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的情感世界

王夫之在談到《詩經》時,曾指出:"詩達情."①在此之前,朱熹也提出了類似的看法.在論及《詩經》時,朱熹認爲,《詩經》的特點之一在於"感物道情,吟咏情性".②不難看到,二者都把情感的表達作爲《詩經》的重要方面.確實,"詩"與"樂"有相通之處,早期的儒家學派對"詩"和"樂"都給予了較多的關注,我們讀《論語》就可知道,其中常常提到"詩"和"樂"."詩"和"樂"的相通之處主要就在於,二者都涉及情感的表達.從總體上看,《詩經》之中確實展示了豐富、多樣的情感世界,從日常生活到社會政治領域,從世俗的追求到終極的關切,都不難注意到情感的內涵.詩經中的情感表達涉及多重方面,這裏將對此作一概要的考察,由此進一步分析《詩經》情感世界的具體內涵.     

《劉節日記》裹的“陳寅恪話題”

陳寅恪和其弟子劉節的交往長達43年,學術界對此之研究仍不够周全、深入。《劉節日記》儘管不完整,且不少文字極其簡略,但仍然保存了師生交往的一些原始記錄。將此日記中劉節和陳寅恪及其家人、友人、學生的往來實錄依序臚列,與相關文獻互爲印證,足以揭示出簡短文字背後的歷史信息,無疑有助於推進陳、劉關係之研究。     

朱陵无极太极之辩——周敦颐《太极图》与《太极图说》的矛盾

無極太極之辯,朱陸以後,繼續五百來年,影響深遠。這個辯論,並非僅是無極的有或無、先或後的問題,而是一個具有理論思維意義的哲學問題。 無極太極之辯,是由朱陸對周敦頤《太極圖說》的不同理解而引起的,但他們忽視了《太極圖說》與《太極圖》之間的內在矛盾,朱陸以後,其後學圍繞無極太極進行的爭論,都沒有注意到這     

如何用古典詩表達現代生活

一般新文學中人,甚至舊文學中人,最爲詬病的是,古典詩究竟能不能表達現代人的思想觀念與精神生活。我的經驗告訴我,這是完全可以的,然而不能只講理論,因爲,再有多少理論的説解,也不如拿出的作品來證明。本文以近年來個人的七絶寫作體會爲解剖對象,着眼於現代人的精神生活與思想體驗,從語言、典故、意象、構思、情境與題材等方面,證明古典詩表達現代人的思想生活是如何可能,以回應學界較少關注的一個問題,即如何以寫作延績詩教傳統,并重新激活古典詩歌對於當代思想實踐的參與。     

天人之間

正天與人在中國的思想文化傳統中,"天與人"係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也是中國文化傳統中一個恆久的話題。與此相關的天人觀念是中國思想文化傳統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範疇。關於天與人的天人觀,辨識天與人之間關係的天人之辯,以及由此產生的天人之學,從遠古時期萌發起,一直延續、貫穿於整個中國思想文化傳統的始終,成爲數千年的中國思想文化傳統中的最重要的觀念之一。     

宋學的内聖轉向與《四書》學身心工夫

北宋前期的宋學學者均以復興儒家内聖外王之道爲目標,但是,隨着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宋學主流對王安石的政治批判和學術懷疑進一步加深,他們逐漸更爲强調内聖的重要性和根本性宋儒反對走王安石從《五經》尋求富國强兵的外王路綫,轉向從《四書》在尋求内聖工夫。宋代士大夫的内聖追求推動了宋學思潮的轉向,與此同時也推動了《四書》學身心工夫論的建構和發展。宋儒的身心之學不僅僅是道德修身的德性學問,同樣也表達了個體存在的終極關懷。     

從胡厚宣寫給劉體智的兩封短札談起

1956年以前,胡厚宣先生曾在復旦大學任教達十年之久。爲收集甲骨文研究資料,他與近代收藏大家劉體智先生相结識。劉氏收集甲骨、銅器、古籍善本、書畫文房極夥,因藏有甲骨二萬八千餘片,被胡厚宣譽爲"羅振玉以後的第一人"胡氏任教期間,曾多次帶领復旦大學文史兩系學生前往劉體智"小校經閣"參觀甲骨珍藏,受到了熱情接待,劉氏後人現藏有胡厚宣致劉體智書札二通,寫作時間爲1955年8月,其中透露了與二人交往有關的珍貴信息,如胡厚宣在復旦大學的教研感受、劉體智的個人著述情况與住所變動情况、兩人共同的朋友容庚、商承祚、徐中舒等人的當時處境等。根據相關綫索可知,胡厚宣曾對劉體智著述的歸宿問題付出過心力。     

