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愈墓志的文体新变

“出奇变样”之求新精神,成就了韩愈墓志文古今第一之地位.变叙事结构,破墓志程式化之模式;史笔行文以显志主个性,变墓志写人之僵化;不为志主讳,变墓志“称美而不称恶”之铭法;多发议论、抒情,变墓志以叙事为主之写法;于文中有所寄托,变墓志只颂扬志主之主旨;求“奇”,变墓志庄重肃穆之文风,这些是韩愈墓志新变之核心内容,其中所蕴含的书写形式之改变与创作主体精神之贯注,对墓志文体影响深远.     

试论韩愈墓志的写作特色

墓志属于碑文的一种,它的主要功能是用来记叙墓主的生平的.如:<文章辨体序说·墓志>说:"墓志,则直述世系、岁月、名字、爵里,用防陵谷迁改."墓碑分为立于地表的"墓表文"和埋于地下的"墓志铭".即所谓的"志以志诸阴,表以表诸阳"(<江西出土墓志选编>).一般来说,墓志通常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即墓志和墓铭.墓志通常用散文体书写,主要记叙墓主的身世;墓铭通常是韵文,主要是为了称赞墓主.     

试论韩愈墓志的写作特色

墓志属于碑文的一种,它的主要功能是用来记叙墓主的生平的。如:《文章辨体序说·墓志》说:"墓志,则直述世系、岁月、名字、爵里,用防陵谷迁改。"墓碑分为立于地表的"墓表文"和埋于地下的"墓志铭"。即所谓的"志以志诸阴,表以表诸阳"(《江西出土墓志选编》)。一般来说,墓志通常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即墓志和墓铭。墓志通常用散文体书写,主要记叙墓主的身世;墓铭通常是韵文,主要是为了称赞墓主。     

“天阶”与“天街”

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之中的"天街"解释为"京城长安的街道"这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议。学生将杜牧《秋夕》:"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中的"天阶"与"天街"相混淆,而且其间的意义不甚清楚,屡错屡改还是有矫正不过来的,这就有必要对二者进行考究了。     

刘师培论文章辨体

"辨体"作为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基本理论范畴,其内涵较为复杂,涉及尊体与破体、正体与变体、文体分类等方面内容,其主要功用就在于辨别各种文体及与其相匹配的体貌,它的正体的形态和它在发展过程中变体的面貌。刘师培对于文章辨体的研讨颇深。他在古人"文笔"争辩的基础之上,对"文笔"划分的准绳做出了辨析,认为有藻采者始可称"文",反之为"笔"。除此之外他还对文章各体的发展流变作了考镜源流,辨析了文体发展演变过程中正体与变体的形貌,其中,对于赋体、诔碑的研讨最深。     

略论苏轼“记”体散文的艺术特色

“记”体散文是苏轼散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不完全统计,收集在《苏东坡全集》中的共约六十余篇(不包括《东坡志林》中的《记承天寺夜游》等游记小品)。其中记叙亭台楼阁、佛寺道院等名胜建筑的有《喜雨亭记》、《中和胜相院记》等二十九篇;记载书画文物,奇事异闻的有《传神记》、《顺济王庙新获石砮记》等十六篇;记叙公堂、学校、水利建设的有《盖公堂记》、《南安军学记》、《钱塘六井记》等九篇;山水游记,寓言游记有《石钟山记》、《陲乡记》等五篇。这类散文,虽然数量不多,却较真实地反映了苏轼的     

唐李昂夫妻墓志考略

洛阳新近出土唐代李昂墓志,志主出自赵郡李氏,仕至仓部员外郎,一并出土的还有其夫人韦氏墓志。据墓志所记可考索仓外李昂的家世生平,结合相关出土文献又可了解其诗文成就。     

金代“国师”献疑

金代设有"国师"几乎是学界共识。究其根源,既有《大金国志》的影响,也有圆通广善那样"国师"实例的佐证。然而《大金国志》本身就被指伪书,《大金国志·浮图》关于"国师"的记载更与金代佛教政策相悖,金元史料所记"国师"实例也存在诸多疑点。因此,金代是否设有"国师",值得怀疑。     

论韩愈、柳宗元创作对记体文发展的意义

记体文在唐代兴盛起来,韩愈、柳宗元的创作对记体文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他们对记体文的题材加以扩展,多种题材都成为所记对象;立意方面表现出作者对社会政治或生活情趣、人生遭际等方面的看法;写作角度与结构安排也避免较为平直的叙述,选取最能表现作者观点的角度,注意到行文的变化;在写作技巧方面,多采取人、事、物、景交叉表现的方法,表达上多用议论.韩愈、柳宗元在记体文创作上还注意到文学的审美功能,记述作者的生活情趣,细致地描写景物,使之可以娱情悦性.     

国内近十五年来唐代墓志之文学研究综述

对于唐代墓志,学者多注意其文献及史料价值。而把其作为一个单独的文学研究对象来加以研究,学界则较少关注。从发表的文章来看,研究韩愈的墓志文是其中重点,但新观点已不多,其他作家则较少被关注。从文体演变的角度入手,是当前研究的一个热点。而对唐代墓志写作的演变流程,其在墓志发展史中的地位及在传记文学方面的价值等,都还有待学界加强研究。     

国内近十五年来唐代墓志之文学研究综述

对于唐代墓志,学者多注意其文献及史料价值.而把其作为一个单独的文学研究对象来加以研究,学界则较少关注.从发表的文章来看,研究韩愈的墓志文是其中重点,但新观点已不多,其他作家则较少被关注.从文体演变的角度入手,是当前研究的一个热点.而对唐代墓志写作的演变流程,其在墓志发展史中的地位及在传记文学方面的价值等,都还有待学界加强研究.     

