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唱和赠答、相互推赞与唐诗经典的人际传播

文学传播是文学经典形成的重要前提条件,也是文学经典进入读者接受视线的纽带。唐诗的经典化与唐人文学传播活动密切相关,饮宴酬唱、相互寄赠、推赞等人际传播活动是唐代诗人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文学传播活动不仅在地域上扩大了唐诗经典的传播面,也促进了唐代诗人的声名远播,从而成为唐诗经典化过程中一股重要力量。     

论吴伟业的宗唐诗学观

在唐宋诗学论争中,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初学"长庆体",其歌行诗"梅村体"风行一代。其诗歌创作以宗唐诗学为主,初始以云间诗派的宗唐诗学渊源为基础,并博采唐人众家之长,形成自己力传大雅的唐音之作;在具体诗歌创作中,以"史外传心之史"创作手法对宗唐诗学开创发展;最后以才思、性情、学识开创了宗唐诗学理论,其理论与创作实践均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唐人的"后院"--从唐诗中的"药"看唐人生活与创作

“药”在唐诗中大量出现,与唐人生活和创作密切相关。对生命的极度关注,导致唐人发现了药的诸多现实功能;而对药的热衷,则使唐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广度和深度上均超越前人。唐人把诗笔深入到从采药、洗药、炼药到卖药、服药、行药的各个细节,更将药园视作娱养情志的所在和优雅诗思的源泉,从而出入于理想和现实之间,自如地挥洒多彩的性格和情趣。于是,唐诗中涌现出大量与药相关的词汇、形象和主题,并由此影响到唐诗的风貌。可以说,药园与药既是唐人的生活后院,也是唐人的精神后院。     

《唐诗分类研究》前言

浩逊酷爱唐诗,常来舍间谈唐诗,谈唐诗研究,谈得头头是道,津津有味,乐此而不疲。他还常将发表在各地刊物上的唐诗研究论文寄给我,我得以先睹为快。今年秋天,他将自己多年来的唐诗研究成果《唐诗分类研究》送来我处,嘱我为他的书稿写一篇前言。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乐意做的事,欣然命笔,写下下面的几段话。唐诗,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底蕴,它揭示着唐代社会历史的真实面貌,再现着唐代的时代精神和思想英粹,反映着唐代的文化氛围和唐人的审美情趣,它又向人们展现了唐人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更可以打开唐代诗人心灵的窗扉,楔入诗…     

论唐诗经典生成的共生效应

根据互文性理论,我们可以将唐诗经典与后世与它产生联系的文学经典看成是一种互为经典的关系.唐诗经典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后世各种文学样式的创作或直接或间接都受其影响,其影响具体表现在诗文、小说戏曲等多个方面.后世这些文学作品与唐诗经典一起形成一种“共生效应”,在实现自我经典化的过程中,也促进了唐诗经典的形成.     

浅谈唐诗中的比喻

浅谈唐诗中的比喻尤兢生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顶峰，不仅诗人大家辈出，而且名篇佳作也数不胜数，仅《全唐诗》就收录了五万余首，这还远远未达到唐人创作诗歌的总数。唐诗的内容丰富多彩，艺术手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喻便是唐诗艺术表现手法中常见的一种。比喻是我国古典...     

论唐诗经典的基本属性、建构要素及途径

唐诗经典的基本属性是典范性和不确定性：典范性表现为能够代表某种范式的成熟,为后世创作提供借鉴;不确定性是由于审美思潮与价值标准会随着时代和个人而不断变化,并直接影响经典的建构。唐诗经典的形成主要取决于特殊的发现人,通过发现人而被广大读者所接受的。发现人对唐诗经典的标举是通过诗选、诗话、笔记和其他一些论诗杂著而实现的,其中诗选所建构的经典体系最为系统。     

唐诗与日本和歌

从唐贞观四年起,日本就向唐朝派遣唐使大规模输入中国文化,唐诗就是从那时起传入日本。日本文化发展史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与中国文化的交流史,而这交流史的一部分就是唐诗的接受史。所以,日本文学中很重要的一种诗歌形式——和歌的发展,也离不开唐诗的影响。     

延客与惑君——兼谈唐诗中胡姬的形象塑造

胡姬是唐诗中经常出现的一类文学形象。文章认为,唐代诗人塑造的胡姬形象大体有两类,一类是生活在市井之中的酒家胡;另一类则是宫廷或官贵人家的歌舞伎。前者在唐诗中的形象正面积极,是大唐盛世繁华的象征;后者则在安史之乱的特殊背景下背负了惑君的罪名。但是,唐人对安史之乱的反应是多方面的,这种复杂性同时也影响到了时人对胡姬的评判。     

