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天賦”舆“叙述傳統”中國人文學術傳統管窺

本文試圖通過描述兩干多年中個學術傳統的一個"重視歷史"①的持久特點,指出這種特點渐渐構成了這個民族在學術方面的最突出"天賦",而這種"天賦"又和一種以"叙述"馬主的傳統風格緊密聯系在一起.但在中國最近一百多年的激烈動蕩中,這一"特長"似乎又有些隱晦不顯,被棄而不顧甚至屢遭壓抑.這大概也是現代中華學術要開新局所難免,比如從廣度上説,古代的中華學術就幾等於人文學術,而現代的學術是大大地擴展了,或可劃分爲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三大類.②現代中華學術也從域外文化、尤其是西方世界的文化中,獲得了過去的學術遠不能比擬的一種眼界和深度.但是,中個學術在大片拓荒補短的同時,似也不應忘記"吾家之所長",更不必"盡棄家之所藏".尤其是傳統文化在2 0世紀還曾遭到過多次的嚴重打(歷)和顛覆,我們還有恢復歷史記憶、尤其是"重新叙述"我們的歷史的必要.     

安定書院與泰州學派:尊崇胡瑗的泰州儒學傳统及其與心學的離合

本文從《泰州志》的文獻着手,發現紀念胡瑗的安定書院與王艮的異時空交會,分别對於明末泰州學派的誕生與宋代以來泰州儒學典範中的胡瑗,提供了新的解析與觀點。先從地方史、書院史的角度剖析地方儒學,再分别從三次并祀現象説明胡瑗與王艮的事迹,最後從後現代史學的觀點討論了歷史上兩種泰州學派若即若離的關係與各自的發展。     

歷史的轉向 二十世紀晚期人文科學歷史意識的再興

"歷史的轉向"并非單純回歸到十九世紀的"歷史主義",蓋"歷史主義"所强調的"發展性"(development)和"獨特性"(individuality),在後現代的氛圍,兩者均需再經審慎的檢驗。而除却唤醒"歷史的真實性"(historicity),"歷史的轉向"需要對以往的史學進行一連串的反思。"反思"的對象包括上至國家、民族、社會、階級等客體,下抵學者自我的省察,甚至觸及時間(time)、空間(space)、時序(temporality)的範疇。這些概念往昔均被視爲理所當然、不證自明的分析單元,但只要梳理其底蘊,却都是特定時空情境所造成,是故得予重新解析,考鏡其源流。簡而言之,試以"過去"、"現在"、"未來"三者的關係,來界定"史學"的性質。傳統、近代及當代史學各自呈現不同特色:"傳統史學"旨在鑑古知今,乃由"過去"凝視"現在";而"近代史學"着重以今觀古,則由"現在"投射(回溯)"過去";晚近的"當代史學"却反其道,擬由"未來"定位"現在"與"過去"。     

現代中國的演説及演説學

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無論哪個政黨、派别或個人,只要想進行有效的思想啓蒙或社會動員,都離不開"演説"這一利器。本文希望深入技術層面,考察晚清以降的"演説",是如何被鼓動及訓練出來的。借助大量目前能找到的演説學譯本及著作,討論以下問題:一、作爲"聲音"的演説;二、"演説學"之傳入;三、演説的定義與溯源;四、分類、技術及姿態;五、無邊的"國事"及"有聲的文學"。     

易象與時間 關於易象學的論綱

本文首先基於相論視角,區分了人類知識體系中幾種對現象的代表性理解,并分别從熊十力、海德格爾兩條綫索追問出德性易象學的基本思維方式。進而通過《周易》卦序的詮解揭示出易象學的基本内涵,以及易象學對傳統中國學術的奠基意義。論文最後從易象學角度初步探封了時間的意義以及歷史本身的先天結構,并對黑格爾、馬克思、胡塞爾歷史學説中的相關問題意識作出了新的詮釋。     

朱熹《中庸章句》與歐陽竟無《中庸傳》的比較研究 以經典詮釋中的儒佛之辨爲主題

就儒佛之辨而言,朱子與歐陽竟無可以作爲理學家闢佛與佛學家會通孔佛的兩個典範,代表完全不同的兩種立論旨趣。朱子視《中庸》爲孔門傳授心法或道統聖學一脉相傳的經典依據,以衛道者的姿態判别異端與正統,以闢佛的方式吸收化解佛學義理;歐陽竟無視《中庸》爲系統性的孔學概論,特别選擇《中庸》而非《大學》作爲會通儒佛兩大思想傳統的橋梁,《中庸傳》的寫作反映出歐陽竟無晚年以佛解儒或援佛入儒的學術抱負。朱子通過對理氣概念的精微複雜的辨析最終完成了道學體系,使儒家的善惡之辨從個體之心性推擴到整個宇宙。《中庸傳》則是在認寂本體的原則下把已經廣泛流傳的程朱道學式解讀扭轉到佛學本體論思維中來。對朱子《中庸章句》與歐陽竟無《中庸傳》的互讀有助於理解近現代儒佛之辯的深層意藴。     

