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腐败的“制度－行为”分析模型

制度分析与行为分析相结合代表了政治学研究的新方向。结合行为科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行为理论,归纳出行为的“制度－行为”模型,并运用于权力腐败研究,得到了权力腐败行为发展模型与腐败水平模型。权力腐败行为是腐败行为主体与制度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腐败水平取决于正式制度因素。     

论腐败利益观

腐败利益观是腐败主体对于利益的整体认识 ,是腐败行为产生和蔓延的重要理论基础 ,其核心思想是个人利益与国家和集体利益的“错位”,重要内容是将市场经济种种原则“越位”,并凸现享乐、贪婪、攀比和补偿等若干畸形思想     

烂苹果定律

权力腐败是遵循着“烂苹果”定律而发生的：当一个权力系统中某一个人出现腐败行为而没有受到惩罚，即筐子中出现了一个烂苹果，这个“烂苹果”没有被淘汰出局，则很快就会有其他“苹果”受到“传染”和鼓励，他们的自我压力会减少。并随之出现腐败行为，直到所有的“苹果”都腐烂到一起。     

再论反腐败应针对三要素

任何一个腐败行为的完成,都包括腐败主体、腐败对象、腐败机会三个要素。独立地针对某一要素进行治理,很难收到好的成效。要治理好腐败,就应从源头上切断腐败三要素之间的联系,从体制上消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     

腐败成本的刑法学分析

腐败滋生蔓延是社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各种因素综合作用所致.在我国,腐败者所付出的成本低是腐败滋生的原因之一.在现有体制下,与其所实施的腐败行为相比,腐败者在经济上、政治上、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所承担的精神压力等方面投入的成本较小.本文通过对腐败成本的分析,针对我国腐败行为的“低风险、低成本、高收益”的现状,提出以刑事法律提高腐败成本的方式,从而加大对腐败的惩治力度,构筑反腐防线.     

不作为、乱作为也是腐败

时下，人们把严重贪污受贿等行为称之为“典型腐败”，而对机关作风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称之为“非典型腐败”。笔以为，在对“典型腐败”严加惩治的同时，对“非典型腐败”也不能手软。[第一段]     

期权腐败的利益冲突诱因及其矫治

期权腐败是一种隐蔽性强、时空跨度大的新的腐败形式,给反腐倡廉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期权腐败和利益冲突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期权腐败过程中的利益合谋、利益输送、利益兑现等关键环节,都是在利益冲突的情境中完成的。因此,应当从防止利益冲突着手治理期权腐败,通过加快行政伦理的法制化进程、完善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强化公职人员离职后行为限制措施、优化社会环境等措施来健全利益冲突的防治机制,矫治期权腐败。     

权力腐败的政治学思考

权力腐败是权力主体滥用权力,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来满足个人、团体、阶级等利益的行为。产生的原因是由于权力运行中的“三大矛盾”所引起,本质上是“公利性”与“自利性”的矛盾。为此,要根本上遏制权力腐败,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用法律规范权力、依靠人民监督权力、利用道德约束权力。     

试论权力腐败与制权

权力腐败是一种最危险的腐败。主要表现为行贿受贿、贪污挪用、私设“小金库”、权力入股、非法集资、多吃多住多占等。权力腐败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它不仅导致经济发展受制约,法律效力削弱,而且会扰乱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因此,欲消除权力腐败,必须加强制权,实现权力行为正常化。     

完善内控管理 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内部控制是审计监督及其他经济监督的基础,解决的是管理层与其下属之间的管理控制关系,其目标是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防止发生舞弊、腐败行为.在论述了内控管理的原理和基本特点的基础上,就当前发电企业腐败产生的原因、腐败存在的主要领域进行深入阐述,目的在于提出如何加强内控管理,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发生.     

