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经学与诗学理念

经学是汉代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也是汉代文化与学术的主体。汉代诗学把“天人感应”落实到“仁”与“和”上,确立了诗和艺术存在的终极原因和终极价值。以“温柔敦厚”的诗教观作为艺术创作的纲领与原则,以“比兴互陈”和“以史证诗”作为艺术阐释与艺术创作的基本方法。使诗学成为经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诗学精神与理念也只能是经学语境中的特定产物。     

汉代经学与藏书浅析

汉代经学与藏书相互促进，经学成为汉王朝政权统治的工具，并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儒家经学治世与藏书文化，对经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经学与诗学

汉代是古代诗学的过渡期,由于汉代经学的权威地位,使汉代诗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经学的影响,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汉代经学促进了诗学的发展;二是经学的今、古文之别导致了汉代诗学的不同特色和价值:三是汉代诗学受经学的制约.     

经学与汉代文论

经学作为汉代最权威的学术,对汉代文论的发展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经学家构成了汉代文论家的主要阵容,他们的文论思想也构成了汉代文论的主体;文论家的思想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经学影响;经学家的经学阐释推动了汉代文论的发展。其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宗经意识的加强限制了汉代文论家的思想观点;＂依经立义＂的思维模式束缚了汉代文论的发展;经学的强势影响导致了文论研究范围的狭窄。研究经学与汉代文论的关系,是研究经学与后世文论关系的一把钥匙。     

古文经学与汉代礼制建构

西汉后期,随着古文经数量增多,并且被整理、校勘,古文经学逐渐形成一种可以同今文经学抗衡的学术和政治势力。而这一变化与汉代的礼制建构过程是密不可分的。西汉一朝,宗经法古的礼制建构思想始终存在,并且随着政权巩固和社会稳定,这种政治制度化的要求日益强烈,在西汉中后期形成强大思潮。古文经传的被发现和整理为这种政治要求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这种政治要求也促成了古文经学的发达。这就是西汉后期古文经学地位抬升的原因。     

经学信仰大众化与汉代经学意识形态的确立

西汉经学意识形态确立之前,经学有一个大众化的趋势,这源于经学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契合性、经及儒家先师的神圣化、儒家对教育的重视。经学信仰的大众化推动了统治思想的经学化、通经入仕的制度化、官僚队伍的儒生化,是西汉经学意识形态确立的重要原因之一。经学意识形态确立后,统治阶级致力于经学传播,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化进一步推动了经学信仰的大众化。     

论经学与汉代文论的关联

经学与汉代文论的关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论话语构建的运思方式与表达方式，二是文学创作动机上的致用观念、文学创作模式上的模拟观念、文学诠释上的人格观念。其结果是虽然经学整合的力量更为强大，汉代文学批评的基本立场是经学的而非文学的，但在此经学阐释框架里对文学特质的容纳却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研究的进展。     

帝王思维与经学思维模式--从汉代经学谈起

经学是帝王思维的直接产物，经学的勃起与战国后期的造圣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经学与帝王思维直接联系到一起发生在汉武帝一朝，此后遂成制度。以经治国系出于统治的需要，其思想原则是把社会群体的思维划一到服从皇权的方面。     

谶纬与汉代童谣

谶纬是汉代的一个重要思潮.它对汉代的政治、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从谶纬的思想基础、童谣的起源、谶纬对汉代童谣的渗透、谶纬化的童谣对汉代政治的影响等四个方面,阐述了谶纬和汉代童谣的关系,以及它对童谣和政治的影响.     

从陆贾到贾谊:看先秦儒学对汉初思想界的影响

陆贾和贾谊都是汉初重要的思想家，通过对陆贾和贾谊思想的分析，我们得出汉代儒家思想间的多元、融合是在对先秦儒学的继承和创新基础上而来的。新学说总是对原有的旧学说继承的要比发展的更多一些。陆贾和贾谊对先秦儒家思想的理解是建立在对汉初现实情况和对先秦历史经验的总结基础之上的。他们的思想代表了他们所处时代的特征．也代表了一种区别于先秦儒学的新趋向。     