唐代的女冠與文人

女冠即女道士的大量出現并活躍于社會,是唐代道教發展中一個引人注意的現象。當時在兩京和通都大邑,建立起許多專門的女冠觀。女道士們下衹在道觀裏從事精修、養煉等宗教活動,往往更廣泛活躍在社會各個層面,特別是在文人中間。她們多方面的活動在當時道教裏和社會上形成一段特殊風景。從文學發展角度看,在一定意     

從胡適與居卡爾看中國和土耳其的新文化運動

居卡爾(ZiyaGkalp)活躍於二十世紀初年,即現代土耳出現的關鍵時刻,爲其新文化運動領袖及立國思想即土耳其主義(Turkism)創始人,并爲執政革命黨"聯進會"(CUP)核心人物。本文旨在將之與中國新文化運動領袖胡適作一比較,全文分三部分:奥圖曼帝國蜕變爲土耳其的歷史背景;此過程中的兩個文化運動及其領導人那覓凱末爾(Namik Kemal)和居卡爾;居卡爾和胡適的比較。最後部分爲重點,分别從以下三方面展開討論:兩人封新語文運動的貢獻;封新學術運動的貢獻;對傳統文化的態度以及對國家的貢獻。總結部分指出,胡適的影響主要在語文和學術,亦即以文化和立言爲主,居卡爾的貢獻則在於爲土耳其立國指出大方向,立功與立言兼而有之。     

索隱文學與《紅樓夢》中之礙語

宗室永忠的《因墨香得觀紅樓夢小説,吊雪芹》一詩,應是坐實曹雪芹擁有《紅樓夢》著作權最强的證據之一,惟永忠的堂叔弘旿在評批此詩時,却"恐其中有礙語",宣稱不欲一讀。本文即整理出幾個較具體的事例,當試説明參與該小説創作過程的幾位要角(曹雪芹、脂硯齋和畸笏叟),確有可能因欲報復抄家之痛,遂隱晦地透過一些情節或批語來揭發涉及雍正帝的宫闈醜聞。此文對幫助我們掌握《紅樓夢》的成書背景與心態,應具有一定意義,筆者同時亦希望能藉此反省文學研究中的索隱傳統在紅學中應扮演的角色。     

群聚與群分 荀子群學思想探源

數千年的古老文明造就了中國社會完密的階層,精細的分工,嚴整的制度,繁縟的禮儀,深邃的思想,其社會關係之完善,於先秦時期即已頗具系統。顯然,中國之有社會學是毫無疑問的。昔嚴復、梁啓超皆以中國傳統之社會學肇端於荀子之群學,然而荀子之思想並非其所自創,必有更古老的來源本文通過考辨商周甲骨文、金文"羣"字,從羣字造字本義及字義的發展、中國古人主張人獸之分及相關概念的借用等角度,構建了前荀子時代的群聚與群分思想,最後通過梳理荀子群學思想的特點,分析其群學理論的思想來源及理論基礎,指出其源出周人思想的事實,從而建立了中國社會學思想的完整文脉。     

清華園漫憶

正【文前贅言】此文係2002年應清華附小同學會徵稿而寫,但迄未付梓。今年正逢清華附小與附中百年校慶,謹以此文略表眷戀與慶賀之情於萬一。因是十三年前舊稿,時過境遷,情况變化,少數文字已不合時宜,不遑一一更改,敬乞讀者明鑒。1947至1950年,我是清華大學附設成志小學四至六年級的學生,時間距今雖已超過半個世紀,但懷念之情有增無減。一離津抵平我於1939年2月出生於天津。父親周一良(1913-2001),1935年畢業於燕京大學歷史系,     

十九世紀歐洲漢學知識網絡的編織 法國漢學家儒蓮與德國語言學家加貝倫茨之間往復書簡十三封

本文對收藏在德國阿爾滕堡的圖林根州檔案館中的法國漢學家儒蓮與德國語言學家加貝倫茨之間往復書簡13封進行了解讀,目的在於還原歷史語境以便更好地理解這些文本,同時揭示,儒蓮自1832年擔任法蘭西學院的教授起,一直到1873年去世的40多年中,不斷與人文學界、科學界的學者進行知識交流,形成了以流動的方式建立起來的知識網絡。通過儒蓮與包括加貝倫茨等學者的通信,東亞語文學知識、地理學知識、生産制造方面的傳統等等得到了充分的討論,并被納入到整個現代科學知識體系之中。     

