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回顾20世纪中国史学,不能不提梁启超的史学。学界对梁启超史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很少有人论及其历史编纂学思想。实际上,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对旧史的批判蕴含着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对新史的设想则直接反映了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对史籍的划分和史体的评述,反映了梁启超对史书编纂形式的认识,也蕴含着史学家丰富的编纂思想;关于史学求真与致用治史目的的认识、关于通史与专史研究与撰述之思想以及赋予"史家四长"的新意义和新的阐释等等,都深刻体现着梁启超丰富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白寿彝先生和《史记》研究

白寿彝先生在《史记》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可以归纳为4个方面:以全面、贯通的史识,注重《史记》的思想性研究;从历史文献学和编纂学的角度,探讨《史记》在编纂体例上的创新和体裁上的综合运用;注重《史记》的表现手法及其在历史文学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善于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发扬光大;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勇于突破僵化思想,运用科学的理论方法进行研究。白寿彝先生的《史记》研究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学术界占有突出地位,是建国后我国"史记学"发展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至今仍具有重大意义。     

刘知几与章学诚历史编纂学思想的比较

《史通》和《文史通义》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学理论著作 ,集中体现了刘知几、章学诚的史学理论成就。二书对各种史书体裁、体例的流变和得失都有详尽的论述 ,较完整地反映了两人对历史编纂学的认识 ,对今天的历史编纂学研究与实践仍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法学的论题学思维转向——以指导性案例编纂为例

文章以“指导性案例的编纂体例”的探究为切入点,结合案例指导制度的基本特征分析时下法治发展所面临的方法论困境与需求,并在论题学思维的指导下完成对指导性案例编纂体例的基本构想.对指导性案例编纂体例探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对其进行汇编整理,而在于确定案例指导制度的法治思维,通过论题学思维引导和形塑法官法律思维和方法,以弥补传统法治体系性思维的不足.     

论章太炎史学思想的历史贡献

章太炎于20世纪初在中国史学从传统向近代的演变过程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即他采取分析的态度对中国传统史学做了客观的评价,提倡新的史学研究的方法,开创了新的史书编纂方法。章太炎的史学思想不仅有时代意义,而且有历史价值。     

吴晗历史教育思想探究

20世纪30年代,因民族危机日渐深重的现实刺激和自身教、学身份的变化,吴晗提出撰写历史教材、培养学生历史兴趣、提高历史师资力量、编纂历史课外读物等历史教育原则与手段,标志着其历史教育思想的初步形成。40年代以后,随着对历史教科书编纂的意义、历史教育与时代之关系认识的深化,其历史教育思想进一步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在史学普及实践中,其历史教育思想臻于成熟。他从教、学两方面着手,本着广泛性与针对性相结合的原则,力求发挥全社会的力量,采取多种手段,将历史教育和历史研究相结合,在强调历史教育社会功能之时,不忘其学术价值,推动了历史教育事业的发展。     

历史编纂学论纲

理论来自实践 ,只要我们对史书的编纂过程作一系统透视 ,便可发现专门研究史书编撰理论与方法的历史编纂学应该包括编纂层次、编纂体裁、编纂义例、编纂程序、语言表述等五个方面的内容 ,而不是一般所理解的仅仅局限于史书体例     

吕思勉与历史编纂的新探索

吕思勉先生是梁启超所开创新史学的承继者和实践者,一生著述宏富,尤以两部中国通史和四部断代史奠定其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白话本国史》以其鲜明的进化史观,严密的历史考证和流畅的文字表述开创了通史编纂的新纪元;《吕著中国通史》在继承传统历史编纂遗产的基础上,极富创造性地发明了两大板块的新式体裁,且已显现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服膺。其通史编纂思想和编纂经验在《先秦史》、《秦汉史》等四部断代史中明显地得到运用和发展,因而做到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和独到深刻的议论赋予历史记载以巨大的震撼力。他对历史编纂的不断新探索,亦折射出其学术思想演进的脉络。     

史学理论研究：历史编纂学与史学的致用传统——早期史官的制度形态与中国历史编纂致用传统的生成

与西方史学的发展历程不同,中国史学在其生成的早期,有一个史官制度的源头。中华文明早期史官制度及其文化形态,对于中国古典历史编纂学的后来发展,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其中对于传统历史编纂学中的致用传统的构成,就是积极影响的一个方面。早期史官与国家军政、宗教事务的天然联系,使得后来历史编纂学具有鲜明的致用取向。     

当代地方志书编纂体例研究

地方志书是全面记述一个地方自然、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历史与现状,以突出地方文化特色、展示一个历史断限内地情的大型资料库。从结构和内容上看,时间跨度长,覆盖面广,涉及众多门类与专业,卷帙浩繁。当代地方志书在继承传统编纂手法的基础上,应重点在体例、篇目、结构、体裁和章法上,突出志书的地域文化性、思想先进性和社会服务性;应从当代社会文化需求和方志本质特征出发,把握、运用好志书编纂体例,以提高方志编写质量。     