论陆贾与贾谊:性格与思想

陆贾与贾谊都是汉初闻人，以名于朝，但归宿却大有不同，陆贾以善终，而贾谊却伤悼早舌。究其原因，不仅与两人身处的政治利益集团不同有关——陆贾属于当政的军功受益集团，而贾谊出于新兴的法吏集团，双方的力量对比决定了集团内个人的命运；而且还与两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陆贾世故圆通，贾谊伉直不屈，性格的差异同样也影响个人政治的前途，终致两人同出而异终。就两人思想体系而言，陆贾宗儒，近于黄老而好纵横；贾谊则本儒近法而乐老庄。二人思想的异趣，不是学术的分裂，而是学术由“百虑”向“一致”，“殊途”向“同归”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到汉武帝时，这一学术演进过程才告基本结束，而陆贾与贾谊俱本于儒家，实为董仲舒、公孙弘倡导儒术独尊张本。     

汉宋襄阳习家池考辨

习家池是东汉初年襄阳侯、侍中习郁建的私家园林,开创了利用自然山水配合花木房屋建造园林的造园风格,成为中国私家园林的鼻祖。该园原本位于岘山南面观音阁北侧的汉江边上,宋以后才搬到现今的位置。但宋以后所有志书和当代的地方文献都认为习家池一直在现今的位置不变,致使其原来的位置完全湮没无闻。     

西汉“灾异说”简论

西汉＂灾异说＂之旨,在于要当政者慎微重始,尽早发现政治失误并及时正确应对,其实质乃是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王权空前强大之时士人们为了发挥自身的政治作用而创造的一个话语系统。西汉儒臣们运用这个话语系统,参与朝政,可是效果有限。于是,＂灾异说＂始衰而＂祥瑞说＂始兴,后者成为士人为王权服务的话语系统。     

汉初政治中的儒家“无为”与道家“无为”

无为思想作为战国以来政治生活中的共同“母题”,并非专属黄老道家,除黄老学派外,尤以儒家。无为思想最为突出。在汉初政治中,首先提出无为的陆贾不仅继承了儒家无为思想,而且在这一思想的时代改造中,将周公拉到了无为范畴中,其最终目的是达到儒家的礼乐教化。由于刘邦的离世,吕后对陆贾加以排挤,这一思想逐渐转为黄老无为,其中完成转化最为重要的人物是曹参,在治齐的过程中,他抛弃了儒家无为,而采纳黄老无为,并最终推至全国。黄老的上台既是当时具体政治环境的综合后果,其思想特点也决定了它左政治峰活巾的暂时牲．     

从《汉书·艺文志》看陆贾之著述

《史记》、《汉书》均载录陆贾的著述,但陆贾著作除《新语》外,其它著述大都已经亡佚。目前《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关陆贾著作如《楚汉春秋》、《陆贾》等仍存在若干争议之处,事实上《汉书.艺文志》有关陆贾著述的载录实际上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楚汉春秋》,这是一部近于《左传》的作品,故《汉书·艺文志》将其置于"六艺略"春秋类;一是"儒家类"《陆贾》,它近于后世的文集,其中收录《新语》、兵权谋《陆贾》及其他一些内容。     

从《二年律令》看汉初丞相与御史大夫的关系

史家一直认为汉初丞相位尊权重，有很强的独立性，然而通过《二年律令》，我们可以看出西汉初相权并不完全独立，御史大夫比丞相承担更多的日常政务，对丞相进行监督与牵制，这是封建官制不断加强皇权的必然。     

纵论汉文明的重要历史地位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汉文明对当时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进程,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汉代文明的繁荣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繁荣昌盛的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开启了中华文明引领世界文明潮流的进程。对这段历史文明进行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对于教育后人珍惜、发扬中国以至世界文化的优秀传统文化,有着重大的学术及现实意义。     

西汉时期关于汉匈关系的七次大辩论

西汉时期围绕汉匈关系,发生了七次大辩论,其中以平城之战前刘敬同主战派、汉武帝时期王恢同韩安国、汉宣帝时期萧望之与黄霸、新莽时期严尤同王莽的辩论最为典型。这些辩论涉及汉匈关系的定性、和亲与战争的抉择、匈奴在边疆政治中的定位、接待匈奴的规格、匈奴与朝代更迭等。辩论见证和加速了汉匈关系的变迁。     

浅谈清代的汉学与宋学之争

介绍了清代的汉学与宋学之争从开始到终结经历的三个阶段：清初，汉学与宋学的初步分化；清代中期，汉学形成了独立的学术派别，汉学与宋学形成了壁垒分明的对立；道成以降，在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前，汉宋之争趋于汉宋兼采。汉宋兼采虽为传统儒学注入新的活力，但随着近代社会的变迁，传统儒学因不能适应近代社会的需要而出现异端，汉宋之争随之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