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拟骚诗在文体层面对屈骚的继承与新变

汉代拟骚诗是对屈骚的解读之作,在语词、句式、修辞手法、体式等方面均受到屈宋辞的影响;但受汉大赋的影响。又表现出重铺排罗列、描写细致以及骈偶化、整饬化的赋体特征。     

汉代拟骚诗在屈原生平研究方面的文献价值

汉代拟骚诗既是模拟楚辞的文学作品,又是对屈骚的传述与解读,所以蕴含有反映屈原生平经历方面的资料.拟骚诗对屈原生平经历的反映,有的与史传所载相吻合,有的可印证、发明屈骚,有的可补史传之阙载,对于屈原生平研究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楚辞在汉代传播与兴盛原因考论

屈原的楚辞作品乃战国楚地文化的产物,汉代时迅即在全国广泛传播乃至兴盛。汉代统治阶层几乎无不爱好提倡楚辞者;汉代文人学者几乎无不深入研究、学习借鉴楚辞者。究其原因,是与汉代兼容并包的文化土壤、统治阶层的提倡、汉人对屈原精神品格和“发愤以抒情”创作精神的深刻认同密不可分的。     

拟骚作品的接受与传播

通过清理<九辩>以及汉代拟骚作品中有关屈原及楚辞作品的流传,可以了解战国至西汉初期楚辞作品流传的具体篇目和屈原的遭遇事迹,由此形成的以屈原为中心的楚辞文学的传统,可以弥补先秦、汉初文献记载的缺失.特别是其中大量的诗句因袭,可以见出作者的精心构思,并不是所谓的简单模拟.它是以第一人称方式,以屈原身份说话的艺术表现方式.     

楚骚与汉代抒情赋

先秦的抒情作品严格说只有《诗经》和楚辞,研究汉代的抒情购,沟通两具时代血缘关系相近的抒情文学体裁,可以认识抒情主体的思想变化和对抒情体裁的继承与发展,汉代抒情赋体现出作者在新的封建政治统治下的心路历程,人格变化和主动向道家思想的追求,体现出伴随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于女性形态美的欣赏和汉代士人的婚姻观念,在表现形式上,继承并发展了楚辞纪行,写景抒情的手法,使之更加自觉,细腻,和文人五言诗一样,汉人已有意识地追求创作主体和外在景物的沟通。     

宗经与慕骚——骚雅词的抒情精神内涵

＂宗经＂与＂慕骚＂是骚雅词的精神内涵,自晚唐五代以来,词在发展过程中兼容会通,深受诗教雅正传统观念的影响,并吸收楚骚怨慕精神,不断开创拓新,延续了传统诗学比兴递嬗,托兴深微的通变与创新,成就＂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抒情精神,展现骚雅词博通之趣。     

诗骚传统艺术精神的绵延——论汪曾祺的诗化抒情体小说

注重抒情的中国古代诗骚传统作为一种艺术精神影响了汪曾祺的诗化抒情体小说创作.本文从小说的结构、审美、语言以及抒情性四个方面来考察这种影响.     

“士不遇”的屈骚解读及其在汉代的现实意义

“士不遇”是汉人屈骚解读的突出主题。汉代的仿骚、悼骚作品往往通过对屈原经历遭际、思想行为的演绎和选择、议论和评价,突显出屈原怀才不遇的命运悲剧;流波所及,文坛上出现了大批以“士不遇”为主题的散文和赋。共同汇成了汉代文坛“士不遇”的洪流强音。“士不遇”悲情既是屈骚所固有的情感内容,也是汉代士人对自己乃至千古士人悲剧命运的思考结果与屈骚悲情共鸣所撞击出的耀眼火花。经汉人的屈骚解读,第一次把“士不遇”主题彰显于汉代文坛而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自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士不遇”主题的重要地位得以确立。     

试论诗骚怨刺精神的异同

屈原继《诗经》之后 ,开创了崭新的诗体——骚体诗。《诗》、《骚》怨刺时政的精神是其主要相同之处 ;但从《诗》发展到《骚》,随着时代的变迁 ,其怨刺精神的嬗变依然明显。概言之 ,就是《骚》诗中的主体意识与个体精神的增强。《诗》、《骚》怨刺精神所包蕴的刺政刺时与主体意识两方面的内涵 ,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现实、积极入世与独立不迁的品质。初见于《诗》,定成于《骚》,对后世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曹植诗歌对诗骚的继承和创新

