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祭之源”與“情俗之根” 禮的歷史發源綜合考

禮的來源乃是多元而非一元,在這種多元來源當中,包括三個主要方面:第一,"化巫入禮",這是從巫到祭祀之路,禮最初來自巫,但是要經由祭祀的中介,祭祀是有特定規儀的,所以化成爲禮;第二,"禮源於俗",這是從俗到儀式之路,禮恰是集體性的民俗使然,民俗是有特定規矩的,所以化成爲禮;第三,"禮樂相濟",這是從樂到情感之路,由於承繼了禮樂合一的遠古傳統,由此,禮與情也是合一的,禮本身就葆有情。本文試圖把"禮源於巫"與"禮源於祭"的兩種觀點合而爲一,化作禮之"巫祭之源";與此同時,又試圖把"禮源於俗"與"禮源於情"的兩種觀點合而爲一,化作禮之"情俗之根"。中國禮樂文明之所以具有"情理合一"的大智慧,恰恰是源於這樣的歷史實情:禮來自於巫術的理性化,經由了祭祀的中介,但其中亦留了情;禮來自於民俗的規儀化,經遇了樂的環節,但其中亦有了情,這才塑造了中國人至今具有的那種"情理結構"。     

“巫史傳統”與中國哲學之我見

李澤厚先生認爲西方由巫術發展出了科學和宗教——兩個世界;中國則“由巫到禮”,“禮”雖理性化了,内核還是巫史。神明是巫術逼迫出來爲我所用的功能性概念,中國文化只是“一個世界”。孔子“釋禮歸仁”,把巫史傳統塑造成了“文化心理結構”,中國文化與哲學就完成了。故中國文化與古希臘及西方完全不同。本文認爲中西文化是異中有同,同中有異。中國的巫文化亦發展出了科學。立足於靈魂和信仰上的“天命觀”亦是兩個世界。哲學之“純思”的“本體論”思想,中國與古希臘是大同的。     

周公之胤與宗法之設

武王克商後,周公營建洛邑時立始祖與直系先王之廟,致政成王後又確立了嫡長子繼承制,西周王朝的宗法制度已寓於其中,因而後世或將宗法制度視爲周公制禮作樂的結果。從周公嫡庶之子受土受封及魯公之後屢見弟繼兄位的情形來看,周初時的宗法尚未臻於嚴密,結構也不完整,從中只能觀察到尊尊之義而不見敬宗之義,則宗法制度固非周公制禮作樂的結果,而是經歷了無數嫡庶相争的殘酷現實後逐漸完善起來用於嚴明君統、宗統之界的約束制度。     

王大隆與徐恕兩先生交惡事件述略

王大隆與徐恕皆爲當代著名藏書之家,二人以藏書、傳書爲己任,爲文獻之保存與流布,爲功甚巨.然二人曾以訊息隔絶,竟生誤會,以致斷交.後經盧慎等斡旋,方得交好如初.     

《劉節日記》裹的“陳寅恪話題”

陳寅恪和其弟子劉節的交往長達43年,學術界對此之研究仍不够周全、深入。《劉節日記》儘管不完整,且不少文字極其簡略,但仍然保存了師生交往的一些原始記錄。將此日記中劉節和陳寅恪及其家人、友人、學生的往來實錄依序臚列,與相關文獻互爲印證,足以揭示出簡短文字背後的歷史信息,無疑有助於推進陳、劉關係之研究。     

王鍔《禮記注定本》序

正禮之儀在數,陳俎豆、列方位,喪祭朝聘事也;禮之意在義,理人倫、燮陰陽,經天緯地事也。周公制禮,祝史行事,義存數中,隱而不彰。太史公曰"禮記自孔氏",其誰曰下然乎?予嘗思之,曩者七十子後學問禮於夫子也,趨而聞,退而記,於簡乎?於牘乎?於帛乎?若子張書諸紳乎?抑簡牘帛紳各隨其便歟?邈矣,今莫能指也。然以發掘所見,固已為人轉錄於簡牘而播傳於戰國間矣。始皇焚書,隱迹於山巗屋壁;漢惠廢律,充積之石渠天祿。高堂傳禮,獨在儀節;徐生善頌,徒能盤辟;迨及后蒼之著《曲臺》,德、聖之纂《戴記》,始     

