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单位犯罪的刑事处罚问题

单位犯罪是和自然人犯罪相对的一种特殊犯罪形态,我国现行刑法却没有就单位犯罪的刑罚适用方面作出与单位犯罪相应的特别的规定。文章以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刑事处罚的立法现状及其存在的缺陷为切入点,重点就完善问题提出个人的浅陋之见,以期有所裨益。     

论我国单位犯罪中对单位的处罚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单位犯罪已成为我国目前刑事犯罪的一个突出特点。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虽然规定了单位犯罪及其处罚,但笔者认为其不够规范、具体,文章从我国单位犯罪中对单位处罚的特点入手,构思了与自然人犯罪刑罚体系相对应的对单位处罚的刑罚体系。     

“刑事处罚”与相关概念辨析

＂免予刑事处罚＂与＂免除处罚＂含义相同。＂给予刑事处罚＂的含义为＂作出有罪判决＂。＂免予刑事处罚＂与＂给予刑事处罚＂在＂作出有罪判决＂上发生交集。刑法应当采纳＂刑事制裁＂作为＂刑事处罚＂与＂非刑罚处理方法＂的上位统摄概念。     

论犯罪单位之刑种

犯罪单位的刑种设置及其适用事关单位犯罪的预防和惩处犯罪单位的正义实现。本文在分析现行的罚金刑对犯罪单位的优劣之后，提出了犯罪单位的罚金刑的完善之策，并进一步论述了犯罪单位的名誉刑等新刑种。     

影响罚金刑适用的若干问题研究

一、罚金的利弊之争 随着刑罚的轻缓化,自由刑在刑罚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开始动摇,财产刑（主要是指罚金）大有取而代之之势。因此,财产刑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罚金作为财产刑,可以说是利弊兼具,优劣并存。正因如此,在刑法理论上围绕着罚金的存废长期以来争论不休。下面就双方对罚金的论点逐步加以介绍。     

论我国环境犯罪罚金刑的立法完善

罚金刑作为刑罚的一种,有助于环境犯罪的预防与惩治,其特殊性在于可以将其用于环境修复,使因环境犯罪行为导致的环境污染或环境破坏得到一定程度上的修复。而我国环境犯罪刑法关于罚金刑在数额的规定方式上、刑罚的适用方式上以及数额确定上未区分犯罪故意与过失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导致司法机关对环境犯罪罚金刑的适用存在困难。为此,有必要通过确立环境犯罪罚金刑数额规定方式,确定相应的标准,增加易科罚金制作为环境犯罪罚金刑的适用方式,并且对于环境犯罪罚金刑数额的适用以故意与过失为基础,予以完善。     

论环境犯罪中罚金刑的适用

我国对于环境犯罪采取的处罚方法包括自由刑和罚金刑两种,罚金刑因与环境犯罪的特殊性相契合而更加有利于实现环境刑法的初衷.但我国环境犯罪中罚金刑的适用还存在诸多明显缺陷,如适用范围狭窄、适用方式不当、数额不确定等,应当从扩大罚金刑适用范围、完善罚金刑适用方式、缩小环境犯罪的罚金刑幅度、增强罚金刑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环境形势的适应力等方面完善其适用.     

论我国单位犯罪中个人刑事责任的承担

单位犯罪中个人的刑事责任,在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少争议。从单位犯罪中个人刑事责任的承担这一角度着手,希望为追究单位犯罪中个人的刑事责任提供合理途径。首先界定了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的范围;其次,对责任人员的刑罚适用从主刑和附加刑的角度进行分析;最后,提出非刑罚处置措施作为刑罚的必要补充,并指出其适用的依据和要求。     

