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出版

由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刘学锴教授撰写的《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已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著者在完成了《李商隐诗歌集解》、《李商隐文编年校注》、《李商隐资料汇编》、《李商隐评传》基础上的又一新作。作为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唐代大诗人接受史系列”的一个子项目，《李商隐诗歌接受史》，根据统一的构想，每个大诗人的接受史大体上分为“历代接受概况”、“阐释史”、“影响史”三个部分。     

也谈《醉翁亭记》的主题思想——并简及其艺术成就

<正> 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以下简称“《醉》文”)的命意到底是什么,从它面世之日起,就有不同的看法。元代文学批评家陈秀明说:“东坡尝云:‘欧阳作此记,其词玩易(着重号系笔者所加.下同),盖戏云耳.’”①金代文学批评家王若虚的观点也与苏轼的看法类似:“宋人多讥病《醉翁亭记》,此盖以文滑稽。”②他们都是认为     

《醉翁亭记》“也”字衍义

《醉翁亭记》是欧阳修的山水游记代表作,而前人对其文则多有贬意,兹条举数家。“宋人多讥病《醉翁亭记》,此盖以文滑稽,曰:何害为佳,但不可为法耳。(《四部丛刊》影旧钞本《滹南遗老集》)。“一篇之制或数百言,撮其旨不越数十字而足矣,然而正言曲证,前引后申,所引不过举业之书,所申不过举业之义,实义无几,助词累倍,     

有自己作为的“接受史”——《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在接受史研究上的意义

虽然现代中国的文学学科的建立，其理论基石基本上依赖于对域外理论的接受，但有关域外文论的中国接受史研究，在《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问世之前，基本上还未受到重视。该着不把“知识”创新的根基落在新观念、新方法、新视野之上，而是让“知识”回归到“问题”的求解这一原始的根本上来，以及它总是自觉地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从研究方法上进行考量，从而在展露出新颖的研究领地的时候，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有关接受史的独到的研究概念与方法的体系，这在中国的接受史研究的一定的范围或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具有范式开创意味的。     

对“接受史研究”应在宽容中接受——与袁晓薇博士商榷

袁晓薇博士的论文《别让“接受”成为一个筐——谈古代文学接受史研究的变异和突围》分析了当今接受史研究的误区,并给出了几条“突围”的良方,值得肯定。但该文中一些观点与评述存在偏颇之处,会使读者对接受史研究的现状产生诸多误解,不利于接受史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对于新兴的接受史研究来说,与其过于苛责,不如更多地予以宽容。     

浅析《文心雕龙·史传》的史学地位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涵盖很广的作品,尤其是《史传》部分,不失为优秀的历史理论性文章.通过深入分析,可以见出《文心雕龙·史传》在中国史学中的作用和地位：首先,“文学”非“史学”,“史学”即“文学”;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理论发展到了新阶段,这与《史传》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最后,《史传》还影响了刘知几,孕育了“史家三长”思想的雏形.     

走向《史记》接受史研究

在西方接受美学理论的参照下，审视两千多年来的《史记》研究历史和现状，我们发现，《史记》接受史的研究极为薄弱，有必要提到研究的日程上来，具体而言，它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即效果史，阐释史，影响史的研究。     

《文学美学与接受史研究》出版

陈文忠教授的《文学美学与接受史研究》,被列为安徽师范大学学术文库第二辑,新近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354千字。陈先生长期执教本校,在文艺学、美学、诗学,特别是文学接受史等领域辛勤笔耕,多有建树,20多年来,在《文学评论》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出版有《中国诗歌接受史研究》、《美学领域中     

诗国第一情歌的审美之旅 ——《关雎》三千年接受史的文化启示

作为"诗三百"的开篇之作,《关雎》 堪称华夏诗国的"第一情歌".孔子作为 《关雎》 的第一读者,以整体性视野,从审美与教化双重角度,奠定了 《关雎》 三千年接受史基调.汉代儒生"《诗》 作经读",优美的婚恋情歌成了严肃的伦理教材.从两汉"《诗》作经读",经魏晋"文的自觉",到两宋以及明清强调"《诗》 作诗读",《关雎》 逐渐恢复原初的情诗面貌.现代接受者从纯文学观念出发,一致把 《关雎》视为男欢女悦的情歌.纵观《关雎》三千年接受史,这是一部由"《诗》作经读"到"《诗》作诗读",亦诗亦经、亦经亦诗,审美与教化双线演化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人诗评观念和审美意识的嬗变史.从阐释学看,诗与诗的阐释都是传统的构成部分.今天,当人们超越了伦理主义与审美主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以同情的理解看待诗教传统,完整认识《关雎》以及《诗经》在历史上"诗"与"经"的双重身份和双重影响,又引起了当代接受者的新思考.由此,从孔子到今天,《关雎》三千年接受史形成一个审美之圆.     

