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片段

同情不仅是人们对抗灾难的力量,同时也是使自己快乐的绝佳方式。同情,归根究底是与中国古代儒家“仁”的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谓“仁者爱人”,这爱,可以是关爱、友爱、助人,而这些都源于同情。     

浅析孔子、孟子、荀子的富民思想

孔子、孟子、荀子都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儒家学派三位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影响深远,特别是他们的富民思想,反映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试论钱穆与余英时的儒学观

钱穆、余英时以史学立场为学术路向论述儒学,他们不仅推崇宋明理学,而且对于清代“道问学”精神评价甚高,并指出宋明与清代之间存在学术渊源。这与现代新儒家独尊宋明理学,语垢清代学术的哲学立场不无抵牾。然而,就其复兴儒学和寻求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来看,他们仍然相互同情,心有戚戚焉。因此,钱、余与现代新儒家虽“道不同不相为谋”,但仍可被视为20世纪复兴儒学这一学术思潮的新儒家。     

儒家民本思想对《歧路灯》的影响

李绿园深受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头脑中有着强烈的爱民意识。在《歧路灯》中,他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劳动人民的尊敬,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另外,他还正面写到了一些清官,并通过这些清官的形象来表达自己的爱民思想。     

论汪曾祺的小说与传统文化

汪曾祺是当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作家,他的小说寄寓了对平凡小人物的同情与怜悯,其文学创作中体现的人道主义关怀和对纯真自然人性的呼唤,与儒家的"仁爱"精神和道家的"道法自然"精神一脉相承。     

李祁散文研究

李祁是元遗民重要代表,其散文创作文体多样,数量丰富。他的散文继承《风》、《骚》传统,反映人心世道,同情民生疾苦,抒写自己忠于旧朝的儒家君臣大义观念。李祁的散文真挚感人,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并成为元末丧乱时代的折射。     

论儒释互渗的贯休诗

五代诗僧贯休的诗，既有从儒家现实思想出发，揭露社会黑暗，同情关爱百姓，表现出“为人生”的现实主义风格，使素以冲淡平和为本的僧诗得以充实的一面；同时也有将释家的“慈悲”融入儒家的“仁爱”，超越儒家现实思想的某些局限，及其将佛教哲学思想用运到对生命本体的感悟上，表现了对人生具体形式超越升华的一面。这是隋唐以来佛教中国化，将儒、道、释融合一体在五代僧诗中的体现，也是祖师禅思想影响在五代僧诗中的体现。     

苏轼对前代学者人性论的批评及其人性观

重构儒家的人性论,是北宋时期儒者们的共同心愿。以苏轼为首的蜀学作为北宋新儒学思潮中的一派,也提出了一种富具时代特色的无善无恶的超越本体之人性论创见。文章以苏轼对前代学者的人性论批评为引来论述苏子的人性论,以期达到明理之分析、同情之了解。     

新人文与新启蒙——访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院士

2007年4月20日,美国人文主义者协会和哈佛人文主义者牧师会联合向杜维明先生颁发了“人文主义杰出成就奖”,杜先生被称赞为“儒家人文主义的世界领袖,中国哲学方面在世的最重要思想家之一。”这说明因为杜先生等人的不懈努力和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中的人文主义特征正在受到美国思想界的关注。同时,美国思想界也正在兴起“新人文主义”的思潮,其主要特征是尊重宗教信仰,但是采取多元主义的立场,同情和接受怀疑论者、无神论者及其他人文主义的价值观。杜维明先生认为儒家的人文主义和“新人文主义”有契合之处,但是他认为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思想造成了人们对于宗教问题的不敏感,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的泛滥,这些思潮也对中国造成了很大冲击。杜先生认为儒家的传统可以为“新人文”和“新启蒙”提供丰富的资源。     

论亚当·斯密的同情理论

18世纪,大卫·休谟首次将"同情"这一概念引入伦理学的范畴,其后亚当·斯密继承了其关于同情的学说,并在批判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一套独具特色的同情理论。在哲学的视野下,从同情的生成、同情的机能特征等多维视角来深度解读亚当·斯密的同情理论,以便我们形成关于亚当·斯密同情理论的全面认识。     

儒家伦理价值的结构要素分析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其伦理道德观长期以来都是整个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核心.儒家的伦理价值获得合理性有其内在原因.从整体来看,伦理规范的构建以价值的确认为其逻辑前提,儒家价值的源泉不仅指向的是终极存在,更多的是指向人自身.其价值内涵不仅体现为内在的道德价值,更外化为对群体的社会价值.儒家伦理道德的价值在德性与礼制的内外作用之下在实践中得到落实.     

