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发愤著书”说浅析

《史记》是史学、文学史上的不朽名著,其中也反映了司马迁的文学观。本文谨以《太史公自序》一文为主要依据,参考《报任安书》及《史记》中与文学有关的篇章,分析司马迁"发愤著述"说的产生原因、内在精神及价值,力图以此来解析司马迁文学观的内涵及影响。     

论发愤著书说

司马迁结合自己亲身经历和创作实践,总结前人著书立说的普遍现象,提出著名的发愤著书说.他认为作者郁结忧愤,有感而发,就能创作出批判黑暗现实、反映生活本质、充满真情实感的名篇佳作.发愤著书说在历史上产生了积极的、深远的影响.桓谭、王逸、韩愈、欧阳修、李贽和归庄等人都赞同和阐发这一理论,使之不断地得到充实、丰富和发展.     

再论司马迁之“发愤著书”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前者见于《史记》;后者见于《汉书》,全日制普通高中语文教科书（必修）第六册有《报任安书》节选）中提出了著名的＂发愤著书＂的观点,其文云：盖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     

关于“发愤著书”说的神圣诗学内涵之考释——《史记》阅读札记之四

在司马迁那里,"发愤著书"的命题脱胎于"穷愁著书",是"穷愁著书"的升华。理解这个命题需要从"发愤"和"著书"两个词的语境出发,展开一种历史语言学的追踪,以此为前提,所谓"发愤著书"只能是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中由圣人完成的活动,这决定了它的神圣诗学内涵——借助叙事形态重新恢复人作为信仰者的身位,最终期望到达对天人性命之道的领悟。     

司马迁“发愤著书”精神对汉魏六朝诗歌的影响

司马迁“发愤著书”精神可细分为“发愤”精神和“著书”精神两个向度。“发愤”精神是对屈赋“发愤以抒情”诗学传统的发扬,“著书”精神是对《左传》“三不朽”文化思想的承继。二者都对汉魏六朝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前者激发了讽世抒怀的幽愤之诗,后者推进了积极有为的言志之作。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在清代的发展

司马迁“发愤著书”理论在清代的发展主要有三个方面：１－ 鲜明的时代性。清初,许多作家借“发愤”说发民族之义愤;鸦片战争以后,发仇恨帝国主义、振兴中华民族之感情。２－ 范围的拓宽。不少作者从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结合上,把它应用于小说创作中。３－“发愤”之作冲破“中和”思想,表现出与世抗争的精神。清代发愤说,对“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再探《史记》的创作动因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到《史记》的创作动机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并提出著名的＂发愤著书＂说,故此古今学者以＂发愤著书＂为《史记》定论,并把＂李陵之祸＂作为＂发愤著书＂的缘起,甚至有学者把《史记》的成功归结为＂李陵之祸＂。但从＂发愤著书＂说提出的时间、《史记》前后思想内容和感情基调的不同来看,这种观点又有不妥之处。《史记》的创作具有多种动因。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心理美学内涵探析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在继承屈原“发愤以抒情”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文艺心理学命题。它蕴含着强烈的心理内驱力,是司马迁完成《史记》的心理动力;它隐含着内心巨大的自我表现欲,成为司马迁实现人生超越的心理基础;它饱含着深切的情感体验,透射出司马迁在《史记》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心理根源。     

司马迁“著书立言”说的审美视点

司马迁“著书立盲”说是在继承《春秋》的笔法、拓展楚辞发愤抒情内涵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司马迁“著书立言”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视点；坚持文学的现实批评精神，尚真求实不虚美，揭露抨击现实社会的罪恶和各种弊端；打破世俗观念为小人物立传，弘扬普通人物身上的正义之气。     

"穷而后工"说与"发愤著书"说辨异

本文认为,我国古代文论中的"穷而后工"说与"发愤著书"说是两个不同性质并包孕不同理论内涵的命题,人们惯常把后者视为前者的理论上源,这是有欠准确的."穷而后工"说回答的是作家的创作为何而工的问题,而"发愤著书"说回答的则是作家的创作何为而作的问题,一个属于作品缘何而工的成因说,一个属于情感缘何而发的动因说,两者各有其独自的理论内涵.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第二课时教学设计

苏教版五年级下册11课。课文叙述了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史记》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正是一曲“愤”歌成绝唱。教学本课可以围绕题眼“愤”,带领学生一路品味“愤”歌的意蕴,领略司马迁的人格魅力。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一直以来都是文人喜于探讨的话题。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进行试论：“发愤著书”说源干对黑暗政治、不幸命运的抗争;“发愤著书”说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发愤著书”的艺术手法：以小见大,以近见远,以古喻今;“发愤著书”体现了“中和之美”的审美标准。     

"发愤著书"之说小论

本文以为“发愤著书”的理论剖析作家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一种世界观,在创作上也不失为是一种起着指导作用的文学创作基本原则．文章分别从源流探寻、文学创作规律两个维度阐述,昭示了“发愤著书”是古代文人们与黑暗现实、与不合理命运抗争的一种方式,是他们成就一种理想、一种人格、一种事业的手段。“怨愤出好诗”,这是美学史上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观点。     

维汉“发愤著书”说之比较

古代维吾尔族与汉族的“发愤书”说学思想，既有相同点又有相异点。相同点是：双方都注重通过书使自己声名不朽，并看重抒写创作主体的思想感情。不同点是：维吾尔族注重书的社会历史作用，汉族关注主体感性生命的延续，而且强调在身体残废的情况下发愤书；维吾尔族则看重知识化的传播。     

承先继圣 惜死立名——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及其对中国文学的深远影响

司马迁及其《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中享有空前绝后的崇高地位，不仅在于《史记》所具有的高不可攀的史学和文学价值，更在干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伟大斗争精神和人格力量。本文分析了司马迁“发愤著书”说产生、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认为这一思想不仅包含有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雪耻、成一家之言、显身扬名的个人功利目的，更体现了他网罗天下散佚旧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进而探析了其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深远影响。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第二课时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苏教版五年级下册11课。教材解读课文叙述了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史记》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     

“发愤著书”说在唐宋时期的新发展

“发愤著书”说在唐宋时期的新发展。以韩愈的“不平则鸣”、欧阳修的“穷而后工”影响最大。陆游、辛弃疾以自己的创作实践给“发愤著书”说注入了爱国主义精神     

论司马迁的文学思想

司马迁注重立言不朽,主张成一家之言,继承《春秋》笔法,写作《史记》,褒贬人事,表达情感。他联系自己的实际和有关的史实,论述文学史上带规律性的问题,提出发愤著书说。他概括先秦以来儒家的诗乐理论,重视文学的教育作用与感染力量,强调文艺为社会政治服务。他首先为文学家立传,以知人论世的方法、思想艺术兼顾的标准和公允的态度评价作家与作品。     

司马迁之“发愤著书”考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联系历代贤圣之遭际与其作品产生的关系来印证,从而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发愤著书”说．以达到表现自己的志向和警戒社会、启发人心的作用。     

《史记》中的赋话与赋论

司马迁是最为杰出的辞赋理论家之一。司马迁为辞赋家立传并在其传中大量录入辞赋作品。“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最重要的文学思想，只有联系屈原屈作，才能全面理解“发愤著书”说的丰富内涵与深层意蕴。《史记》中首次出现了“楚辞”的名称。考察《史记》中“辞”、“赋”、“辞赋”、“楚辞”等概念的使用有利于我们了解辞赋名称在汉代的演变情况。在辞赋的功用问题上，司马迁明确地表达了自己重于讽谏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