王船山筆下的宋太祖

王船山没有像從前的史家和史評的撰述者們那樣,糾纏於宋太祖獲得政權方式的道德與否、"金匱預盟"的存在也無、"燭光斧影"的真假實幻等,他跳出以往評價歷史的傳統窠臼,發現了宋太祖坐穩江山竟然是因爲一個"懼"字。爲了消除内心深處的"懼",宋太祖没有像歷史上的殘暴君主那樣,大開殺戒,鏟除異己,而是"以忠厚養前代之子孫","以寬大養士人之正氣","以節制養百姓之生理"。船山對宋太祖的發現,除了發現本身的思想貢獻之外,還爲後世奉獻了用以觀察中國歷史的另外一種異樣的眼光。     

黎玉範與手抄本《聖教孝親解》

明清之際來華西班牙傳教士黎玉範(Juan Bautista de Morales,O.P.1597-1664)的中文作品《聖教孝親解》,是“禮儀之争”事件的一份重要文獻。它力圖向中國人闡明天主教在“欽崇一天主”的前提下孝敬父母最爲正確,不需實行“祭獻死人”之“虚事”,勸誡中國教徒放棄祭禮以保證聖教信仰的純正;他爲捍衛這一立場而反對耶穌會的“調適”路綫,并親歷險阻至羅馬面請教宗裁斷,從而引出中西文化的大討論。本文通過比對梵蒂岡圖書館和羅馬國家檔案館的三種稀有抄件,給出完整的校對本;并透過這件藏品在梵蒂岡圖書館的特别保存方式以及后來衛方濟神父(Fran?ois No?l,1651-1729)通過翻譯“中國六經”這一艱辛道路開掘認識中國的方法,討論如何把握、比較和融匯異質文化問題的歷史經驗。     

夏王朝存在新證 說殷卜辭的“西邑”

夏王朝是否存在,在民初古史辨時代受到强烈質疑,夏王朝的開國始祖禹更被認爲是具有天神性的神話人物,而不被承認是實際存在的人君。本文討論武丁時代卜辭中"西邑"一辭的出现,是作爲受祭的對象,正與傳世文獻《禮記·緇衣》"西邑夏"相合,而且《尚書·太甲》及《清華簡·尹誥》、《清華簡·尹至》,也有"西邑夏"、"西邑"之辭,可見西邑即是夏,夏是周人對商之前朝的一個稱呼。殷人滅夏三百年之後的武丁時代,仍然以爲"西邑"能作祟害王,所以不時要燎祭。"西邑"最早是夏的王都,但卜辭中已轉化爲代表夏王朝先王之亡靈,由于伊尹曾服事夏王朝,而他與湯結盟滅夏,夏桀之元配"妹喜"在卜辭中和伊尹一起出現,即受殷人祭祀的"蔑",從滅夏故事的人、事、地三方面的記載,顯示卜辭的"西邑"正是夏王朝存在的明證。     

《三禮通史》序

正禮之起也,源於祀,源於俗,源於人之欲,抑源於物之易?論者莫衷一是者久矣。許愼謂"禮者,履也,所以事神致福",(《說文》)取諸形符之"示",是深得造字之本。禮必體履以見,康成云:"禮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禮,踐而行之曰履。"(《左傳·昭公二十五年》疏引)其見之於體履者,若荀卿云:"禮者,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     

清代浙東史學的文獻特色與傳承意識

清代浙東史學是中國學術史上的重要地域流派。本文致力于發掘支撑其傳承發展的内在動力和精神理念,認爲深厚的文獻基礎和自覺的傳承意識,是清代浙東史學得以賡續發展的極爲重要的因素。從清初開啓新局的黄宗羲,繼武其後的萬斯同,承上啓下的邵廷采和全祖望,至乾隆時期發揚光大的邵晋涵和爲之總結揚厲的章學誠,都極爲重視讀書,重視文獻史料的搜求、整理和鑒别,重視史事、人物、典制的記述,重視史學精神的堅守和史學要義的闡發。這種扎實的文獻基礎和自覺的傳承意識,爲清代浙東史學的發展奠定了深厚的根基,注入了持久的活力,使之形成一個傳承有自、特色鮮明的學派,并在清代學術史上占據一席之地,産生重要影響。     

