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推荐中的自我传播与自我认知

算法推荐是目前内容平台最常用的内容分发方式。算法推荐提供千人千面的内容,也经常有学者思考这种内容分发模式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但是,很少有人认识到算法推荐的结果实际上是用户自我传播的直接映射。在算法推荐的过程中,算法固然会对用户产生规训,但用户更掌握着控制算法的主动权。即使是普通用户也拥有直接决定算法推荐结果的能力,这反映出算法中人的自我认知。     

网络民意改变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6月20日,胡锦涛主席在人民网与网友进行在线聊天,标志着一度被视为“下里巴人”的网络民意正式登上大雅之堂,受到主流社会的日益重视。     

情感与主体性：算法社会中人机关系构成及其共生进路

考察当下人的生存方式以及文化形态的变化,算法成为问题研究的背景、参照甚至是结构性力量。而人类在与算法博弈、共生过程中的“退守”与“坚持”,也表现出情感以及情感解放带来的“变革型创新”对于保留人类主体性的作用。探讨算法社会中人与技术的关系构成,需要深描两者之间内在的张力关系,同时要揭示人在算法社会中的存在状态,并在批判性的审视中,廓清人在被计算中越来越丧失自主性的问题,也能据此探寻未来理想人机关系的可能性通路。     

对档案与权力、权利的认知

档案是权力的产物,而记忆扎根于档案。通过对档案权力、档案权利的表现形式进行阐述,指出其间的联系并给予建议,最后探讨档案权力与档案权利的关系,表达现今档案工作者在遇上权利与权力冲突时如何选择的观点。     

虚实共生：数据驱动时代的算法主体性、中介关系与治理逻辑

数据驱动时代,算法作为高维媒介,在自我意识觉醒、利益方观点极化、具身化与去具身化交流、控制权差异、个性化选择等方面雕刻算法主体性特征。文章从有效性沟通和技术性隐忧两个角度,分析算法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从治理目的、内容审核、价值判断和用户注意等方面,剖析算法治理的核心逻辑。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主流价值

汶川大地震之后,新闻媒体相对及时而充分地把地震的灾难呈现到民众面前,在民众中间激发了空前的同胞之谊与仁善之心,国人的精神空前地凝聚在一起。这一社会现象让人们普遍乐观地认为,这次大地震将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促使国人的精神结构发生变化。     

镜像与花园之辩：算法歧视争议下的价值目标与伦理实践——基于工程师的访谈

算法歧视现象构成个人数字化生存的伦理挑战。通过访谈22位国内算法工程师,本研究从技术的社会建构视角出发,探讨了他们的价值目标和伦理实践如何作用于有偏算法系统之产生、发展与应用。研究发现,算法歧视与工程师对真实和准确的理解、追求有关——他们试图打造“镜像世界”时,以数据、社会、统计因果等为“求真”的依归,最终导致了歧视的加固与强化;同时,面向算法公平和正义的算法“向善”,被“求真求准”的价值目标和特定业务目标不断挤压;工程师所受教育和所处组织环境,让他们认为“求善”并非他们的职责。加上公平等伦理概念本身难以量化,更为建设“数字花园”制造了技术难度。这些都让“求善”沦为工程师的一种弹性选择,影响了他们“去偏”和“消歧”的伦理实践方案。这一研究为理解算法歧视提供了来自工程师伦理层面的实证依据,为理解有偏算法的社会建构提供了基于中国语境的业内见解。     

粉丝圈群的“算法想象”：中介、物质与情感

本文以作为平台算法“熟识者”的粉丝圈群生成的想象为考察切入点。研究发现,平台借由在套叠的界面中始终秉持对量化数据重要性的强调,以“动态量化”“鲜明标识”“可见性位置”的中介逻辑,在显现底层算法存在的同时传递着自身的价值取向。粉丝圈群面对不可见但可感的算法及由此造成的差异化情形迷思,基于官方技术文件理论,通过采取“输入-输出”实践尝试打开算法“黑箱”,逆向生成了对平台算法“流量-热度”“权重-位置”的物质化想象,以此更为高效地指导平台追星实践。我们认为,可将算法想象作为揭示个体能动性以及平台结构性力量的中介,但需注意,算法想象看似带领粉圈走向自由的美好愿景,却不自觉地触达了其自身的反面,即自我与算法共同合谋构建的确定性束缚中,那么,通过拥抱不确定性以探索主体的能动性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     

