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学术不端行为问责的法理性质

大学学术不端行为问责是法律法规赋予高校等学术组织机构的一项学术管理权,是学术权力在学术治理领域中的具体体现。从法理的角度而言,学术不端行为问责作为一种规范性的学术权力,具备了"利益""资格"与"自由行为"等要素,是一种不能排除国家公权力影响的学术自治公权力,也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行政处罚",这一法理性质体现了新时代大学学术治理受控性与自由性的双重统一。     

论基本权利的防御权能及其主要指向

权利的防御权能是指权利主体应享有的一种要求其他人承担不得侵害其权利的不作为义务的能力。它是权利的基础性权能之一。唯物史观的国家学说,更深刻昭示了公民基本权利的防御权能应主要指向国家公权力的立宪主义精神。我国传统宪法理论否定基本权利应主要防御国家公权力,是典型的理论误区。     

公权力的异化及其控制

公权力是国家的主要象征,也是国家一切职能活动的根本前提。如果公权力偏离公共利益这个目标,就是权力异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有效防止和控制公权力的异化,使公权力与私权利保持有机的和谐。防止和控制权力异化要做到：理念上自觉厘清公权力的行使边界;对权力实行合理的分工和制衡;完善监督的网络体系建设;对权力的合法性和运行程序进行事前控制;培育市民社会,以权利制约权力;加强阳光政府建设,提高公权力运作的透明度;发展与重视“第三部门”的作用,柔化行政权力;加强责任制度建设,以责任制约权力。     

论民事执行权

民事执行权是国家为了实现已经过司法或准司法行为确认的私权利而设定的一种公权力，应归属于 司法权的范畴。其权力构造由实施权和裁决权组成，应由执行员和执行法官分别行使，以效率为主要价值取向。 执行权行使中加强听证等公开化程序，以权力和权利两种监督模式构建对执行权的监督体系。     

论被害人权利谱系

被害人权利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被逐步发现、揭示、赋予,因而具有历史传承性。初民社会的被害人权利依其自然本性体现为私力复仇,及至国家出现,公权力以积极姿态介入两造纠葛之后,由国家暴力保证实施的酷刑成为私力复仇制度化的替代品。酷刑制度化实施存在包括滥用公权、践踏人权等种种弊端,这在思想启蒙时代引发了强烈批判,表现在刑事法领域即刑罚人道主义思潮,当以被告人权利为立论基础的刑罚人道主义盛行于司法实践中时,被害人以复仇为基底的权利便丧失殆尽,被害人从此长期处于失语、失权状态。现代司法文明不应当忽视任何一方的权利,应该在无损司法权威的前提下确保任何一方的诉求得到顺畅表达和获得应有尊重与回应,在被害人层面上,便要求应以被害人的表达权为核心重构其权利体系。     

从高铁霸座事件看互联网时代私权利对公权力的影响

法治与经济建设不断完善的当代社会,我们可以欣喜的看到人们已经逐渐学会灵活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益,权利意识与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尤其是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为人们提供了行使言论自由权等权利的广阔空间,与此同时,不免也给其他私权利及公权力造成了冲击。以高铁霸座事件为例,对互联网时代下私权利对公权力的影响力进行讨论。     

应对气候变化的路径选择——基于经济学与人权哲学的理论考察

人权具有道德权利、法律权利和宪法权利的多重属性。全球气候变化侵害了人权,引起了国际人权诉讼。我们应当从权利学与经济学的双重视角考察气候变化与人权的国际保护之间的关联性。人权的核心功能是要矫正资源分配权的失衡现象,从而维持国家公权力与个人私权利的大致平衡。以人权保护的需求为原动力,以人权的矫正功能为手段将有助于实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目标。     

在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论我国公立高校管理权的法律定位——以私权力（社会权力）为核心

我国公立高校管理权具有权力、权利和自主属性,但不是公权力、私权利和大学自治权。所以在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应以私权力（社会权力）为核心定位高校自治权,这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高校管理权转化为高校自治权;（二）高校自治权应是一种私权力,是具有社会权力属性的私权力,一种扩大的私权,也是国家权力的私法化;（三）以私权力为核心建构我国高校自治权。     

清代学术与赵翼的治学特点——赵翼文史新探之七

清代著名学者、诗人赵翼文史兼擅、博通古今,其治史,既不同于吴派之整辑排比、参互检讨,也不同于皖派的字斟句酌、讲求古义,而多以史为鉴,裨益于当今之治理。其为学,每每能体现出一种理性的自觉,更多关注的是有用于世、有益于人,选择了一条既做学问、又不使学问流于空虚无用的独特治学路径。其为文,所思考的也是以文字"补时阙"。即便考据之学,也少枯涩,而使之带有能为一般人所接受的大众化色彩。赵翼学风的涵养,与清代学术发展及地域文化关系密切,研讨其治学特点,可管窥清代学术内涵的一个侧面,亦有补于今世。     

试论征税权滥用的法律规制

征税权是国家公权力赋予国家行政机关的一项权利,在税收实践中存在着被滥用的现象,需要通过规范税收计划、制约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等措施予以规制,以保护纳税人和国家的利益.     

