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歌运动中的文艺界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展的新民歌运动,文艺界也参与其中。从收集、整理民歌,协助各地出版民歌集,到研究、赞美民歌的艺术价值,展开关于民歌创作手法和诗歌发展道路的两次大讨论,再到参与新民歌的创作、发表许多“民歌体”的作品,文艺界在这场诗歌运动中偏离了健康的轨道。这一段历史告诉我们,只有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能实现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论沈从文湘西乌托邦想象与古典希腊理想化

沈从文湘西乌托邦想象与近现代西方古典希腊理想化的思潮相契合,两者在寻求构建理想健全的人性和发展现代艺术上的思路与途径具有某种相似性与一致性,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湘西乌托邦想象是近现代西方古典希腊理想化思潮在中国的现代回声。从时间与空间两个方面深入分析论述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乌托邦世界所表达的人文追求-9艺术追求,可以为我们重新审视沈从文构建的湘西乌托邦世界提供一个新的向度。     

论政治权威导向的新民歌运动特征

1958年的民歌运动,是一场浪漫主义的文学运动,更是一场文学的“大跃进”,它积极应和当时甚嚣尘上的政治“大跃进”和经济“大跃进”,致使整个社会充溢着一种浪漫浮躁的诗情。它是政治权威话语的产物,其发生的原因与外部的权威导向密切相关。其创作者的民间身份（立场）显然被质疑并被消解。新民歌运动的形成其实就是集体主义膨胀的一个文学结果。     

《受活》在历史语境中的乌托邦情结

阎连科的《受活》运用怪诞的手法,在历史叙事中对生命的本源意义和主人公命运进行了深入的描摹和展示。但在反复推演传统文化精神与当下＂发展＂所面临的文化困境的同时,又借助历史语境中呈现出乡村乌托邦图景的巨大诱惑力,以独特的人文视角启迪人们对现实社会进行思考,其间既有苦涩也有幸福,使置身中国广大乡村之外的我们,在用怀疑的目光打量受活、以荒诞的心理阅读《受活》时,也会感受到以＂善＂为内核的真实的中国乡村的模糊映像。     

试论当代美国乌托邦运动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乌托邦运动之所以在美国得以复兴，与美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这一运动是青年运动的一部分，它与以往的乌托邦运动和青年运动相比，具有诸多明显的特点。尽管它因美国政府的压力和自身的缺陷最终走向衰落，仍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我们研究当代美国乌托邦运动，不应仅仅考查它的奇特故事，而应把它视为人们要求实现美好社会的尝试来理解。     

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现象思考

1958年新民歌运动是在特殊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下形成的，一方面解决了当时文学荒芜，一方面为后来的文学指明了政治方向。新民歌现象不仅展示了诗歌发展史上的怪胎，更能使我们感觉到民族行进途中的阵痛。     

论新民歌的民间性

新民歌是一种形式上比较新、精神内容上却又极为传统的艺术形式,民间性是新民歌继承传统民歌的精神实质.作者在进行歌曲创作时,常常以民间性为前提,保留原汁原味的民间意蕴为其审美特性.     

乌托邦作为科幻小说中现实可能性的书写

乌托邦冲动是普遍的,这一冲动在科幻小说中实现文学化后,成为一种对未来的现实可能性的书写。而布洛赫在《希望的原理》中提到了乌托邦的现实可能性,这与科幻小说的乌托邦书写具有相通性,这一书写所探寻的现实可能性,是与客观可能性相对的,并且,对现实可能性的书写蕴含否定性与肯定性的辩证统一。因此,科幻小说的乌托邦书写虽然经历过反乌托邦书写的否定和后现代社会的冲击,因其封闭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留,并通过辩证否定完成了对自身的突破,内化为大众的坚定意志,继续新一轮的乌托邦书写。     

论批判教育学的乌托邦想象

作为教育的原生内核,乌托邦想象并非是美好未来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其旨在激发人们知觉当下,并为美好未来的实现付诸行动,因此它不仅能够为教育实践赋生,同时也为教育学赋予了新的希望。批判教育学所蕴含的乌托邦想象力,构建了希望与解放的教育乌托邦,赋予教育美好未来的可能性;注重个体发展,培养具有批判性思维的新型未来公民;跨越边界寻求教育平等,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但与此同时,批判教育学的乌托邦想象在理论与实践方面也存在不足之处:"什么"和"谁的"追问下非此即彼的知识选择、政治性与教育性拉锯下陷入两难的教师角色,以及晦涩难懂的语言和去效率化倾向交织下的实践难题。     

学校德育：从“乌托邦”走向现实

中小学德育要提高实效，归根结底一句话，必须从“乌托邦”走向现实世界，走向人的生存世界，这是必由之路。     

“新民歌运动”的五大流弊

新民歌运动中虽然也产生了较为优秀的作品,但总的来看,其创作是糟粕远大于精华、劣品远多于精品,存在着五大流弊。这些流弊不仅影响着新民歌自身,而且对当代诗歌乃至整个当代艺创作都产生了相当严重的消极影响。     

