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他者":杜拉期笔下的中国形象

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是一位善于赋予地理位置和特定空间以特别意义的作家.在<情人>、<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等小说中,她借助想象性的描述,使印度支那的中国都城--堤岸蕴含特定的文化意蕴.在异域地理景观和空间化的情境中,建构出一个体现文化差异性或对立性的"他者化"中国形象.她笔下的中国形象,是想象和现实掺半的虚构物.在中国形象身上.投射了作者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内心深处的情感欲望、复杂隐晦的心理动机以及更深层的焦虑及文化自觉意识.     

遥远的“他者”:杜拉斯笔下的中国形象

玛格丽特&#183;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是一位善于赋予地理位置和特定空间以特别意义的作家。在《情人》、《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等小说中,她借助想象性的描述,使印度支那的中国都城——堤岸蕴含特定的文化意蕴。在异域地理景观和空间化的情境中,建构出一个体现文化差异性或对立性的“他者化”中国形象。她笔下的中国形象,是想象和现实掺半的虚构物。在中国形象身上,投射了作者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内心深处的情感欲望、复杂隐晦的心理动机以及更深层的焦虑及文化自觉意识。     

纪实与想象之间的东方书写——美国记者托马斯·华莱士·诺克斯笔下的晚清中国形象

“：中国”这一古老的东方国家对于西方人来说一直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存在。受到交通条件等诸多要素的影响,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认知和探索往往都受到一定的局限“,中国”也成为西方人心中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国度。到了近代,随着西方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殖民范围的不断扩大,欧美国家开始对中国这一东方国家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和更为具体的描述。中国形象也在西方中心主义、殖民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逐渐被西方社会所鄙视和批判。文章主要探讨美国记者、旅行家托马斯·华莱士·诺克斯(Thomas Wallace Knox)所写的《少年旅行家的远东游记》(The boy travellers in the Far East)中所呈现的晚清中国形象。诺克斯明确表示这本书旨在为美国的年轻读者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他本人也确实详细记载了中国的风土人情。然而,他的描述同样受到了其所在西方大环境的影响。这也就意味着诺克斯无论怎样在内容或形式上去试图强调这种真实性,这部作品中的“晚清中国”也都会不可避免地成为西方语境下被“刻板化”和“他者化”的形象。     

论莫言笔下的男性形象

莫言的小说世界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的人物形象,从性别的角度观照,莫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几乎都是个性解放的先锋,获得了主体性的地位;而多数男性形象却给人萎缩和生命力匮乏的印象。莫言作品中的男性形象除了余占鳌、司马库等少数充满着原始生命力和野性,大多数男性人物形象都经过了作者去势化的书写。其中,对男性形象的消解反映的是作家内心深处对男性主体地位的优越性逐渐消减的焦虑的投射,仍服务于其建立新的父权权威的目的。     

茨威格笔下的东方他者形象

茨威格笔下的东方他者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因时代而异，随着东西方力量的对比变化，东方他者形象分别以理想化形象或负面形象出现，从整个东方他者形象体系来看，他者形象表现出概念化、极端化特点。其中晦暗的近现代东方他者服务于确证和陪衬着文明先进的欧洲（西方），受作家的身为欧洲人的优越感和欧洲中心主义思潮所致。     

近代中国在西方的“他者”形象

研究一个时期一个国家作品对另外一个国家的描述,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这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总的观点和看法。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出发,梳理19世纪到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在西方思想家、传教士和作家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可以看出,在大国主义优越感、传教需要和商业利益等现实目的作用下,中国被镀上了一层越来越晦暗的令人害怕与恐惧的色彩,渐渐成为不在场的“他者”。     

徘徊于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之间——论毛姆《面纱》中的中国形象

《面纱》是毛姆以中国为背景创作的一部小说,因其异域形象在中国备受关注。小说中的"中国形象"徘徊于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之间,一方面是丑陋的、低劣的;另一方面,又是神秘的、理想化的。这一"中国形象",远非真实的中国,而是想象的"他者"。它是毛姆对中国的文学想象和文化利用,传达出毛姆作为英国人的文化心理和深层需要。     

毛姆笔下的中国形象

毛姆一生游历甚广,著作颇丰,他曾来中国游历并在作品中塑造了大量的中国形象。毛姆一方面试图以客观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及中国形象,另一方面却始终无法摆脱欧洲人对中国根深蒂固的认识,社会原因与个人原因相交织导致了其笔下中国形象的复杂矛盾及变化。本文旨在从形象学的角度阐明毛姆笔下复杂矛盾且不断变化的中国形象,且分析这种形象形成的原因。     

