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使用对医患信任与社会信任的影响比较分析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1年与2012年的数据,本文从信息传播的视角探讨了媒介使用对医患信任与社会信任的影响。数据分析表明,传统媒介和新媒介的受众有着不同的人口特征,这些特征影响了他们的医患信任与社会信任;除了传统媒介电视使用会提高医患信任与广播使用会提高社会信任外,其它媒介的使用都降低了医患信任与社会信任;而且传统媒介对医患信任的影响力要高于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力,需要改变"受难式"医疗报道框架观,应用建设性的传播方式重建医患信任。新媒介相比传统媒介,降低信任的方向与显著性不同,互联网与手机定制信息"线性负向"显著性降低了医患信任与社会信任,而传统媒介在降低信任中基本表现为"U型",而且互联网比手机定制的影响力更大,互联网媒介需要从个体理性向公共理性的逻辑转变,达成重叠共识以重建信任。     

争议性科技的媒介形象:被制造的风险与被偏好的刑罚CSSCI

现代科学已然意识到“人造风险”开始在安全事故中扮演重要角色,但社会传播却偏好前风险社会下“邪恶-正义”的二元叙事逻辑,导致“争议性科技”往往无法摆脱特定“影响性事件”的标签化效应,最终牵连事件行为人而被置放于“绝对性判断”中。后常规科学时代,只有传播媒介不再偏执于将“事件冲突”作为流量追逐的叙事手段,才可能赋予“科学”与“规范”进行理性互动、商谈的话语平台,从而构建可供争议性科技“辩白”的空间。只有传播媒介释明现代性风险、争议性科技的多元构成,正确区分影响力事件中“人的风险”与“技术的风险”,才能真正确立“风险传播”的现代范式。     

新形势下传统风险传播模式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及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利益关系人”对切身利益受损更为敏感,“内卷”环境更易产生“愤怒因素”并导致“风险社会放大”,传播迟缓和不当容易激化矛盾形成更大的社会风险。这种情况下,传统的风险传播模式面临重大挑战,一方面,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使政府相关部门在风险治理过程中的“控制”与“引导”能力受到了较大的限制;另一方面,这种传播模式不仅容易导致传播失效,还会激起民间舆论反弹,降低大众对政府的信任。为了应对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可能面临的各类社会风险,相关政府部门应尊重“利益关系人”的主体地位,第一时间公开发布风险信息,通过与“利益关系人”开展对话达成共识,从而更好地化解风险。     

深度伪造的社会伤害与治理争议

作为基于人工智能形式的现象化传播应用，深度伪造的社会伤害潜能凸显，表现为攻击性损害、真相衰败、治理失范、信任风险加剧等问题。但对于深度伪造也不能陷入简单而机械的二元论，完整地把握深度伪造之“作假”的传播自由及其限度，系统地检视基本的治理路径及其引发的争议，探讨面向未来的社会建构命题，是深度伪造传播向善实践的重要现实命题。     

公共健康传播中的危机信息与风险治理研究

公共健康传播中的危机信息演变不仅体现在媒体对危机报道所产生的认知风险,而且也体现在智媒时代的个体赋权使得危机信息的风险传播进一步强化,从而恶化舆论引导环境上。危机信息报道形成“脱域”下的风险传递,而危机传播的信息演变充塞着公众的情绪传递与对抗焦虑。因此,政府需要做好信息识别,科学把握舆情趋势;公众需要做好风险认知,提前研判心理情绪,建立舆情风险与信息风险的双重识别机制;媒体需要强化信息倾向报道,放大正向报道效应以实现风险社会的科学治理。     

竞技、对抗与化解：社交媒体风险事件沟通机制研究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中,社交媒体作为公众重要的信息来源,是传播风险信息和影响公众对风险事件感知的重要渠道,成为我国高速转型期社会风险聚集的关键空间,尤其是社交机器人等技术广泛应用到新闻信息生产和扩散环节后,社交网络舆论空间越发复杂。通过以“风险竞技场”为理论框架,结合社交媒体“人机共存”的生态特征,探讨风险传播过程中普通大众、官方媒体、自媒体、相关机构、政府部门在风险话语争夺和风险情景建构中如何进行社会资源动员影响决策结果。基于“人机”多元传播主体、“块茎式”叙事形态、“洞穴式”情绪共振、封闭反馈机制四个环节提出社交媒体风险沟通的负面机理。政府部门应该从争取公众信任、构建多维沟通渠道、多元协同共商、提升数据治理能力等维度出发完善社交媒体中的风险沟通机制,降低社会运行的交易成本,共创融洽稳定的风险沟通场域。     

移动互联网时代微信舆情妥处机制研究

移动互联网时代,集通信、社交、平台化为一体的微信是最具人气的新媒体代表——因其成功地创造了"一个生活方式"而改变了当下的舆情传播格局,也给舆情监管与社会治理提出了全新的挑战。把握微信传播新特点,创新舆情治理新理念,本文旨在探讨如何更好地协调微信舆情活力、表达无序与社会进步、和谐稳定之间的关系,建立成熟理性、科学高效的微信舆情妥处机制。     

风险社会视阈下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论引导研究

现代化的发展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使风险成为当代人类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从风险社会视角来看,我国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论引导面临着历时性风险共时态存在、风险责任主体模糊、公众风险传播理性和社会责任感缺失等一系列困境。从风险社会理论这一全球化的语境对我国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论引导进行研究,是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论研究的新视阈,也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进行有效公共治理的应有之义。     

数据治理的数据归属与主体信任——基于“健康码的社会接受”的实证研究

政企合作是当前数据治理的常用模式,弥补政府数据治理能力不足的同时,也带来了用户数据多元归属的问题。从用户信任的视角出发,以“健康码的社会接受”为研究情境,探究用户对不同数据归属主体的信任程度对其评估、接受“健康码”的影响,为检视数据治理主体协同关系提供实证支持。研究结果表明,在数据归属主体上用户更信任政府,对数据归属平台的信任反倒放大了数据得失权衡中的风险侧影响,对数据归属政府的信任则会反向调节这种作用。在协同治理体系下,用户对数据归属方的整体信任有助于消解其对数据让渡的风险顾虑并提升相应的利益感知,为构建数据协同治理主体互信体系提供启示。     

后真相时代主流媒体的信任困境及塑造路径

后真相社会,公众对事件传播方向的影响不断增强,公众情绪逐步超越理性,对事实走向构成干扰。但在社会发展中,公众从未放弃对真相的辩驳思考,而主流媒体在探求真相的过程中也遭遇舆论失焦、传播权分散等困境。本文在剖析主流媒体信任困境成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塑造信任的三条路径：其一,着力提升主流媒体公信力及其传播影响力;第二,建立新媒体的新闻准入规则,加大监管力度;第三,推动事实核查新闻建设,纠正原有的信息偏差,重现新闻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