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直为民”：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模式探析

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是一项复杂多样的系统工程。贵州省凤冈县通过联系服务群众创新提出“四直为民”,在强化自治德治法治“三治”方式过程中,突出以党委核心领导、多元治理主体、社会协同共治和增强社会活力等方面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深化和拓展基层服务型建设。但从议事主体、模式构建、信息技术和经济发展来看,还应从实践应用中不断反思并寻找新的突破口,以此实现乡村治理体制共建共治共享的“三共”社会治理格局。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研究

文章在深入分析民族地区乡村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以党委领导为根本,乡镇政府、乡村社会组织、村委会及村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乡村治理共同体路径,为进一步推动民族地区乡村的发展与振兴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     

“参与式”治理: 有效化解民族地区参与紧张的路径选择———以贵州省长顺县凯佐乡“参与式”治理实践为例

我国乡村民主政治建设不应停留在三年一次的村委会选举层面,而应创新制度与模式,拓展参与渠道,在治理过程中吸纳参与,从而化解各种无序参与带来的紧张。基于此,文章在剖析“参与式”治理理论的基础上,以贵州省长顺县凯佐乡“参与式”治理实践为个案,考察了村民在政策过程中的参与状况,指出了“参与式”治理模式是一条有效化解民族地区参与紧张的路径选择。     

西南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究

西南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和民族传统文化保存较好,旅游资源丰富,在乡村旅游方面有较大的潜力和优势。近年来,随着旅游的发展,西南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出现了环境污染、经济效益、利益分配、文化保护等一系列问题。西南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应坚持社区生态旅游,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西南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应在保护生态环境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同时旅游的发展应注重社区的权益,为当地脱贫解困,提高人们生活服务。     

乡村振兴视域下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路径探析——以普洱市倚象镇L村为例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如何推动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成为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通过实地走访调研普洱市倚象镇L村发现,当前L村在乡村治理与建设过程中存在诸多困境,对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产生诸多不利影响。民族地区需要从强化党建引领、增强产业品牌效应、激活乡土文化、强化科技支撑方面建设乡村治理共同体。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市场监管模式研究——以S县为例

在对四川民族地区某县乡村文化市场调查基础之上,本文客观地描述了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市场的现状和文化市场执法管理现状。以此为根据,从重视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市场监管重要性、建立科学、合理的民族乡村文化管理体系、完善文化市场监管机制等路径探究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市场的监管模式。     

论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历史演进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演进经历了1949年以前国家统治下的“县政绅治”、1949年之后国家主导下的“政社合一”和1978年以来国家治理下的“乡政村治”三个阶段.这一过程是从传统的政治统治转向政治管理最终过渡到现代的公共治理过程,内涵着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化.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变革中,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又将迎来一次全新的嬗变,侧重政府主导作用下的“多元共治”,推动政府与农民的现代转型,推进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     

析“亚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以重庆“亚民族地区”为例

针对一些民族地区民族特征淡薄的状况，第一次提出了“亚民族地区”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对解决一些学术和现实问题有重大的意义。以重庆“亚民族地区”为例，探讨其经济发展道路与教育发展模式、重庆“亚民族地区”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教育模式、重庆“亚民族地区”民族旅游资源保护与民族教育模式之间的关系，归结起来，“亚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有以下思路：加强“亚民族教育”研究、强化民族认同感、教育形式多样化、处理好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关系、职业教育与经济结构调整同步、加强“亚民族地区”特殊民族教育立法等。     

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高质量发展及其思考

我国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关键环节。探索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成为“后扶贫时代”的重要任务。我国民族地区基层现代化治理要注重差异性,显示出实践创新的鲜明特点。参与式清单化治理可解决我国民族地区基层治理发展的现实难题,提高治理成效,更好地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增强人们的获得感和发展的内驱力。我国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参与式清单化治理离不开四个着力点：一是坚信基层治理与民族地区发展是一体两面,二是提升小城镇连接城乡的功能作用,三是重视乡村文化生态的社区营造,四是将发展型社会工作纳入新发展格局。     

“强师计划”背景下民族地区乡村小学全科教师“U-G-S”协同培养模式探索

完善教师教育模式,建构“U-G-S”协同培养模式是落实我国乡村教师教育政策的必然要求,是乡村教师内生发展动力所在。为了更好地解决培养主体之间的地位不平等、目的错位以及缺少持续性的运行机制等问题,我们可以从乡村教师情怀培养、激发“U-G-S”主体性、构建职前职后课程体系等方面的实践路径,为乡村教师培育提供思路借鉴。     

论民族地区乡村儿童价值观教育

民族地区乡村儿童价值观教育是民族教育、乡村教育和价值观教育视域融合后产生的特定议题,是铸牢民族地区乡村儿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文化价值共生和社会治理的关键。民族地区乡村儿童价值观教育的前提在于,充分认识作为客观条件与限定的多重现实场域,即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国家及世界;突破传统价值观教育概念,创新价值观教育方法,提取现代价值观教育实践新形式。民族地区乡村儿童价值观教育特别强调发展儿童理性价值判断力和塑造儿童正确的少数民族文化价值观、乡村社会价值观和中国—世界政治价值观。家庭是价值观"模仿"之源,学校是培育价值观的主阵地,社区则为价值观养成不可或缺的"闲暇"教育空间,民族地区乡村儿童价值观教育需要家庭、学校和社区共同发力、联合促动。     

我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模式、困境与优化策略

职业教育作为负载多元价值的教育类型对于服务民族区域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呈现出“人力供给”模式、“双向循环”模式、“数字乡村”模式与“多元共治”模式四种结构形态,这些模式为职业教育服务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我国民族乡村地区还存在着技术技能水平有待提高、内生发展动力有待加强和经济发展类型结构有待完善等问题。在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亟须进一步提升民族地区乡村人力资本、促进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内生式发展、适应民族地区乡村经济发展需求,加大对兼具工匠精神与绿色技能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培训力度,促进民族地区加快形成乡村振兴的人才链、产业链以及文化和生态和谐共生的良好局面,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技能支撑和高素质人才保障。     

共存与转变:西北民族地区村级治理类型探究

基于权力、法律、伦理等不同的关系,社会治理可分为统治型、管理型和服务型三种类型。就西北民族地区而言,村级治理主要体现为统治型社会治理,管理型社会治理的作用越加凸现,但服务型社会治理在某种程度上缺失。实现统治型治理、管理型治理向服务型治理的转变,必须解决好县、乡、村关系及宗族、民族与宗教等问题。     

民族地区乡村应用型小学全科教师培养模式探索

从小学全科教师的内涵及民族地区小学教育的特殊性着手,探讨了民族地区应用型小学全科教师培养的目标规格;同时结合应用转型发展就民族地区乡村应用型小学全科教师培养的途径、课程体系的设置、知识体系的构建、课时及进度安排进行了深入探讨。     

乡村治理研究综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立足中国实际,前瞻未来发展,在深深把握中国改革发展脉搏、敏锐洞察世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中国这样一个农耕文明源远流长的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始终是我们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富国之源,乡村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有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回顾和梳理乡村农理研究,总结乡村治理经验,以其促进乡村多元治理发展,促进乡村民生改善和社会进步,进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     

内外兼动:民族地区农村精准扶贫模式研究

本文通过阐述精准扶贫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探讨传统扶贫模式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根据当前形势制定科学、合理的精准扶贫实践路径,进而促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实现脱贫,助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