波伏瓦与红色中国形象

波伏瓦与萨特一行于上世纪中叶来到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进行了为期45天的考察,波伏瓦与萨特回国后都曾为这一行撰写过文字,波伏瓦撰写了长篇报道《长征》,对新中国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报道。此报道于1958年译成英文,在西方世界传播。《长征》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西方世界出现的第一部关于中国的长篇报道,波伏瓦可以说是将新中国介绍给铁幕后的西方的第一位西方知识分子,因此《长征》的意义深远。     

从日剧《月之恋人》解读中国人形象

运用形象学相关理论对日剧《月之恋人》中的中国人形象进行了解读,结合社会文化背景分析了作为“他者”的中国人形象：中国社会中的民众群体形象、中国女性形象、在日中国人的形象;同时对注视者日本的“自我”形象也进行了阐释。认为该剧较为客观理性地塑造了中国人的形象,辩证地处理了“他者”与“自我”的关系。     

白放情小说中的“中国”想像

印尼华文作家白放情在他的爱情叙事中, 通过频频出现的古典诗词、人名、以及强烈的道德感, 重构了一个古老中国的幻象。这种想像试图为印尼华人重塑文化根源, 但想像模式的形成却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压力影响。因此, 它一方面加强了印华民族的文化记忆, 另一方面也可能成为印尼华人文学文化发展的桎梏。     

文学作品翻译中的中国形象——以《论语》英译为例

形象学研究的重心是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问题。《论语》是中国儒家学说的代表,收录了大量关于中国人生活中的哲学道理,是中国形象的典型呈现。《论语》被多次翻译成西方语言,成为在翻译中展现中国形象的突出代表。由于中西方语言与文化存在着很大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中国形象的描绘时也会产生偏差。《论语》中的关键词与隐喻英译就很能说明问题。     

凤凌《四国游记》中的西方形象

风凌是晚清时期官派出洋并用汉语写下域外游记的蒙古族官员,其著作《四国游记》详细介绍了荚、法、意、比4个国家的军工重地,塑造出晚清官员眼中的异国形象,翔实的数据为国人提供了非常珍贵而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在中外文学、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耶稣会在华传教政策与中国形象

在将近二百年的传教历程中，耶稣会在中国采取适应性传教政策。并向欧洲传递了一个近乎完美的中国形象。传教政策是其中国形象的主观出发点。中国形象的选择与传递受到传教政策的制约，并始终为传教服务。     

皮尤关于中国国家形象调查结果的跨文化解读

皮尤研究机构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调查研究既反映了西方的新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也同时指出了中国国家形象外宣的问题;国家形象的下滑和负面效应的形成从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国内国外的两个环境的影响．从国外因素来看,基于媒体的特性和其所生存的社会文化价值观的特点,基于媒体所建构的拟态环境中所发展起来的中国形象是非客观,公正的认识,有深刻的模式固见,甚至偏见;而从国内因素来看,中国媒体管理制度和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形成了中国民众的国家形象观。     

从神话走向现实:西方早期的中国印象

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始于2 500多年以前,认识的载体是丝绸.丝绸的精美绝伦让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好得如同神话一般,对中国的称呼"Seres"亦来源于丝绸.直至6世纪,中国的丝绸技术传到欧洲,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才逐渐从半空中的神话状态逐渐落实到地面上的现实状态,但依然不甚了了.     

论美剧《老友记》里的中国形象

美国的情景喜剧因其剧情贴近生活、语言幽默风趣,在全球的电视剧市场占据重要地位。《老友记》是美国情景喜剧的经典之作,影响非常深远。通过梳理该剧涉及中国主题的情节和分析频繁出现的中国形象,揭示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及其优越感。     

中国高尔夫之城：海口城市旅游形象定位研究

文章研究基于单项旅游资源的城市旅游形象定位设计方法,并以海口为例,论述海口将城市旅游形象定位为“中国高尔夫之城”的过程,探讨“中国高尔夫之城”城市形象定位的塑造与传播,期望对其他城市的旅游形象定位提供借鉴。     

明清时期西方人眼里的中国形象

明末清初,中国还是一个令西方人仰慕的国家,中国的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在许多方面比西方先进.至康雍乾时期,中国步入封建社会又一个辉煌盛世.然而在同一时期,西欧国家,尤其是英国,发生了政治革命、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迅速跑到世界的前列.在世界格局巨变面前,清政府茫然无绪,因循守旧,闭关锁国,致使清末中国的形象被彻底颠倒,中国由洋洋得意的天朝大国,迅速沦落到世界的边缘,可悲地成为西方人眼里的愚昧落后的民族.     

十九世纪美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

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及其他众多原因,十九世纪美国文学作品中的充斥着歪曲变形的中国形象,这些作品涉及范围广泛涵盖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性格等。我们在面对这些扭曲的中国形象时,认识其不合理性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能从中得到一些启示。本文采用形象学的方法对十九世纪美国文学作品中中国形象加以分析,以揭示其不合理性及其当前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