曹植作为“建安之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成就的取得和他对以前文学的接受分不开。从曹植对诗骚继承和创新这一文学接受角度,分析了曹植诗歌在创作中对诗骚的继承和创新。这种继承和创新主要包括：曹植诗骚创作精神的继承;曹植对《诗经》艺术手法的继承和创新;曹植对楚辞艺术手法的继承和创新三个方面。     

两汉学者的屈骚批评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两汉时段,出现一个独特的理论内容———屈骚批评,即诸多学者对屈原及其《离骚》创作,各抒己见,发表评论,做出思想和学术意义上的价值评判,客观上呈现出批评与反批评的论辩态势,形成了较早的学术探讨热点。其中的学理与情趣饶有兴味,反映了汉代先贤的政治思想、文艺观念与生命意识,值得当下学人深思和借鉴。     

《文心雕龙》视域中的《楚辞》

《文心雕龙·通变》篇认为《楚辞》是文章"从质及讹"的转折点,希望通过"宗经诰"与"变乎骚",达到文章"通"与"变"的平衡。在这一大背景下,刘勰将《楚辞》列入"文之枢纽",并在《辨骚》篇中提出了"倚经驭骚,酌奇存真,玩华保实"的写作原则,把"文"之变纳入可以指导的范围内,《辨骚》篇的宗旨就是指导人们如何"驱辞力"和"穷文致"的。这一写作原则与"正言体要,恶乎异端"的思想密切相关。《风骨》篇与《定势》篇还从不同角度对《辨骚》篇的写作原则进行了补充和丰富。实际上,刘勰就是借《楚辞》来述其运辞之道,这是他解《楚辞》的独特之处。     

《汉书·艺文志》为何不录《楚辞》

本文以探讨《汉书·艺文志》为何没有著录《楚辞》入手。梳理了《楚辞》一书的结集过程,探讨了《别录》与《楚辞》二书完成时间的先后。认为刘向写《别录》在先。结集《楚辞》在后。所以《别录》中没有收录《楚辞》。班固因袭《七略》既成体例。故不录入。     

汉武帝时期的楚歌研究

楚歌作为汉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作贯穿汉代始终并在汉武帝时期攀升至顶峰。汉武帝时期的楚歌创作不仅丰富了楚歌的题材和主题,并加深了楚歌的表现力和文学性。文章在整体把握楚歌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对汉武帝时期的楚歌创作和兴盛原因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解读。     

儒家《诗》教传统与汉代诗歌讽谏论

孔子强调诗歌讽谏功能的诗教、诗学观,对汉代产生了重要影响。《毛诗》大小序、三家《诗》、司马迁、班固、王逸、郑玄等皆继承了讽谏论诗的传统。汉儒不仅在文学批评中强调诗歌的讽谏功能,还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以《诗经》当谏书;在创作上,仿照《诗经》作者“大谏”的传统,在诗歌中寄寓讽谏之义。重视诗歌的讽谏功能,是汉代诗学的重要特点。     

刘勰楚辞观简论——以《文心雕龙.辨骚》篇为中心

本文认为，刘勰的《辨骚》篇是楚辞学史上第一篇最精辟、最深刻、最具创见而最富赞美之情的《楚辞》专论。它从通变特征、艺术成就、文学地位、后世影响等方面，对屈骚进行了较为系统而全面的评价，不仅总结出了“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附其实”的文学创作原则与规律，而且对于后人研究《楚辞》具有方法论意义，刘勰的楚辞观值得重视，此外，对“博徒”一词的误解预予以驳正，认为是褒词而非贬词。     

论屈骚缘情而瑰奇

屈原骚体诗，以其瑰丽奇幻之美创造了中国古代抒情诗的艺术典范，其魂丽奇幻抒情特定之形成，在发生学意义上，源自屈原对于诗“抒情”的自觉以及诗人对民族高度活跃的情感个性的承传与超越。     

继承与创新浑然一体——评李诚的《楚辞文心管窥》

《楚辞文心管窥》是李诚第一部楚辞研究专著。此书结合历史典籍、宗教祭祀、图腾神话的广阔背景 ,对屈赋的文化内涵、艺术构思、作品结构及神话传说的特点作了探讨 ,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多有新的发明和突破。其治学严谨朴实、注重证据 ,研究角度新颖。但仅从屈赋的“时间”、“空间”总结其结构方式 ,显得过于单调划一 ;从屈作“两两相对”、“配属关系”寻其构思来源显牵强 ;“图腾崇拜”说也欠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