预防腐败的体制机制创新论要

“腐败动机 腐败机会→腐败行为”乃腐败发生的内在机理。因而预防腐败不仅要抑制腐败动机,更关键的是要消除腐败机会。而消除腐败机会的根本途径在于创新体制机制制度。体制层面创新的关键是加大政治体制改革力度,包括推进分权和权力制衡化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扩大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机制层面创新的核心是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尤其要强化对“一把手”的监督机制,同时也要完善公务员激励机制。     

腐败“间歇期”：值得关注的反腐新视角

腐败一直以来都是民生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不移地反腐倡廉。从所查处的腐败案件中,可以发现很多贪官在踏出“第一步”后,都有一个腐败“间歇期”,只是时间长短的不同。如何让腐败在“间歇期”戛然而止,减少腐败造成的损失,是值得关注的反腐新视角。     

从成本收益角度看腐败行为蔓延的经济根源

从总体上来看,当前中国的腐败问题仍然非常突出,呈现“腐败蔓延”、“越演越烈”的态势。腐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其根源取决于两个因素及其相互比较的结果：腐败成本与腐败收益,以及这两者的大小。     

腐败现象的认识辨析与权力监督

把不同社会制度下的腐败现象和腐败行为 ,用所谓的“对各种社会的危害是相同的”、腐败现象的“共发性”、腐败现象的“可控性”的论点加以概括 ,并把其作为共同的特点特征加以阐述 ,模糊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 ,忘却了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关键因素。当前我国社会出现的腐败现象属权力腐败 ,治理腐败应从权力制约入手 ,强化监督机制。     

浅析党纪处分种类对腐败侥幸心理的影响

侥幸心理是腐败行为者共同的心理特征。消除侥幸心理对预防和遏制腐败极为重要。党纪处分种类的相关规定没有充分体现出违纪腐败行为的高风险高成本,对侥幸心理的产生有着消极的影响。文章以提高腐败成本的思路提出相应的消除侥幸心理的对策。     

我国当代社会腐败根源初探

党与政府已加大反腐力度,但“腐败行为依然有蔓延趋势”,主要表现为滥用职权、钱权交易。文章试图从人性角度探究产生腐败的主体根源,从传统：艾化探究产生腐败的环境根源,从社会发展现状探究我国转型时期产生腐败的政治根源,从当前反腐败制度设计探究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的监督缺失根源。     

腐败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腐败作为当前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个极具消极影响的问题 ,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的含义进行界定 ,并对腐败参与人的经济行为规律进行了分析。通过对受贿和贪污两种腐败行为的模型推导 ,得出结论 :经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构成了腐败的动力基础 ,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是造成腐败的体制根源 ,国有资源产权不明晰构成了腐败的诱致性因素 ,促使了腐败的多样性发生。正是这些经济因素构成了腐败的经济性根源     

再谈腐败的社会文化根源

权力腐败、社会性腐败有其千百年的文化根源。其一 ,中国式的宗法血亲族制孕育的社会伦理 ,是培植社会腐败的人情化土壤 ,它造致社会自下而上的情礼网络、亲缘圈子和人情行为。其二 ,“官本位”价值准则引导的功利心理 ,是孳生权力腐败的基本动力 ,它具有异化权力、浸淫人性的巨大功能。其三 ,“酒色财气”这种旧时代的陈腐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在新时期依然传承着 ,它诱发腐败的享乐欲望。     

浅析我国腐败型犯罪的根源及对策

腐败型犯罪是区别于职务犯罪的另一类由特殊主体构成的犯罪类型,二者的主要不得区别在于犯罪的主观方面,即腐败型犯罪主观上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有明确的徇私牟利的犯罪目的。文章论述了腐败型犯罪的特征、根源及对策,有利于更好地研究腐败型犯罪,打击腐败行为。     

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决定机制——对寻租腐败与代理腐败的数理分析

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分为代理腐败和寻租腐败两种类型,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可以运用数理模型分析影响两种腐败行为的相关因素.要遏止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就要提高检查腐败行为的工作质量,加大惩处力度.同时,还应针对不同的腐败行为,实施相应的惩处,使政府机构的腐败行为减少到最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