哲学的关系问题上;90年代以来重点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在重新评价现当代西方哲学的过程中,学者们围绕是否应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究竟应该从现代西方哲学中吸收哪些合理因素、西方现当代哲学对于近代哲学究竟有哪些继承关系等问题展开研究并仍然存在着大量的争论。     

在传统、西方与现代之间--对中国哲学现代化的思考

通过对百年来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反思 ,我们看到在西学东渐背景下建立的中国哲学学科从一开始就是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基础的 ,在传统、西方与现代之间中国哲学失去了自身的主体性 ,这一状况延续至今。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合法性”的争论深刻反映了中国哲学一直以来存在的问题以及同西方哲学之间存在的纠缠不清的关系。在当前中国哲学的研究中 ,我们必须实现研究方法的转变 :一方面要破除旧方法的束缚 ,回到传统 ,理解中国哲学思想的本原 ;另一方面也要同西方哲学建立起真正的对话。对话的基础是要建立起中国哲学自身的主体性。     

多元论与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探析

“中国哲学合法性”的提法有两个问题维度,即中国有无哲学与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主体性。19世纪末以来逐渐出现了一元论的终结与多元论的出现的局面。在多元论的视野下,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哲学殊相之一。作为多元哲学中的一支,中国哲学必须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只有这样,才能发生由“哲学在中国”到“中国的哲学”的转变。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本文认为 ,在当前研究中国哲学史中 ,不仅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理论指导 ,而且也要借鉴西方哲学中某些合理的研究方法 ;在比较研究中 ,要注意可比较研究的条件与前提 ,不可随意比较 ;治儒哲学必先治“经” ,要注意儒家后继者对“经”的继承与发挥 ;新儒学基本未突破“内圣外王”的模式 ,不可对新儒学作过高的评价。     

中西兼顾的相融方式--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新探

中国传统哲学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用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解释自己的传统。犹太人最早以完整形态的宗教传统和西方哲学相遇,并在相互的冲突和对话中发展出自己的哲学形态,从而成为后来东西方哲学会通的范例。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主流———儒家学说与犹太哲学发展的背景是很相似的,本文就试以犹太哲学为范例并以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为具体例子来对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具体操作进行初步的探索。     

理想的生活之道：自制与外制的统一——基于对中国古典哲学重新审视所获得的新生活观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天命（道）与人事的关系问题;一是理性与情欲的关系问题。与之相应,中国古典哲学可被分为“人事论”和“人心论”两大部分：先秦两汉哲学以“人事论”为主,着重从客观方面探讨天道（命）与人事的关系问题;宋元明清哲学以“人心论”为主,着重从主观方面探讨理性与情欲的关系问题;魏晋隋唐哲学则显示出“人事论”与“人心论”并重的特点。以人事论和人心论为基本内容的天人关系论,本质上是探讨人的物质活动（“事”）和精神活动（“心”）及其相互关系的生活哲学。这种哲学以追求理想的自制生活为基本精神,它与以追求理想的外制生活为基本精神的西方哲学应可相互融合,并由此形成一种新生活观,即理想的生活之道是自制与外制的统一。     

哲学的任务——论中西方哲学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差异

“中国哲学合法性”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都穿行于语言文化的空间,探究着哲学型的概念。不过,与西方哲学比起来,中国哲学不仅追求在理论上辨析理念,还追求在实践上实现理想。中国哲学比西方哲学多出来的经世致用倾向使得中国哲学与社会现实更牢地绑定,中国哲学家们也更深地涉入现实社会架构,其“士人”的社会身份弱化了其“哲学家”的思想身份,导致中国哲学在思想上的特色越来越弱。在这方面,中国哲人有必要保持其“哲学家”的本色。     

也谈"中国哲学"的民族特性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或“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是近来“中国哲学”界争论较多的热点话题。究其实质，探讨的是相对于“哲学”或“西方哲学”而言，“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是否成立，及成立的理由和根据是什么。以作为概念的中国哲学的三个负面效应作为切入点，并采取一一对治的方式，试可对隐含在这一问题背后的深刻内涵，作一次比较全面的揭示．     

马克思现代哲学思维范式历史原像探微

在对近代哲学思维范式的扬弃中,现代哲学思维范式凸显出两大典型代表,即马克思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虽然二者在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上具有“家族相似”性,但马克思哲学从“现实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出发,展开对传统哲学和现实世界的批判,与现代西方哲学相比,更加具有彻底性、科学性和颠覆性.随后的后现代哲学虽然在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绝对主义的口号中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批判”维度,但其“批判”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相脱离,仍然没有克服其先天的不足.关注和研究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维范式,通过剖析马克思哲学对近代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哲学的批判、超越及对话,揭示马克思现代哲学思维范式的历史原像.     

先秦名辨之学的语言哲学蕴涵

中国哲学要建立能够与西方哲学对话的共同话语,需要对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有基本一致的观察视角。先秦时期名辨之学世人极为关注。然而,后世冠之以名学、辨学所研究的内容,究竟能够与西方哲学的哪些门类构成共同对话通路,却一直存在争议。中国学者多将其归为逻辑学,西方学者则以为如此归类较为牵强。本文基于先秦典籍分析,依据语言哲学的判定原则,认为先秦名辨之学,部分可以归于逻辑学内容,部分则蕴涵着语言哲学内容,并概要指出,先秦名学之中诸如指称论、语源论、类型论、解释论以及语用论等内容是语言哲学的主要研究目标。     

中国哲学中的“存在”概念

中国传统哲学中没有与西方哲学的“存在”相对应的概念,但有类似的思想,知道、气、理等;不过仅仅是类似,而不是相同,因为中国传统哲学中所理解的这些范畴虽然具有本质的含义,却并不是独立的实体,而是与感性事物融为一体的.在现代中国哲学中引入了西方哲学的诸多概念,包括存在(being)概念,但由此引发了翻译问题的讨论,许多学者主张把being翻译为“是”.这种翻译会产生更多的问题,将其译为存在是合适的,翻译根本上是一种理解,是把另一种文字中包含的文化信息嵌入本族文字和文化的过程,而理解就会有差异.因此将一种哲学完全准确地翻译为另一种文字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哲学研究的重点就不应放在文字的理解上,否则便会舍本逐末,妨碍哲学研究的深入.     

刘笑敢：反向格义

“格义”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其中一些概念、范畴不好理解，于是中土僧人便以老庄的术语模拟和解释佛教教义，帮助一般人了解佛教的基本内容，这种方法的特点是以本土固有的经典解释外来的教义。但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是要以西方哲学的概念体系以及理论框架来研究分析中国本土的经典和思想，也就是像人们所说的，如果不借用西方哲学的概念语言，自己的传统反而不容易理解了，这与传统的“格义”方向相反，所以我们称之为“反向格义”。我提出“反向格义”的目的主要是唤醒一种自觉意识，就是说我们不能避免用西方的语言、西方的哲学概念、     

以人为本的哲学基础

一、人本主义哲学 无论在西方或中国哲学界,都没有统一的人本主义哲学概念。目前我国哲学界谈论的人本主义,大多是指现代西方哲学中与所谓科学主义思潮相并立(而非对立)的一种思潮。 国外哲学界一些人士将现代西方哲学划分为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现代西方哲学大部分流派,都在反对以心物作为出发点的基础主义、本质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