共建与共治：内容治理维度下算法责任生成与治理研究

算法通过平台载体与信息环境的深度融合“下沉”为一种社会的运行范式,为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提供了技术的可供性。从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背景出发,作为网络平台内容运行机制的算法,展示出其社会责任属性和责任构建的必要性。结合内容生产的过程性维度,算法责任在生成、应用和结果三个层面上形成自身的合法性。但是,目前算法责任的履行依然存在主观与客观、公共与私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和冲突,基于内容生态的算法治理方向,复杂治理范式和公共哲学的视角成为平台算法责任构建的可行之路。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日本公众的群际接触、社会信任与对华形象认知

了解日本公众的对华民意关乎中日关系大局,是我国对外政策制订的重要依据,也是两国间交流合作的关键推动力。本文以“寰球民意指数”（2020）调查结果为依据,客观评估日本公众的对华形象认知,及其如何受到群际接触、社会信任、国家认同、威胁感知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分析表明,日本公众的总体对华形象认知较为复杂,既普遍认可中国在当今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影响力,又将中国视为日本当前主要的威胁国之一。本文证实了群际接触对日本公众对华形象认知的正向预测作用。在这一影响机制中,社会信任影响着日本公众在群际接触中的认知和判断,间接预测了他们的对华形象认知;国家认同与威胁感知在个体信息处理过程中作用突出,也影响了群际接触与日本公众对华形象认知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呼应了百年变局深刻演进、中日关系面临关键节点的时势,有助于在中日邦交正常化逾50周年的背景下,推动两国民意相向而行,开创中日友好的新局面。     

算法祛魅：网络内容经济中的算法规则建构及其治理进路

以往的认识论往往将算法视作价值中立的技术工具和神秘黑箱,并将内容生产者的行为失范和代码设计者的人本价值缺位作为算法治理的主要对象。不过,新近的治理实践已经意识到算法的商业实质及其在平台经济中的规则建构能力,并尝试对其特定功能加以限制。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和深度访谈阐明,需要将算法置于网络内容经济的增值过程中,才能实现对算法的解码和祛魅。平台积极利用算法组织内容生产过程,调整供给结构,定义传播扩散规则,从而建构起服务于内容变现的算法规则体系,并深刻影响了公共议题的传播环境。鉴于此,相关治理应以分析算法在平台经济中的规则建构能力为基础,将算法的设计初衷和商业功能、平台的责任规避主张、内容经济的组织架构、平台风险社会化的倾向纳入考量,据此制定相应的治理策略。     

修改《国家赔偿法》是对生命的重新认知

对《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就是一个价值重构的复杂过程,是权力与权利的关系的重建,是对人的生命、自由、尊严的重新认知。     

数智时代的算法素养：内涵、范畴及未来展望

[目的/意义]算法社会的来临对个人发展提出了新的目标要求,而算法素养则有助于增强个人与算法交互的能力,为个体提升算法认知和技能、应对算法社会风险、强化算法源头治理开辟了新的路径。鉴于现有研究中的概念局限,算法素养的内涵及要素有待进一步剖析。[研究设计/方法]基于“以人为核心AI”思想和当今聚焦个人发展的核心素养框架,立足多元主体视角界定算法素养的内涵及要素构成。[结论/发现]算法素养包括个体与算法交互的思维层面、态度层面和知识层面三个维度,且不同维度的构成要素因算法生产者、算法使用者和算法监管者等目标主体的改变而存在差异。未来可从理论研究、素养培育与算法治理三个方向深化算法素养的相关研究。[创新/价值]立足多元主体视角初步探索了算法素养的内涵,并针对算法生产者、算法使用者和算法监管者等多元主体提出了由思维、态度和知识层面组成的算法素养要素框架,为未来开展算法素养相关研究、加快全民算法素养提升、助力算法治理提供了清晰指引。     