《史》《汉》类传比义

由于司马迁与班固两位史家所处的时代背景、个人出身与遭际及各自史学才能之不同,因而《史记》和《汉书》中的相同的类传虽记述时代、内容基本相同,但评价却大为不同。表现在对西汉王朝的看法上,《史》多讥剌之辞而《汉》则代之以雍容圆滑的记述。在道德评判上,《史》往往冲破伦理道德的束缚,而根据人物的具体情况定其优劣;《汉》则自觉地以统治者的代言人自居,处处以统治者的正统思想来绳墨历史。在义利观上,《史》重利但不排斥义;《汉》则重义而轻利。《史》、《汉》类传之异鲜明地体现了两位史家的史学思想。     

《史通》所见“三史”考证

刘知栽在《史通》中经常提到“三史”,周一良先生认为这“三史”是指“旧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而非“新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他说：“徐坚《初学记》卷二一《文部·史传二》云：‘世以《史记》、班固《汉书》、《东观汉记》为三史矣。’知开元中犹承六代旧习,目此三者为三史。刘子玄之作《史通》,其心目中三史亦指此三书也。”（《敦煌写本杂钞考》）并以《史通》中《叙事》篇“《晋》、《宋》杀青,又三史之不若”与《书事》篇“王隐、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异乎三史之所书,五经之所载也。范晔博采众书,     

论《桃花扇》接受史研究的内容与得失

接受者的接受活动是文艺作品价值实现的重要环节,对于戏曲作品和戏曲艺术而言更是如此。孔尚任重视读者和观众的接受和反馈,这在《桃花扇·凡例》中有明确的反映,并影响到了《桃花扇》的创作和文本,使得《桃花扇》的接受史研究具有独特的价值意义。《桃花扇》接受史研究主要包括版本源流研究、传播与接受研究、改编研究和批评研究等几个方面。目前学界对这几个方面的研究有得有失,并不充分具体,亟待拓展和深入。     

樵夫与《醉翁亭记》

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范仲淹等人推行“庆历新政”失败，欧阳修因上书为他们辩护获罪，被贬为滁州太守。在滁州任职期间，他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醉翁亭记》。作为一代文豪，欧阳修写文章向来追求用词精妙、简练而又通俗。《醉翁亭记》还留下了一段推敲文句的文苑佳话，为人们所传诵。     

景 人 情——《醉翁亭记》选点教学探析

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作为经典的写景抒情游记,以景、人和情为切入点,选择《醉翁亭记》中朝暮之美、四时之景、人物场景图和“乐”之情感四个点进行教学,聚焦课文的主要内容,注重培养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     

关于中国文学接受史研究的思考

中国文学接受史的研究实际上早就开始了,但是,关于这一课题的理论应用、基本原则、一般方法等等问题,至今还很混乱。20世纪80年代初期接受美学被引进中国后,大致经历了理论介绍、尝试运用、理论的中国化、中国文学接受史研究这样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基本上属于纯理论的范畴,第四个阶段才是接受美学具体运用的时期,也是接受美学现实的价值所在。因此,现在必须就中国文学接受史研究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方法进行深入讨论。     

易安体美学意蕴的历史阐释——易安词千年接受史考察

“易安体”丰富蕴涵是在历代的接受中不断得到认识发现的。从宋元时期创作风格的初探,到明代对词风词境的发明探微,再至清代对人格风神的体认,易安词的接受大致经历了低潮期、转折期、接受高潮期三个阶段,分别从艺术表现、本色词风、别样词境、人格风神四个层面丰富发展了“易安体”的内部构层。千年接受史也就是“易安体”美学意蕴的衍展史,并且这一接受过程也永不会完结。     

《醉翁亭记》和《前赤壁赋》的比较

《醉翁亭记》和《前赤壁赋》是中国山水游记中写得较为成功的两篇,总体来说,文章抑扬顿挫,构思新巧,于平易自然中见出结构之严谨;语言精炼生动,描绘细致精彩,感情深沉含蕴,意境优美邃放。但对比而言,苏文似浑浩流转之长江大河,雄浑恣肆、奇崛奔放;欧文则如碧波荡漾的清池曲水,神     

“史”的原义浅析

“关于“史”之原始含义,向无定论。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可举要如下: (1)许慎:“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说文解字》) (2)吴大澂:“史、记事者也。象手执简形。”“持中即执简册之象也”。(《说文古籀补》) (3)江永:“凡官有簿书谓之中。……故掌文书者,谓之史。”(《周礼疑义举要》卷五)     

辛弃疾词对《史记》典故的接受研究

辛词用典之丰富及自然巧妙,历代词人无出其右。通过对辛词用《史记》典的量化分析,结合辛弃疾“三仕三已”的人生经历,并对使用频次较高的《史记》篇目具体运用情况进行分析,进而分析出辛弃疾对《史记》的接受情况及运用《史记》典故与其人生经历及心态历程的关系。     

韩愈《毛颖传》接受史述论

《毛颖传》是韩愈另类于其载道文的一篇奇文,后世仿作颇多,其中很多“元素”也影响深远。历代对《毛颖传》的评价,低至“文章之甚纰缪者”,高至“千古奇文”,价值增减高下,因时因人而异。《毛颖传》文体特色、结构意蕴是学者关注重心所在,归《毛颖传》于“传”之“变体”。储欣评曰“以史为戏,巧夺天工”,简约而深刻地揭示了《毛颖传》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