儒教“天命”觀及其信仰方式 兼論當代儒教信仰方式的轉型

<正>一儒家信仰及其特徵從信仰社會學的研究看來,"信仰看作宗教的本質和核心,可是,信仰最初是作爲人與人之間的一種關係而出現的"。因爲,"通過個體之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特殊情感内容,轉化到了個體與某種超驗觀念之間的關係當中。超驗觀念構成了一個新的範疇,它使源於人際關係的各種形式或内容發揮得淋灕盡致"。正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神的觀念中得到了既實際又理想的表達。①由此考察中國儒教的基本信仰,實際上即是中國人的天命觀念。這個天命觀念,不一定就是對神     

傅斯年的《性命古訓辨證》 傅斯年考察阮元《性命古訓》之發軔

性命問題是儒學的核心,對這一問題的歷史情况,傅斯年有詳細的考辨。他説,他是在30年代始悟令與命、生與性的關係的,因爲令、命、生、性在古代思想史上極爲重要.傅斯年認爲,阮元的《性命古訓》是研究方法的範本,又是探討儒家道德論的原始見解的專題論文,最能表顯清代學者反對宋、明之學的立場。傅斯年談到,阮元與戴震不同,戴震主要是發揮自己的學説與思想,而阮元的研究,則是建立在統計的基礎之上的。這種訓詁學的方法,足     

恍惚的倫理 儒家觀想工夫論之源

正一前言:儒與齋戒我們如要論儒家工夫論的源頭,不能不牽連到儒家的起源問題。追溯先秦諸子的源頭,尤其追溯儒家之源,曾是民國學術的熱門議題。先是章太炎曾撰有《原儒》一文,~1文中提及"儒"有廣狹不同的三種說法:"達"、"類"、"私"之名。"達名"之"達"意指通達。儒者,術士之稱也,其含攝最廣。"類名"之儒意指懂六藝之學,以爲鄕幫楨幹之人。"私名"則意指儒家一詞的專門名稱,"儒"爲九流十家中的一家。     

記弟弟葉維佳

正謹以此文紀念我親愛的弟弟葉維佳,同時向和他一樣不唱高調、不求聞達、在"被愛錢遺忘的角落"裹潜心做實事的人們表達敬意。因爲弟弟,我認識了其中的一些人。"水滴"句出自佛經,維佳用來與身邊同事共勉。在中國,歷來都有這樣一些堅韌不拔地投身於長遠民生福祉的人,他們是我們今天這個短視、浮躁與功利時代的稀有"品種"。人以稀爲貴。託體同山阿都都(維佳小名)於2015年6月14號因升主動脈血管夾層去世,享年63歲。他在突發病後     

朝鮮燕行使團中的正使、副使與書狀官研究

本文對燕行使團中的正使、副使與書狀官的選拔方式、任命過程、回避條件、在途在館活動以及返國後的獎懲措施等,進行了詳細的梳理與探究。正、副使與書狀官在組織使團、貢品物貨、車馬行李、沿途食宿、在館活動直至達成使命的全過程中,起着絶對的指揮與支配作用,他們還對朝鮮兩西(黄海道與平安道)沿途吏治有監督權與奏議權。使臣出使過程中,往往還産生諸多的矛盾與糾紛,而且也是走私貿易的獲利者,在歸國後也有諸般的獎賞與懲處措施。他們既是朝鮮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執行者與實踐者。因此,對燕行使團中正、副使與書狀官的研究,不僅可以釐清彼時朝鮮使團的燕行活動與相關使命,也可以對今天處理中國與朝鮮半島兩國的關係,起到一定的借鑒與參考作用。     

唐代金銀器紋飾的詩意解讀

正經過很久的生長期,金銀器終於進入盛年。如滕固所說,"中國藝術,在魏晉南北朝時,被外來思想與外來式樣引誘了後,中國藝術的本體,得了一種極健全、極充實的進展力"~1。站在高處看,忽略掉細節,只覺得四時花卉砰然開放,一霎時萬紫千紅。固然是"西風吹渭水",惹動層層漣漪,不過"萬國衣冠拜冕旒"畢竟是唐人的自信,與此前的發展歷程相同,這時候對異域物象的興趣也多半在於求新異,因此中土化是迅疾的,也是強勁的。     