老子化胡說蠡測

漢末以來逐漸流行的老子不斷變化爲歷代帝王師的傳説,或受到佛陀本生故事的影響。而當時浮屠與佛,被很多中國人誤爲兩人,在老子化胡的傳説中,老子或其弟子,先後化爲浮屠、佛,成爲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胡王的帝王師。浮屠生於属賓,千年之後佛生於天竺。佛出生時有瑞像產生,漢明帝夢金人;漠明夢佛後又衍生出永平求法的傅説。而後佛教徒演繹出求法後佛道二教鬥法等情節,并謂道家角力失敗,劉、吕之徒出家爲僧;道教徒進而亦接受此説而批判劉、吕之徒致使佛教在中土流行,謬種流傳,故力諫北魏太武帝滅佛,去後漢荒君虚妄,復羲農之治。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北魏太武帝滅佛詔書中提出西域本無佛教,佛教乃前世漢人劉元真、吕伯强之徒,道聽途説,附會老莊而成。這一説法恐亦出自老子化胡説,詔書中所言劉、吕二人,并非真實的歷史人物,而是指當時傳説柬漢永平求法後佛道二教角力,道家一方失利後出家的"司空陽城侯劉峻"與"四岳諸山道士吕惠通"。     

從胡適與居卡爾看中國和土耳其的新文化運動

居卡爾(ZiyaGkalp)活躍於二十世紀初年,即現代土耳出現的關鍵時刻,爲其新文化運動領袖及立國思想即土耳其主義(Turkism)創始人,并爲執政革命黨"聯進會"(CUP)核心人物。本文旨在將之與中國新文化運動領袖胡適作一比較,全文分三部分:奥圖曼帝國蜕變爲土耳其的歷史背景;此過程中的兩個文化運動及其領導人那覓凱末爾(Namik Kemal)和居卡爾;居卡爾和胡適的比較。最後部分爲重點,分别從以下三方面展開討論:兩人封新語文運動的貢獻;封新學術運動的貢獻;對傳統文化的態度以及對國家的貢獻。總結部分指出,胡適的影響主要在語文和學術,亦即以文化和立言爲主,居卡爾的貢獻則在於爲土耳其立國指出大方向,立功與立言兼而有之。     

高禖之祀與仲春之會 中國古代性文化探索之一

春秋時宋、衛、燕、齊、楚等國皆於春分日在固定地點舉行高禖之祀。高禖之祀中一項引人注目的内容是萬舞,這是一種起源與軍事有關、因强調展示男性勇武而富有性誘惑色彩的舞蹈。高禖之祀的傳統可能形成於西周,秦漢以後仍保持了很長時期。在生殖崇拜和陰陽天人感應思想作用下,這個傳統的目的是祈求人口繁衍。高禖之祀後繼之以仲春之會,即一種可以放鬆性規範的男女狂歡之會。活躍性生活有利於人口繁衍,同時也有助於青壯年男女釋放情欲。仲春之會也可從西方文化人類學家對其他文明中類似聚會的描述中得到印證。仲春之會還帶有巫術色彩,被認爲有助於年成豐收,故它的祈年功能後世被變形爲祈雨等活動,這些活動中仍然强調男女之間活躍的性生活。     

馬一浮讀書法

二十世紀偉大儒者馬一浮(1883-1967)先生之《讀書法》,是朱子讀書法之後,研治傳統中國學問最爲重要的一篇方法論,也是進入馬先生的"文化典範"與"達道之學",最爲親切有味的門徑。本文就《讀書法》乙文之關鍵字詞詳加注解,并就管見所及提出新詮,指出馬先生開示之"讀書法"以"敬"爲中心,以"篤行"爲目的,均與朱子讀書法一脉相承并開創新境。     