平庸现实中的文学想象

文学叙事要使平庸的现实产生想象性和奇妙感,文学叙事中的现实与实际现实的不同,正是文学用想象来区别平庸现实与奇妙现实的地方。在市场化年代,我们用对个人生活的欲望想象来构筑文学平庸,用想象来表现并加强的常常是现实性叙事,想象正在演变为对利益、实用和享乐的渴望。中国市场化年代的文学想象力和奇妙性的匮乏有四方面主要原因:1.缺乏对历史与个人、市场化与人性追求的融合意识;2.不是文学该失去想象性,而是现实的人失去了想象力;3.想象力在我们的文学传统中受到一定限制,这种限制在市场化过程中被强化;4.利益欲望破坏了人们在现实中的浪漫感,萎缩的浪漫主义使人们失去对想象力和奇妙性的感受与追求。     

论教育技术的乌托邦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不断深入,教育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日趋广泛。然而,对教育技术的理想期盼不免与现实之间存在着诸多冲突,教育技术的乌托邦何时能够实现?论文首先回顾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教育技术理想幻灭史,随后重点阐述现代教育技术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的差距,在此基础上从宏观和微观角度阐述冲突形成的原因,以引起大家对教育技术有效应用与长足发展的反思。     

学术、文艺与政治的分殊——北大歌谣运动与大跃进新民歌运动“民间”取向之比较

“五四”时期的北大歌谣运动和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都是以民间歌谣的征集、创作为主要内容和方式的民间文学活动。但二者虽然都取面向民间之姿态,却各有倚重。发生于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的北大歌谣运动旨在文艺创作思想的革新和中国现代民俗学学科研究领域的开创;而发生于当代共和国历史的大跃进新民歌运动则旨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诉求。因此二者在对“民间”的价值取向上存在明显分殊,表征了不同时代语境的文化、政治内涵。     

对乌托邦及其在中国历史与现实中意义的探讨

乌托邦既是对美好社会的设计,又表达着对不合理社会现实的批判和超越。从前一角度讲,它是空想的代名词;从后一角度讲,它又是一种健康的精神力量。在中国思想史上,先秦时期的儒墨道各家在对现实批判中都体现了一种乌托邦精神。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乌托邦精神又表现在不满于现实的士人的超世追求,主张改革的政治家和儒家学者的政治理想以及农民反对封建现实的追求中。近代以来则成为先进中国人判断资本主义、追求公平和谐的大同理想社会的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它仍是消除现代性悖论,建设小康、实现和谐和解决民生的精神力量。     

想象“革命乌托邦”——30年代左翼小说对无产阶级革命前景的展望

30年代左翼革命小说有些作品描绘了作家想象革命后将来临的理想社会的图景.这些文本所展开的"革命乌托邦"的图景明显是以当时中共苏维埃政权所承诺建立的"苏维埃农村"为蓝本.它们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根底,但更紧密地与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政治实践联系着,凝聚了共产党当时的革命政治纲领和革命规划.显示出为中共苏维埃政权张本的征象.在乌托邦精神已成为人类普遍稀缺资源的当代,"革命乌托邦"小说为众人设想美好生活的精神和想象乌托邦的能力仍有动人的光辉.     

意识形态与社会想象:乌托邦文学——理想社会的整体构想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是社会想象的两个重要维度。意识形态是政治、哲学、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也是当今学术界最有争议的概念之一。乌托邦则是西方思想史、文学史上的一个永恒话题,尤其在西方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乌托邦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形成了一条少有间断的传统。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关系的理论框架内讨论这一问题,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乌托邦文学的社会文化内涵。     

美人鱼的想象与现实

在沙滩画个圆圈，属于我俩安逸世界，不用和别人连线；我不管你来自深渊，也不在乎身上鳞片，爱情能超越一切。     

解读现实语境中写作的困惑

以网络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数字化时代为学艺术的繁荣和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网络写作成为一种新的写作姿态，网络作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创作解放，不再被作品的发表、自己的名气、读的喜好、主题的深刻、题材的大小等所困惑。然而，市场经济大潮和“知识经济”冲击着图书出版市场，也迫使写作主体洗脑。出版商(社)在转型时期主动挑起“导演”重任，“命题作”、“给条件作”应运而生，写作又被迫穿上了“紧身衣”。写作主体在现实语境中面对这样的尴尬，而自由写作、不受约束的写作永远是写作主体追求的目标。     

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想象与现实

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但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水平远未达到世界水准,原因在于,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中,我们往往只抓住了表象问题,而没有抓住实质问题。在想象层面,我们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出发点"定位于升学,将"突破口"定位于学位体系的建立,将"验金石"定位于顶层设计的完善程度。但在现实层面,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出发点"在于促进学生生涯的多样化发展,"突破口"在于国家资格框架的建立,"验金石"则在于运行机制的完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