昆侖考

昆侖文化向爲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問題,這種文化現象來源於先賢爲觀象授時的需要而形成的對太陽的認識與觀測。事實上,對空間和時間有意識地規劃不僅是人類知識體系賴以建立的基礎,同時更是他們創造文明的最早成果,這意味着古人對於决定時空的太陽很早就給予了極大的關注。誠然,從原始思維的角度講,没有理由相信先民會從一開始就懂得天上只有一個太陽的事實,而一定認爲太陽的數量無限,這種對於無數太陽的認知表達就是十日神話。然而太陽如果成爲古人確定時空所觀測的標准天象,那么它就只能有一個,因爲天象觀測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完成,假如每天出升的太陽不同,這種不能基於同一天體的觀象工作就將毫無意義。顯然,觀象的需要使古人必須完成從無數太陽到只有一個太陽的認識轉變,后羿射日的神話即反映了這種認識的飛躍,這奠定了昆侖文化的思想基礎。古人以“昆”訓比日相同,以“侖”訓倫次,所以“昆侖”的本義就是每天倫次而出的都是同一個太陽,此即昆侖文化之淵薮。因此,昆侖文化其實是一種擺脱了原始思維的太陽崇拜文化,其天學表達即是昆侖三天,其政治表達則是昆侖地中,其宗教表達便是昆侖升仙,這些内涵完整地構成了中國傳統的昆侖文化,其形成時間約在公元前...     

從中國歷史地理認識鄭和航海的意義

從明朝永樂永樂三年(1405年)起,由鄭和率領的龐大船隊進行了人類歷史上空前规模的七次航海,歷時28年,遍及亞洲和東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充分顯示了當時中國已達到的科學技術水平和經濟實力,進一步力強了中國與外界的聯系,産生了巨大的影響。     

“文”在“事”“義”之間 試論傳統中國的“真實觀”

"真實觀"是有關"真實"的觀念,它决定着"表達"與"客觀發生"的符合程度。傳統中國所持的"道德至上的真實觀"的最高追求不是"符合客觀發生",而是"符合道德",它允許并鼓勵爲道德的目的對"客觀發生"進行選擇性、解釋性的表達。史學的"實録"傳統也在此真實觀的籠罩之下。     

“求是”与“致用”——章太炎學術思想覈论

“實事求是”與“經世致用”,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學術思路。雖說为人为己、成德成學、有用無用之類學術分途的辨析,先秦以下代不乏人,但真正標榜並實踐儒家經世之學的,當推明清之際諸大儒;而把求是之學推到極致的,則是隨之而來的乾嘉學派。清代學者談求是與致用,態度都比較決絕;到了晚清,求是與致用之爭更演變成了既含學派又含政術的大論戰。這場論戰對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影響,至今仍未消除。這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學術是非之爭,更多的是體現適應傳統變革要求以及面對西方思想文化衝擊時中國知識分子     

重構“象牙之塔”

“走出”與“重構” “象牙之塔”原是十九世紀法國文藝批評家聖佩韋(1804-1869)批評同時代消極浪漫主義詩人維尼(1797-1863)的用語,後來用以比喻脱離現實生活的文藝家的小天地,成爲知識分子疏遠社會與“大衆”的象徵物,頗有貶義.     

走出世界經濟的困局 儒家倫理的現代經濟使命

儒家思想產生於我國傳統停滞時代,全民的福祉來自社會的和諧與安定。因此儒家重視倫理,而倫理需要有健全的社會誘因制度支持,這個制度在孔子時代就是禮。工業革命後,世界進入現代成長時代,社會鼓勵個人追求自利,創造增加的價值,從中賺取利潤。然而現代成長時代經過二百多年的發展,如今走上追求利潤而不創造價值的歧途;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漸背道而馳。儒家倫理的現代使命在於以我國傳統美德仁義忠誠信充實企業倫理,重建社會誘因制度,讓世界經濟得以在持續成長中,維持社會的和諧與安定,達到可持續的發展。     

差異與平等:荀子對儒家社會角色的義理疏解

在戰國時期國家轉型的過程中,儒家面臨着效能上的質疑,荀子通過對儒生社會角色的分層,爲儒學適應這個時代變遷提供了正當性的依據,也使儒家能更爲積極地參與到新秩序的建構中。在荀子論述中,有許多儒家義理的闡發,比如差異和平等、效能和程序的關係等等,這都爲我們理解儒學的豐富性提供了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