佛教戒律和唐代的律宗

佛教的“中国化”,不僅包括佛教教义理論發生適應中國社會環境的重大演變,而且在維護教團組織存在的戒规、禮儀方面也形成鮮明的民族特色。如果說隋唐教教宗派的形成標誌着佛教中國化的基本完成,那麼,其中由道宣創立的律宗和提出的以《四分律》為中心的會通大小乘戒律的律學理論,則標誌民族化佛教組織理論和戒规、禮儀的基本確立。本文在概要介绍了大小乘戒律的傳譯和基本内容之後,着重論述了道宣的律學體系,對其最具特色的以心識為戒體的戒體論作了较詳介紹,認為由此而建立了用大乘理論為基磺的律學體系。最後對唐代律宗的另兩支——法礪的相部宗、懷素的東塔宗也略作介紹。     

群聚與群分 荀子群學思想探源

數千年的古老文明造就了中國社會完密的階層,精細的分工,嚴整的制度,繁縟的禮儀,深邃的思想,其社會關係之完善,於先秦時期即已頗具系統。顯然,中國之有社會學是毫無疑問的。昔嚴復、梁啓超皆以中國傳統之社會學肇端於荀子之群學,然而荀子之思想並非其所自創,必有更古老的來源本文通過考辨商周甲骨文、金文"羣"字,從羣字造字本義及字義的發展、中國古人主張人獸之分及相關概念的借用等角度,構建了前荀子時代的群聚與群分思想,最後通過梳理荀子群學思想的特點,分析其群學理論的思想來源及理論基礎,指出其源出周人思想的事實,從而建立了中國社會學思想的完整文脉。     

經義、奏疏與判詞 清前期關於繼嗣問題的争論與困境

由於繼嗣涉及宗族、財產、政治等多個方面,除皇室與民間外,此一問題更受到清前期各個層次的儒家士人學者的關注。經學家的争論主要集中在大小宗宗法如何延績、是否爲無後者立嗣及是否爲殤子立嗣上。而身爲地方大員的胡季堂關心的則是所在地區的民風與社會穩定,并通過上疏來增加大清律例的條文以化民成俗。至於底層的儒家官僚,由於受個人思想及所判案件獨特性的影響,在判案時更加靈活,體現了律例、禮制與人情間的張力。但不論是經學争論、大臣奏議,還是判案瓛書,其對於民間實際立嗣行爲的改變都很有限。其根源可能在於清代士人與民間社會的隔膜,而這又是時代政治環境影響的結果。     

學人寄語

正陰陽變轉,秋將徂冬。天地之運,是變化中又有規律的,人事也這樣嗎?新疆維吾爾族,南北朝時稱爲袁紇,唐稱回紇或回鶻,蒙元稱爲畏兀爾。那時,聲威顯赫,武力足以協助唐代平定安史之亂,文化如佛教、摩尼教,對中原也很有影響。直到十五世紀,回鶻文仍是新疆中亞直到東歐的官方文字;老蒙文、滿文、錫伯文也都是以回鶻文爲基礎創造的。可是其後佛敎消亡,出現改造阿拉伯文而形成的新字,原有之回鶻文竟成了死文字,典籍文獻均無法     

《詩經》與兩周禮樂之關係

學界對於《詩經》的研究持續了兩千餘載,學者們從史學、文學、詩學、經學等諸領域進行把握,可謂精深而周致.音樂學界通過“歌詞”把握音樂的結構意義,亦有相當收獲.由於兩周不具備記錄音樂本體之旋律音調的條件,這焉後人認知這一時期的樂文化造成局限.音樂學界與大學術界研究《詩經》所面對的文獻具有同一性,由於樂轉瞬即逝的“時空特性”,在缺乏有效記錄手段的情狀下對樂本體深入研究困難重重,只有透過文字去揣測樂之存在以及時人對樂之理解.樂是兩周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所謂《詩》《書》《禮》《易》《樂》《春秋》,爲“六經”之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