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独家发表日伪“密约”经过——大公报杂忆之五

抗日战争期间,汪精卫突然逃离重庆叛国投敌,在南京建立了傀儡政权,加紧其卖国求荣的无耻勾当。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独家发表汪精卫汉奸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全文,并附登陶希圣写的《致大公报记者函》,举世瞩目。当天在新闻版上的大字标题是:“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注:自汪精卫投敌后,大公报直呼其名),副题是:“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质卖到思想。”要闻版登的是汉译全文,另在第九、十两版刊登日文原件的照片铜版。1月23日,发表陶希圣撰写:《日本对所谓新政权的条件》专文,揭露了日汪勾结内幕。这一震惊世人的事件的来龙去脉据说是这样的:     

大公报独家发表日伪“密约”经过——大公报杂忆之五

抗日战争期间,汪精卫突然逃离重庆叛国投敌,在南京建立了傀儡政权,加紧其卖国求荣的无耻勾当。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独家发表汪精卫汉奸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全文,并附登陶希圣写的《致大公报记者函》,举世瞩目。当天在新闻版上的大字标题是:“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注:自汪精卫投敌后,大公报直呼其名),副题是:“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质卖到思想。”要闻版登的是汉译全文,另在第九、     

汪伪新闻界大事记(上)

1938年 12月19日汪精卫与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一行十余人从昆明飞抵河内,走上了背叛国家和民族的道路。 12月29日汪精卫出逃后,日本首相近卫文磨按预定计划发出诱降声明,汪精卫在香港《南华日报》上公开发表《艳电》,表示响应。这则主张投降求和的《艳电》,由陈公博于12月26日从河内带到香港,汪精卫集团的智囊人物顾     

“军统”赴越追杀汪精卫

汪精卫逃往河内1938年7月,日本决定撇开蒋介石,诱降汪精卫,日汪勾结越来越密切。10月,汪精卫发表谈话,准备接受日本提出的议和条件。11月中旬,双方代表在上海“重光堂”签订密约,并拟定汪精卫从重庆出逃。12月19日,汪精卫率陈壁君、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10余人乘飞机逃离昆明,飞抵越南河内。日本政府得知汪精卫出逃后,提出了所谓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12月29日,汪精卫在香港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日和谈。翌日,汪精卫建议日本对重庆施以致命的轰炸。蒋介石下令追杀汪精卫1939年元旦…     

《调整中日新关系之协议》及附录

1939年7月，汪精卫由河内逃抵上海，旋往东京与日本政府当局交涉，获准成立汉奸“新中央政府”。返。上海之后，便开始了成立伪政府的活动。1939年11月1日，汪精卫派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后增派林柏生）等人，与日本“梅机关”的影佳祯昭、须贺彦次郎、犬养健、谷获那华雄、矢野征记等人，在上海闸北虹。公园附近的六三花园（后改在沪西愚园路1136弄31号）进行了近两个月的谈判，于12月30日签订了名为《调整中日新关系之协议》文件的秘密条约及附录，即《汪日密约》，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各项要求。代表汪精卫签字的为周佛海、梅思平、…     

周恩来致大公报书(续)

周恩来《致大公报书》于 5月 25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并经新华社广播，在 6月 13日延安《解放日报》及各解放区报纸发表。这封信发表后，立即轰动了重庆和国民党统治区，帮助人们弄清了真相，使一切造谣者无言以对。刊登这封信的《新华日报》增刊销售 1.7万多份 (其中重庆 1.4万多份 )，打破了以往的发行纪录。 　　与《大公报》发表反共社评同时，国民党康泽特务系统直接控制的重庆《商务日报》也连续发表反共社论。周恩来于 5月 25日为此致电毛泽东，说从近日《大公报》和《商务日报》发的社论看，国民党怕我们另立一个中心。主张不…     

《青年与政治》真的是“违心之作”吗?——兼论王芸生与蒋介石、孔祥熙之关系

1941年12月22日,王芸生在《大公报》发表社评《拥护修明政治案》,引发了大后方学潮。次年1月22日,王又在《大公报》发表社评《青年与政治》,话锋全转,引起各方质疑。长期以来,人们皆以为此文是王在陈布雷压力下的违心之作,但经笔者对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介石档案"中有关材料的研究发现,此说似系不确,此文应系王与《大公报》对此"飞机洋狗事件"误报进行纠正的正常步骤之一,而王的表现,则似应是他与蒋、孔等之间复杂的关系及其对当时政府的态度所致。     

关于《汪日密约》的谈判、签约与被揭露

一、签订密约问题的提出《调整中日新关系之协议文件》及盼录，即通称的《汪日密约》，是汪精卫汉奸集团在成立伪国民政府之前，应日本的要求，与日本“海机关”经过谈判，于1939年12月30日在上海签订的一项出卖国家民族的秘密条约。因为它是非“官方”性质的条约，因此亦称“内约”。1939年5月，汪精卫在日本特务影佐份昭等人的保护下，由河内逃抵上海后，于28日向日本提出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①提出了成立以汪精卫为首的所谓“新中央政府”的具体步骤。其实质是将汪于该年2月间通过高宗武向日本提出的有关结束中日战争，实现“…     