论宇文所安唐诗史研究中的见与不见

宇文所安在唐诗史研究中有其新见:首次对初唐诗进行整体研究,发掘宫廷诗三部式结构,重新界定陈子昂文学地位;颠覆诸多盛唐文学成说;引入"中世纪"这一视角,以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中唐文学风貌;对晚唐诗歌进行互文性研究,提出文学史不等于朝代史的文学史观。但他的唐诗史研究,也有明显的误读和偏见:如对寒山、王梵志以及女诗人的忽略,"中世纪"视角研究的有效性问题,选文定篇比例严重失衡等。梳理其唐诗史研究中的新见和缪见对于国内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重写文学史热潮是回顾也是反思。     

盛唐诗歌理论滞后于诗歌创作的原因探析

盛唐时期,诗歌创作空前繁荣而诗歌理论却颇为沉寂,理论的发展明显滞后于创作实践。其原因在于:诸多重要的诗学理论已于初唐时期得到了深入的探讨,其观点和主张也多为盛唐诗人所认同;因为时代的熏染,盛唐士人大多过着心性放达的诗化生活,他们将主要精力投放到了与自由心性更为契合的诗歌创作上,而不愿意去进行纯理性的思考;盛唐时期确立的“诗赋取士”的定制,使士子大多热心于“实战”的演练,相比之下较为轻视理论的研究。     

从张说、张九龄创作的异同看盛唐诗歌的演进

张说、张九龄是初唐与盛唐之交的文坛领袖.张说的诗风主要接近初唐,张九龄的诗风则与盛唐为近.个人关系上,张说是张九龄仕途与文学上的领路人;诗歌创作方面,张说起到先导作用,张九龄则后来居上,成为盛唐诗坛的领袖和重要作家.他们二人既领导着当时诗坛的潮流,在创作上又各有重心,由他们的创作实践可以看出盛唐诗歌发展的轨迹.     

盛唐茶诗风格浅析

盛唐是中国诗歌创作的巅峰,但从茶诗创作的角度而言,却只是初兴阶段,可它在中国茶诗的创作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盛唐的茶诗作者们奠定了后世茶诗的基本风度和格调:淡泊俭约随遇而安、和谐宁静崇尚自然、清幽闲适且充满禅意。它以其独特的开创性,对后代诗人围绕着茶和茶事进行的创作,有着重大的引导意义。     

从《梧门诗话》看法式善的唐诗观

法式善是乾嘉时期重要的文论家。《梧门诗话》是法式善历时多年所撰成的一部诗话著作。在这部诗歌理论作品中,法式善评点了清代乾嘉诗坛的众多诗人诗作,提出了自己的＂唐诗观＂诗歌理论。法式善的＂唐诗观＂有以下两个特征：一是法式善在对唐诗的接受中,其诗论主体意识一旦形成,便产生了一种向后延伸的历史积淀,为自己及其后诗作追随者对唐诗的接受和评价定下了一个主调。二是诗话中对王孟诗渊源的探讨及其＂清＂、＂淡＂艺术风格的寻绎。     

论大历十才子与盛唐边塞诗派边塞诗歌审美特征的区别

唐代是边塞诗发展的极盛时期，中唐大历十才子和盛唐边塞诗派都写作了大量的边塞诗作。但二者虽属同一题材，可在抒情方式、诗歌意境、写作笔法、诗歌形式等审美特征上呈现出极大的差异。     

论唐诗里的樱桃

在唐代,樱桃不仅是人们品尝的美味,也是唐诗描写的对象。《全唐诗》中有关樱桃的诗歌数量众多,有描摹唐人欣赏樱桃花果的社会风俗,有状写天子用它来祭拜祖先和赏赐百官群臣的宗庙礼仪,有展示文人骚客借樱桃叹时光流逝、哀婉细腻的情感。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的编选原因

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是中国诗学史上一部久负盛名的经典唐诗选本。其编选原因客观上是由于社会当时政治安定,经济繁荣，历史上的选本未善．以偏救弊；主观上是因为沈德潜的个人爱好,他希望通过此选本垂示准则。以达发扬诗说、重振诗教之效。     

论盛中唐诗人构思方式的转变对诗风新变的影响

构思方式是决定诗风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系统地论述了从盛唐到中唐诗人们构思方式的转变对诗风新变产生的影响。指出盛唐人普遍以兴会作诗,而中唐人则有意打破兴会中意与象的平衡,从而写出了自己的风格。     

略论初唐应制诗

应制诗通常被认为是无甚可观的诗歌类型。但考察一下从南朝至盛唐诗歌艺术逐步走向鼎盛的发展史,会发现凡是应制诗写作集中出现的时期,基本上也是整个诗坛创作彬彬大盛、诗歌创作技巧有明显进步的时期。初唐应制诗就是这一情形的典型代表。初唐太宗朝、武后朝和中宗朝应制诗因宫廷应制集会的形式和具体创作背景不同而各不相同,主要作品也呈现出不同的具体面貌。     

试论唐诗的生活美和精神美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 ,唐诗是这一时代精神文化生活的产物 ,反映生活和精神极具深度和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