论伦理精神与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市场经济--从"韦伯命题"谈起

当中国选择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革故鼎新时,“韦伯命题”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充分重视精神文化的巨大作用。本文从“韦伯命题”这一问题切入,探寻新教和儒教伦理与其社会的关系,并反思我国社会转型期伦理精神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揭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价值向度。     

从"爱有差等"到"推己及人"--关于儒家伦理原则的建构及反思

儒家伦理思想“爱有差等”与“推己及人”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且这两者关系正是儒家伦理原则从“礼”到“仁礼”结合的集中反映。这一伦理原则有其合理性,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它本身也存在缺陷和不足。因此,探讨如何完善这一伦理原则,有利于提高我国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健康发展。     

简析中华传统武德的儒文化内涵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便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且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历史的各个时期。中华传统武德正是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伦理文化。中华传统武德彰显了儒家＂仁＂的精神内核,蕴涵了儒家＂义＂的伦理精髓,富含了儒家＂礼＂的精神要旨,凸显了儒家重＂信＂的伦理观念,映示了儒家尚＂勇＂的仁德践履。当前,加强武德教育,对提高习武者的道德修养、培育人文精神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儒家伦理量刑观与当代伦理量刑要素法定化

传统伦理量刑将儒家核心价值观运用到刑罚裁量中,彰显出刑法的人伦精神和价值。本文从传统法律文化的角度入手分析儒家伦理量刑观,提出当代人伦量刑要素法定化主张。     

儒家“和”文化的伦理意蕴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和”文化是儒家最高的道德精神要义。“和”与“同”、“中”具有深刻哲理关系。儒家伦理意蕴包含“执两用中”、“和而不同”两个基本方面。即“和”文化包括“天人合一”自然价值取向、“和为贵”社会伦理取向以及身心和谐个人价值取向。儒家“和”文化为当代和谐社会提供了哲学智慧、伦理处事原则、社会理想图式的丰富思想资源和重要启迪意义。     

浅析“五四”运动以来道德教育之转型——兼论道德教育中的文化遗忘问题

"五四"以来,我国的道德教育经历了三次重要的转型。第一次是从传统儒家德育向现代性德育的转型;第二次是革命伦理教育取代了现代性德育,成为学校德育的主导模式;第三次转型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的道德教育摆脱了革命伦理教育的窠臼,重新走上了现代性德育之路。历次转型中,作为民族文化精髓的儒家文化逐渐失去了它的位置,儒家德育在某种意义上"被遗忘"了。这种"遗忘"对于道德教育而言究竟是利还是弊,值得进一步思考与探索。     

中韩在儒家文化传承方面的差异探析——以韩国家庭伦理剧为例

从韩国家庭伦理剧中反映的儒家伦理文化可知,儒学在韩国得到了完整继承,并对韩国伦理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中国在儒学传承上的非延续性,反而使中国在儒家伦理文化的传承方面弱于韩国。     

先秦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先泰儒家富有深厚的生态伦理底蕴，具有贵人贼畜的特点。这一道德等级论由其“天人舍一”的思维方式决定，由其生态价值观规定，有着独特的感情心理基础。在当代，先秦儒家生态伦理思想日益显示出对人类生态实践的巨大意义，给予我们诸多启示，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儒家角色伦理建构方式的动态性解析

儒家伦理最基本的特征是一种道德性规范,也有学者把它概括为一种角色性伦理,其旨在以理想的人伦标准,使得社会各阶层的人具有其自身的角色定位,让人们在家族中实践和训练自身角色与他人的关系,以期达到天伦亲和,义务明确,利益分层的和谐生活,继而将此成果推广应用于国家、社会体系中,以期达到整个社会的协调运行。这种角色伦理的架构不是一个僵死的教条式的规范,而是一个动态的、递进的成长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