《尚書》“誥”字考——中國古代刑罰原始以及刑與德的結構關系

據有關學者的專題研究,中國上古刑罰的原始意義和機能,在于把惡人逐出社會①。這應是中國法源意義上的一個特點,但這裏似乎還可以補出相應的另外的一個方面,即維護部族共同體的團結。因為說到底,將惡人逐出社會,最終目的不外乎通過純潔部族社會,增強族群共同體的凝聚力。 在《尚書》文獻系統裏,我們看到將惡人逐出社會,可以概括為兩個類型:一個是精神上的放逐,即斷絕其與上天的聯系;一個是肉體上的放     

我的或我們的龔自珍

正一歷史本身是一個時間淘洗的過程。司馬相如和揚雄們的作品,一度是士子們的必讀書,但後來逐漸邊緣化。陶淵明在當時人眼裏,只是二三流的詩人,《詩品》的作者把他列爲中品;六七百年後,到了宋代,陶才眞正躋身一流詩人的序列。傳統文化在發現自身的過程中,有刪汰,有追認和激活,     

新生與共存:《帝王世紀》中的周公傳説重構

伴隨着時空環境的更迭,周公事蹟文本變異不絶。目前研究者大多集中關注先秦、兩漢時期的變化,但事實上,從魏晋南北朝至唐宋,這一文本系統始終充滿着創新的活力。本文以晋人皇甫謐的《帝王世紀》爲中心,發現此書包含數則過去典籍未傳的周公事蹟,諸如"周公斬紂" "商容評周公" "周公役使召公卜居"等。在聚焦這些傳説的過程中,本文試圖討論作者藉由事蹟的改寫與新創來塑造心中聖人形象的動機,並且在此基礎上揭示新創情節匯入古史傳説系統之中,對原先的周公傳説進行又一次重構的情形。     

學人寄語

<正>關於國學我總要談到一點,國學是三教九流無所不包,非常的廣博。可是在國學裏面它有一個主流,這個主流是儒學;儒學有一個核心,這個核心是經學。我講這個話,不是一個價值判斷,而是一個事實判斷.不研究經學,不了解經學,應該説就没有把握住我們傳統文化的主流和核心的部分。在中國的歷史上,"經"的作用與地位與"史"是不一樣的,雖然古人説,剛日讀經,柔日讀史,左經右史。可是二者在傳統文化中的地位是不一樣的。不能認爲"經"與"史"是相等的,如果説這二者是相等的,     

陈寅恪文字意趣札记

據說近年有所謂“陳寅恪熱”,致引起好些人不滿意,已出現一些試圖“降溫”的反思文字。其實近百年來,學術和學人何曾真正“熱”過。如今是市場時代,歷史電視劇中的帝王將相下論正面負面,每日都在思考“銀子”問題,真可謂傳統的再     

回到哲學的源頭尼釆《希臘悲劇時代的哲學》導論

一 關於《希臘悲劇時代的哲學》1873年4月,尼采到拜羅伊特做客瓦格納家,帶去了一部謄寫好的文稿,題為《希臘悲劇時代的哲學》.據瓦格納夫人柯西瑪在日記中記載,尼采在瓦格納的家庭聚會上宣讀了這部稿子,分兩次讀完.這是一本尚未完成的書的草稿,尼采自己在當時的一封信中談到這部稿子時説:"這整個東西距合格的書的形式還很遠,我將不斷鞭策自己,還須經過很長時間,才能嘗試再次——同一題目的第四次——寫作.我曾被迫為此目的進行極為特殊的研究,甚至無畏地涉獵數學、力學、化學原子理論等.     

讓歷史寫作照亮中國的啓蒙運動 “五四”百年的歷史反思

五四百年之際,本文以有關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典範性的歷史研究與著述爲主綫,試圖通過對學者視野裏的多元而複雜的五四形象與歷史書寫的重訪,來探究這一場中國式的啓蒙運動的歷史動力、思想資源、基本議題與文化及政治後果,進而在個人主義與國家主義、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反傳統與家族主義等多重視角裏激活中國早期啓蒙運動的潜能與願力,來爲重新理解與闡釋五四提供更爲有效而深入的路徑。     

黄彰健“周公受命問題”研究評析

黄彰健一生勤治經、史,著述豐富。他從1973年起參與臺灣學界"周公是否稱王"之争,相繼發表四篇重要論文,集中討論"周公受命問題",並貫串於他後半生的經學史研究。黄彰健從《尚書·金縢》篇中發掘"周公受命"之義,並會通《尚書》周初各誥,提出周公受三王之命攝政稱王的新説,試圖裁斷兩千年來的經學懸案,可惜立説過於新奇、失之穿鑿,難以令人信服。不過,他通過重新解讀《金滕》《君奭》等經文,證明《大誥》《康誥》各篇"王若曰""王曰"之王確指周公,並檢核《尚書》周初各誥次序、鈎稽周公從攝政到歸政的事迹,爲探討周初重大史事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