名人与题目

周恩来的非凡手笔1946年,当东北民主联军解放长春时,4月16日、17日,重庆和上海的《大公报》,先后登了一篇题为《可耻的长春之战》的社论,为国民党张目。周恩来同志立即责成重庆《新华日报》起草一篇社论,并对草稿作了大量修改。原稿题为《驳大公报》,他圈去了这个题,挥笔写下针锋相对的8个大字:《可耻的大公报社论》。这篇社论在18日发表,有力驳斥了《大公报》的污蔑和攻击。     

影响中国的新闻人

费彝民（1908—1988），著名新闻工作者。江苏吴江人．1925年北京高等法文学堂毕业。1930年起在《大公报》历任编辑部记者，经济课主任，总稽核．上海分馆社评委员。1931年任《大公报》驻沈阳通讯员、1945年任上海《大公报》副经理。同年应邀赴台北参加日本投降仪式，并发表长篇报告。1948年《大公报》在香港复刊，     

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史事编年(二十)

1910年(宣统二年庚戌)1月1日(己酉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国公报》在上海创刊。陈其美等主办。同日:《民报》第二十五期出版。社址标明为法国巴黎濮侣街4号,实则仍在日本印刷发行。主编汪精卫.同日:日本人在天津创办的日文《北支那新闻》和日文《北清时报》,以营业上未能获利,议定合并。本日起改名力《天津日报》出版。先后担任主编的有西村、新渡等。1月6日:御史江春霖上疏弹劾上海道蔡乃煌后,天津     

香港《大公报》开设山西新闻版

7月19日,《山西日招》、香港《大公报》合办“大公报·山西新闻”协议签字仪式在太原隆重举行。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省长孙文盛、副书记王云龙等会见了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大公报》社长王国华先生一行,并出席了签字仪式。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为了及时地把山西省的新成就、新经验、新举措宣传出去,《山西日报》编委会决定采取大的宣传动作,经与香港《大公报》     

周恩来《致大公报书》发表前后(中)——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续上期）周恩来《致大公报书》于５月２５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并经新华社广播,在６月１３日延安《解放日报》及各解放军报纸发表。这封信发表后,立即轰动了重庆和国民党统治区,帮助人们弄清了真相,使一切造谣者无言以对。刊登这封信的《新华日报》增刊销售１７...     

中国近代民营报业经营方略（下）

《大公报》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创办人是英敛之。到1916年9月，英敛之把《大公报》售与王郅隆、王接办至1925年11月27日停刊。9个月后、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组成“新记公司”、决定接办曾红极一时．如今却因经营困难而巳停刊的天津《大公报》。“新记”是标志与前《大公报》的区别。     

大公报的资金究竟是谁的?

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组成新记公司盘接旧《大公报》,所用五万元资金的来源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是吴鼎昌挪用了四行总管理处的公款,一说是吴鼎昌一人的独资。谁是谁非还没有定论。《新闻研究资料》1981年第二辑发表张篷舟同志编写的《大公报大事记》,作为尔后编写《大公报史》的张本。对资金谁属的问题采用了“独资”之说,我以为值得商榷。为此我想略述1957年编写《旧大公报批判资料》的情况,     

《国闻通讯社》和旧《大公报》

《国闻通讯社》曾是《大公报》(新记)的姊妹企业,而且可以说,它是《大公报》的母体。这不仅因为旧《大公报》革创时期的“班底”大多是从《国闻社》调集的,而且作为《大公报》的三“巨头”——吴鼎昌、胡改之、张季鸾也是在创刊《国闻周报》之初,开始紧密结合的。他们三人,在早年同在日本留学时就认识,但大概只是泛泛之交。归国以后,就各奔前程。吴、张二人,都挂籍同盟会;而吴在清末,就进了大清银行(中国     

我所了解的《大公报》

北京《大公报》 未能恢复令人惋惜 1953年,中央决定,上海《大公报》北迁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出版新的《大公报》,升格为中央一级全国性报纸,负责财经工作和国际方面的宣传。1953年1月4日,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指出:“为了适应社会及国家建设事业的规模和发展的需要,《大公报》改组以后,已按照中央的意见,重新确定了编辑方针,即除了加强国际问题的报道外,确定以报道和讨论财经问题,特别是     

胡适佚文二则

1932年12月4日至6日，胡适应邀访问长沙，期间先后发表两次演说，一为12月4日在长沙中山堂的演讲，曾以“我们所应走的路”为题连载发表于《大公报》；一为12月5日在省立湖南大学的演讲，曾以“我们对新旧文化应取的途径”为题连载发表于《大公报》，亦曾发表于《湖南大学期刊》第八期。胡适这两次演说，当时曾引起湖南各界的极大反响，对于研究胡适思想有重要价值，然《胡适全集》未见收录。兹将全文整理刊布，供研究参考。     

日本投降仪式上的中国记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投降诏书,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至此,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终于结束。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同年9月2日于美军“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当日,云集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亲睹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的全球数百名记者当中有三名中国记者,他们是:《大公报》记者朱启平、黎秀石和中央通讯社记者曾恩波。他们作为中国千千万万新闻工作者的代表亲历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朱启平:留下新闻史上“状元之作”《大公报》记者朱启平的名字或许已经不为人知,但是他笔下记录的一页页历史风云却时常被提起。由于在二战中对国…     

范长江离开《大公报》的新解

范长江是靠在《大公报》上发表西北系列通讯开始在新闻界崭露头角的,一方面《大公报》于他有恩,另一方面他对《大公报》也是做出贡献的。但在武汉《大公报》时期,他却离开,是主动还是被迫,其中的原因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谜案。以前大家多认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