中国古代史学中的比较研究

从总结历史经验、历史人物、历史编纂、史学批评等几个方面与比较研究之关系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史家历史撰述所用比较方法,如史事比较、人物比较、制度比较、政策比较、历史思想比较、史学思想比较、史家特点比较、史书编纂形式比较等进行论述,以揭示中国古代史家在比较研究方面的认识和方法。     

魏应麒《中国史学史》的编撰特点

魏应麒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知名的史学家,他撰写的《中国史学史》是中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中国史学史专著,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高的地位。魏著《中国史学史》,在编撰上,注重对中国史学整体发展特征的总结;在章节设置上,注重揭示不同时期中国史学存在的内在联系;在体例安排上,采用＂以类相从＂的编撰方式。作为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中国史学史专著之一,对其编撰过程与编撰特点的系统考察,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中国史学史早期的编撰情况。     

从人本思想的发展看先秦史书编撰的变化

人本思想的演进和发展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作为时代的缩影,各代史书的编撰中必然渗透了当时人本思想的流变,暗含撰史者对当世的理解与阐释。先秦是中国古代人本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以人本思想发展为线索反观该时段史书编撰的变化,能够更加深入地体会中国古代史家独特的历史见解和以人为重的史学传统。     

姚永朴史学方法再探析

姚永朴在民国初年参与编修清史,在北大教授史学课程,后其门人整理形成《史学研究法》一书。在新旧时代交替,政局变换,学制更新的社会背景之下,姚永朴史学实践与史学著作相结合。其在方法论上将刘知几的“史学三长”同姚鼐的“义理、文章、考据”相结合,在具体方法上,一方面继承中国传统史学考史、论史、重视史料的特点。另一方面在构建研究方法写作体系,部分结论的推导过程上也借鉴了归纳、比较和综合等逻辑思维方法。在编修清史上,对传统正史编写组织形式、体例变动、编修步骤这些问题也都有自己的认识与观点。在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上,在形式、内容和方法上也多有创新。     

齐思和的史学理论成就探析

齐思和是20世纪中国史坛上著名的史学家,他的史学理论造诣颇深,主要表现在史学的性质、史料观、通史编纂思想三个方面.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古代史学思想研究与民族精神——兼谈20世纪中国史学的近代化

20世纪的中国史学近代化是具有自己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有特定的内涵,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各个流派史家在史学近代化过程中,经历不同的途径,治史上有自己的特色。在曲折发展过程中,他们意识到应当重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遗产。近代史学与古代史学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研究中国古代史学思想,揭示中国史学的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今天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世纪之初至抗战前的中国法律史教育

20世纪之初,内忧外患之时局、西学东渐以及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代转捩,均为中国法律史教育新篇章之开启奠定了基础。"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均不同程度为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创建提供了制度保障。在新学制的语境下,中国法律史教育呈现出短暂的繁荣景象,这种发展态势虽因日本侵华而中断,但依然取得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就法律史学发展史而言,这一时期属于我国法律史学的萌生阶段,其所取得的诸多成就大大促进了中国法律史学的发展,然而由于时代局限性,其简单模仿日本学界的弊端以及学科建设失范等缺点表现得依然明显,给当时以及后来中国法律史学发展造成诸多不良影响。     

关于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化史研究再度兴起,它打破了此前公式化、概念化通史一家独盛的局面,使史学研究内容多元丰富起来.继则因国学及儒学研究的再兴,中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呈现方兴未艾之势.但关于文化史的概念、体例、分期、中外比较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诸方面,仍存在一些理论上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必须认真思考和对待.     

20世纪中前期两部英文中国史学史

20世纪中前期在美国先后出现了两本英文中国史学史专著,分别是贾德纳的《中国传统史学》以及华裔学者韩玉珊的《中国史学纲要》。贾著具有开创性意义,堪为汉学研究之入门工具,除了介绍中国传统史籍的分类以及中国史学批评的发展史,也比较了中西史学观念和编撰方式,对中国传统史学提出了批评。韩著稍晚于贾著,在美国汉学界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可补贾著之不足,其篇幅更长,材料上也有较大增补,对中国史籍和史学研究方法的分类更为细致,还列出了大量术语的翻译以及"二十六史"的表格。韩著虽然对中国传统史学多有肯定,但也从九个方面展开了批评。两部书因其开拓意义及入门工具价值依然值得今日之研究者关注。     

文明史学在近代中日两国的兴起与变异——以田口卯吉、梁启超为重点

文明史学起源于西欧,19世纪70年代初传至日本,20世纪初进入中国。经田口卯吉、梁启超等人的提倡和实践,文明史学在日、中两国兴起。一方面,中日早期的文明史学拥有共同的理论特征,主张以进化史观取代传统的历史观念,以民众心理、社会风俗等为研究重点,以历史的因果关系、演化规律及公理公例为追求目标,以文明之精神为历史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另一方面,中日早期文明史家在接受和传播西欧文明史学现代性理念的同时,又因应时势,予以改造与发挥。西方史家认定文明史合于自然科学的性质,中日史家则主要是从社会科学角度来理解文明史;日本史家通过文明史学确立民族自信,中国则出现了明显否定民族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日本早期的文明史学带有较严重的国家主义色彩,中国的文明史家则强调本民族的团结与自救。循流溯源,观同析异,这对于深刻认识中日两国史学现代性的发生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