品人于细节处读《项脊轩志》

清代桐城派古文大师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继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之后,于明代三百年间的作家只选了归有光一人的作品,而《项脊轩志》又是公认的"太仆最胜之文"。归有光对"志"和"记"是有严格区分的,他的文集中《双鹤轩记》《沧浪亭记》等,都用以记"事",而如《兰圹志》《寒花葬志》等,则以"志"为篇名,以记录人物事迹为主。因此,《项脊轩志》这篇文章记事或物是辅,记人是主。抓住人物——文中的三个     

《搜神记》中“死亡”义词语探究

《搜神记》是晋代干宝所著的一部志怪小说,共二十卷。语言学界对此书的研究多集中于复音词和虚词,对于"死亡"义词语的研究较少,本文从语言和文化的角度展开对这类词的初步探讨。     

虚实之间:墓志所见澶渊之盟中张皓事迹的“真实”与“塑造”

关于张皓在澶渊之盟中的事迹,沈括在张皓子张牧墓志和《补梦溪笔谈》中的记载与其他史籍有一定差别。墓志资料中,张皓是曹利用滞留大名后重新选派的使者,在曹利用到达契丹行营之前,他曾三次与契丹国主、国母会面并商谈宋、辽和谈事宜,居功甚伟。然在《宋大诏令集》等其他资料中,张皓是沟通石普和宋真宗之间的信使,因被契丹截获而成为沟通宋、辽统治者的中介,从未成为宋朝出使契丹的使者,他在澶渊之盟中的作用仅限于信息之间的传递。墓志材料溢美墓志的写作方式,使得张皓个人形象存在明显的"塑造"痕迹。     

鸳鸯志成因探析

鸳鸯墓志是指夫妻各志、成双成对的墓志。据资料显示,在中国显世的近万方墓志中,河洛地区出土的占六成以上,其中鸳鸯志约占一成。这种夫妻各志、成双成对的墓志现象,已经引起了学界的重视。鸳鸯志形成的真正原因,可以从伦理道德、夫妻关系、古代官僚制度、宗土观念、丧葬习俗等方面进行论述。     

宋代“脚体”时文与元代“股体”时文

在现存宋代文献中朱熹最早提出时文"脚"的概念。宋代经义脚体与宋元十段文其实是一致的,争议的焦点是在破题和论述的散与偶上。从北宋熙宁至南宋庆元间,士人们对经义的形式更偏重于从破题对偶脚体时文角度来作经义,而不太强调十段文。元代"股"的概念及其经义考试继承了宋代的"脚体"时文的形式特点。这与宋代经义影响有关,元人尊朱,朱熹《诗集传》解题也常分两方面来说,所以元人套用两股之说来迎合朱熹之说。     

宋初“晚唐体”诗人辨析

最早提出宋初"晚唐体"一说,并对其成员进行勾勒的是宋元之际的方回《送罗寿可诗序》,今人多从此说,然学界也有异议。笔者将现有文献史料和诗人诗歌创作实践等结合起来考察,认为将"九僧"、寇准、林逋、魏野、潘阆、赵湘归属于"晚唐体"应属无疑。宋初还有很多诗人受"晚唐体"影响,其诗具有"晚唐"风味,但这些诗人作品大多散佚,仅凭几首佚诗残句以及古人的评论,难以考征其诗风归属。     

清秦慈君墓志考略

宁夏出土文献有图录型成果出版,个案研究多集中于唐及唐以前出土文献,清朝出土石刻文献研究还很薄弱.学界对本碑研究尚属空白.志主秦氏系湖广提军俞益谟副室,其赠号当从其子俞汝亮之官品而定.铭文为其子俞汝亮所撰.秦氏墓志的出土,为研究俞益谟生平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袁州历代“咏韩诗”

根据明正德《袁州府志》和清代康熙、同治各版《宜春县志》及相关地方文献可搜集到袁州历代"咏韩诗"约有60多首,这些"咏韩诗"因时代和作者不同,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所涉思想内容也差别明显,概括起来,有春台无诗之憾、瞻仰拜谒之盛、刺袁政绩之评、文学成就之赞和发扬儒道之誉等五大方面。考察和分析这些"咏韩诗",有利于人们对韩愈刺袁的历史功绩和历代袁人对韩愈的接受做出更为全面的判断。     

语言研究中的“位”、“素”、“体”——兼及新术语“义体”、“义体兴替”的提出

语言研究中,存在着"音位——音位变体"、"义位——义素"、"句位——句位变体结构"等概念。语言是一个系统,语言的每个子系统也是各成体系的。经过整理,发现在语言的各个子系统(形/字、音、义、词、句、语法)里,都存在着"位——素——体"的对立统一关系。这种"位——素——体"的对立统一关系正是语言系统性的体现。以这一理论为基础,针对现今"常用词演变"、"词汇兴替"等概念的模糊性,又提出了新术语"义体"、"义体兴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