刑法中“论处”规定的类型化解释

对刑法条文中“以……论处”规定的理解,关涉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论处”条款赋予某一法律事实与另一事实相同的效果,包括定罪与量刑两个方面,并且具有注意规定或法律拟制的性质,而法律拟制则具有犯罪构成的定型功能。然而“论处”条款的设置却存在拟制不当和过度类型化的问题。因此,要从方法论角度,将相互包含、补充的类型思维与概念思维应用于“论处”条款的拟制和司法实践当中,通过回归概念背后的原型,厘清类型中的核心要素与变量要素,对“论处”的具体情形作出恰当的类型化解释;同时从形式和实质两个层面对“论处”规定类型化解释的适用范围加以合理限制,使规范条文罪刑法定要求与事物本质规范评价达成一致性,从而实现论处结论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可接受性。     

中国内地与澳门刑法中财产刑规定之区别浅析

该文从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两个方面对内地与澳门刑法中关于财产刑的相关规定进行比较．并提出相互借鉴的意见。     

论我国刑法对贪污行为的规制及其完善

我国刑法从预防和打击贪污犯罪的目的出发,从身份、行为、财产以及国际合作等多角度对贪污罪建立严密的法律规制,设立多层次的刑罚处罚,能够起到一定的预防和打击贪污的作用。但是,由于刑法对贪污罪的起刑点、刑罚配置等存在不协调的问题,使得实践中对贪污犯罪的处理仍存在问题,需要加强立法完善。应该在立法中降低入罪门槛,不将数额作为定罪依据,而作为量刑依据更合理;创新贪污罪的刑罚,增加资格刑配置和取消死刑,让刑法的惩罚和教育功能得以体现,在预防和遏制贪污行为中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     

完善刑事被害人人身损害救济制度的探索

刑事被害人人身损害的救济是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重要内容。由于我国现行的刑事被害人人身损害的法定救济方式仅为犯罪人赔偿一种,以致于在司法实践中,很多刑事被害人或其家属难以获得及时、足额的赔偿。为此,有必要构建以犯罪人赔偿为主体,以国家补偿、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险为补充的刑事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多元化救济制度,以切实保障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刑罚轻缓化及其与相关范畴的关系

刑罚轻缓化是指国家适用于刑事立法、司法和行刑等整个刑罚运作过程的,旨在从整体上降低刑罚的残酷性和严厉性,并倡导尽可能以较轻的刑罚来惩罚和控制犯罪的刑事政策。西方的刑罚轻缓化运动大致经历了大幅度降低刑罚的残酷性和严厉性、对刑罚过度轻缓化的适当纠正以及"轻轻重重"两极化刑事政策的形成三个阶段。我国的刑罚轻缓化改革应当重点理顺以下几类关系:刑罚轻缓化程度与当前具体国情的相互适应关系;刑罚轻缓程度与我国刑法调整范围的协调统一关系;刑罚轻缓化与刑罚结构合理性的互动共存关系;刑罚轻缓化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并行不悖关系。     

论犯罪特征之间的关系

犯罪概念是对犯罪的本质性认识,所包含的社会危害性特征揭示了特定行为的罪质,但传统理论没有分析不同犯罪特征之间的关系。实际上,犯罪行为的刑事违法性从刑事法律上表明了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一种质的对应;应受刑罚处罚性则揭示了行为之社会危害性在刑事法上的量。因此,刑事违法性与应受刑罚处罚性分别从质和量上对应于社会危害性。这一点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传统犯罪构成也具有内在的开放性。     

刑事审判与民事审判思维差异研究

刑事审判工作和民事审判工作作为人民法院司法裁判最重要的两个方面的审判活动,思维形式有其必然共同性,但是更有其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是由立法价值的不同、保护法益的差异以及司法引导所体现的社会效果方向不一致所导致的,更在不同领域的司法实践过程中被强化。希望在法院的审判工作中,可以促使两者融会贯通,互相借鉴,以期更好地做好审判工作。     

论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

个人信息在目前现有的法律规范中没有明确的规定,其保护存在立法空白,越来越多的侵权案件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个人信息是人格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做出概念性的解释有利于它的法律定位;论述个人信息专门立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以及他的立法意义;探讨如何使个人信息在民法中找到应有的位置,如何突破人格权立法所固有的一些缺陷,而使得个人信息保护法能够成为在民法典中与物权法相对应的一部单纯保护个体权利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