全媒体时代媒介与人的关系分析：批判的视角

媒介环境随着科学技术、媒介制度等的发展已发生了剧变,媒介与人的关系也相应发生改变。媒体内容极为丰富、媒介形式日益多样化,全媒体时代“全媒体”本质上代表何种媒体现象．全媒体将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本文以全媒体环境为背景,通过探讨全媒体的真正内涵,揭示全媒体时代媒介与人的关系,进而对全媒体时代媒介与人的关系进行反思。     

众症时代：拖延症、囤积症、选择障碍如何改变我们？——时代“病人”

拖延、囤积、焦虑、注意力匮乏、“选择障碍症”“亲密关系恐惧症”“社交恐惧症”“语言学习狂热症”……似乎突然之间,这样古怪的病症在都市人群中大面积爆发。病因暧昧且无计可施。     

浅谈博物馆如何做好有效的文化传播

文化具有对全人类进行认识、教化、审美、娱乐、交流、传承、塑造等功能,对于陶治人的情操、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化还是民族的灵魂,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内在驱动力。博物馆是承载历史与文化的精神家园,方寸之间,蕴涵乾坤。因此博物馆和艺术馆可以成为评价一个国家文化资产的新标尺。     

爱心感化耐心转化——浅谈如何让学困生“脱困”

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通过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进行分析,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之所在。另外也从中解读除了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也就是人的本能的社会化,并且是有效的社会化,进而提出并举例说明本能社会化形成的两个重要元素,即遗传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促成。     

用户算法感知对反馈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的分析

算法感知是分析算法及其社会影响的重要路径之一。本研究基于算法感知路径,以社会认知理论为基础,以环境—个人—行为关系为分析框架,分析用户算法感知对反馈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第一,用户在媒介实践中感知到信息是由算法推荐的,并基于所接收的信息（静态环境）这一算法输出结果进行反馈,特定反馈也受到动态社会环境的规约。第二,用户基于算法理解（心理认知）进行反馈,对于不同的算法推荐逻辑,反馈机制有所不同。第三,外界环境、用户认知心理的交互,呈现在对算法的感知模式中,感知模式会引导反馈行为,但具体情况因个人、环境等不可抗因素而有所差异。本研究基于算法感知的反馈行为,从经验层面说明了算法感知概念提出的重要性。     

风险的社会放大：考辨、批评与重构

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SARF)创立至今已30余年,大量研究者借助这一框架开展了风险传播的实证研究。然而,学界对SARF的理解意见不一,SARF自身又存在诸多尚未明晰的地方。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研究者对究竟何为放大的对象缺乏统一认识;二是研究者对于如何判别风险放大认识模糊;三是SARF一方面批评风险的技术概念及风险评估,另一方面又将技术专家的风险评估作为判断社会反应是否适当的基准,导致逻辑上艰涩难解;四是研究者对风险传播的社会过程的深义理解不够。相关研究的质量因此受限。论文在对SARF的原始文献进行仔细考证和分析后,就放大的对象、判别风险放大的表征、专家风险评估的地位等问题进行阐释,对SARF未曾言明的问题予以廓清和补足。最后,向上溯源,回到SARF产生的理论和现实背景,诠释框架本身及相关研究面临困境的原因,以期推动后继研究的改进和深化。     

倡导“三种风气”、打造“幸福乐园”

我认为,一所学校,每个人的价值都能得到认同,学生乐学、教师乐教、职工乐业、愉快和谐、积极向上,这就是教育的“幸福乐园”。这样的“幸福乐园”,师生共同体验生命成长历程,在发展中享受生命幸福,追求阳光般灿烂,校园生活一定是高质量的!多年来,霞浦县实验小学就是沿着这一目标,不断深思着,探索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