高等学校学术权力的反思与建构

学术权力是大学对学术活动的管理与统治权力 ,主要有欧洲模式、英国模式、美国模式和日本模式。高等教育管理权力区别于其他社会权力的特性在于它的学术性。我国高等学校内部对学术权力的认识存在着局限性 ,需加以关注 ;现实的学术管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需要不断完善     

霍布斯恐惧的内在关联

霍布斯与恐惧相伴终生,但恐惧带给霍布斯的并不只是怯懦,还有成就。对重返自然状态的恐惧使得霍布斯意识到主权权力的重要性,对主权者命运的恐惧使得霍布斯觉察到知识权力泛滥的危害性,而用强大到极限的主权权力的恐惧来对抗知识权力扩张的恐惧又是霍布斯所追求的终极政治目标。     

中西方学术权力差异辨析

学术权力是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界和实践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中西方学者在进行学术权力的理论研究时,在概念内涵的界定、研究目的和学科视角三个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同。在学术权力的实际运行中,中西方在学术权力所依存的组织性质、所处的制度环境和支撑学术权力运行的文化传统三个方面存在差别。这对我们的启示有三：要以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作为培育学术权力的基石;要注意运用多学科视角开展学术权力的理论研究;要从系统的观点出发进行大学的改革,从而彰显学术权力。     

论高等学校中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共存是高等学校的一个主要特征。从学理、比较角度探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学术民主管理权力和学术行政管理权力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可以看出在高等学校内部权力中学术权力的主导作用,以及如何协调并处理好学术民主管理权力和学术行政管理权力的关系。     

1905年:清朝由腐到死的转折点

清朝的统治残喘到1905年，种种迹象表明它必死无疑了。20世纪初开始的新政，其改革的范围和力度都大大超过了戊戌变法，取得的成绩也非戊戌所能比拟。但功绩巨大的教育改革所培养的人才起而反对清朝，兵制改革成就非凡，新军却成了推翻清朝的排头兵，符合实际的路矿国有政策成为清朝灭亡的导火线，主观动机良好的预备立宪加速了清朝的灭亡……所有这些说明，老态龙钟的清朝在权威资源与公信力总丧失的情况下，自己无论怎样折腾都很难激活必死的命运，做坏事更不必说，即便是做顺应潮流的好事也为千夫所指，为群众所诟骂，整个社会、整个社会阶层都不买帐，这个统治也就无论如何没办法维持下去了。     

西方大学学术管理制度生成条件解析

本文以西方社会学术专业化及其特有的文化与技术的整合功能为中心结构位点,从自组织的自然演进角度确立了四类学术管理模式:行会自治、法理自治、联邦分权、联合授权,进而通过对此四类学术管理模式之权力结构进行差异性分析,并且从中抽象出本研究的若干最基本的生成要素,即作为专业自律机制的学术职业、作为专业适应机制的传统主义倾向、作为专业驱动机制的优先政策的博弈、作为专业整合机制的学术专业化,以此为基点,试图进一步对培育学术管理制度特质及生长、发展的基本条件进行解析和探讨,以期对我国新时期高教学术管理制度的重构有所裨益。     

论主权与国际合作

从本质上说，主权国家与国际合作是国际社会形成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就两者的关系而言：尊重主权是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合作的前提；主权的干预是国际合作中自身利益的可靠保障；同时，国际合作必然对主权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但这也是主权自身作用的结果；国际合作既是主权国家的法律权利，也是其法律义务。然而，在国际合作中，我们既要反对个别国家借此干预别国内政，又要注重维护本国的主权安全。国际社会应坚持开展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合作。     

我国高等学校教授治校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在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教授治校作为一种民主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受到关注。教授治校在我国有着特定的涵义,治校的内容和范围都有一定的限定性。教授治校的重要性体现在与学术自治、学术自由以及民主管理的关系;必要性在于其对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平衡。教授应享有对学术事务的管理权和决策权;教授治校受领导者个人因素的影响较大,其实现程度存在学校差异性。     

浅谈中国民主政治的两种代议制度

国体是一个国家的阶级性质;政体是国体下位事物,指国家政权的配置方式。现代政治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主权的代表是人民,即主权在民;人民通过普选等方式将权力委托给代理人,代理人通过执政代表人民行使主权,这就是代议民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即开始执政;由于中国共产党由先进阶级所组成,所以,其执政就是国本层面的先进阶级直接代议制度。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则是政体层面的人民委托授权的间接代议制度。     

高校管理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协调

在一个组织内部同时存在两种强势权力时,其冲突在所难免。扩展学术权力,把本属于学术权力的学术领域归还专家学者,形成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各司其职的格局,是我国高等学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协调的根本。另一方面,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是相互交融在一起的,需要互相配合,共同推动学校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