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三代纪年考辨——兼评《竹书纪年》研究的失误

长期以来,学术界混淆了《竹书纪年》注文与正文,并在此基础上否定了该书的史料价值,诬为伪书。该文经过大量详尽的考证,从内容上论述了《竹书》正文的可靠性,反驳了自清代以来对该书的种种误解与歪曲,对“三代纪年”与公元纪年的关系也作了重新的订正,从而维护了《竹书纪年》的信史地位,也为１９９６年５月国家提出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贡献了自己的一家之言。     

《<竹书纪年>解谜》后记

这篇"后记",是我三十余年所作研究之回顾。细数从研究之初,受学人发现而鼓舞,到后来步步深入,得到意外结果的历程。近两百年来,学者皆视"今本"《竹书纪年》为伪作。但在1979年,我则证实了"今本"《竹书纪年》并非伪造。赞成我之观点的一派中,后来又衍生出两种意见。一种是我的意见,另一种是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的意见。夏含夷的意见,大抵针对我之观点而发(下文括号内数字代表〈后记〉相应各节)。在我看来,"今本"《竹书纪年》完好保存了公元280年左右出土之《竹书纪年》竹简的原貌。该竹简古书,约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除结尾几处散乱外,均编排有序。(以"岁"记之日期,乃后人加入,属微调,无碍全局)大体上,我以"今本"《竹书纪年》作底本,重订了夏、商两代的纪年(第1至第3节),并倚赖天文学发现,对简文加以修复,以使其更加准确。经修复的"今本"《竹书纪年》简文,现已数量过半(第4及第7节)。夏含夷与我看法相悖。他认为,竹简出土时,已杂乱无章。晋代学者整理、编辑竹简,必然加以重组、改写(甚或杜撰)。于是,他断言道,我所作之纪年研究,除周代部分,余皆毫无依据,不值一提(第6至第7节)。此处有一关键问题。即,夏含夷发现之错简究竟发生于何时?又为何有人将周代成王纪年位处中段的一支竹简错置于武王纪谱结尾处,致使武王在周克商后的在位年份增添三年?夏含夷以为此举乃晋代学者所为,目的在于使乱简看起来有序、合理。我认为,错简在魏国时期,即竹简古书遭埋藏以前,必已造成。魏国时人之所以如此举动,乃是要支持魏惠成王在公元前335年宣言称王。据我观察,竹简排列有序,且我研究所得结果,亦可拿来与甲骨文、金文作对照(第5及第13节)。夏含夷发现之错简,必在移动前即已存在。且要使错简成立,必得把成王纪年中有关周公去世、丧葬年份往前倒退十年。结果,周公死后所举行的禘祭竟然发生在他去世以前。这种改动,当然也就不可能发生在晋代,而属于魏国专家有意为之(第5、第7及第15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在第11节中解释了夏帝仲康五年九月朔之日食。要对此加以解释,就不得不假设战国时代对远古纪年作错误调整的人采用了章蔀置闰法,并据此要找到一个九月朔日时太阳位置在房的年份。他发现公元前428年恰是这样一个年份,且该年九月朔日为庚戌日。于是,他推断从公元前428年往前推1520年(一纪),即公元前1948年,情形也必相同。除此无法解释他提出的"1948"和"庚戌"的说法。可是若他用此推断法,他必得掌握一千五百年前历史的确切记载。因为他得知道确切的夏朝起始年和确切的日食年份,才能加以推断。这样,我们就可以推断,战国时代编写原本《纪年》的人大抵相同:均掌握确切的历史记载,并对此记载加以"修正"(见第3节)。我们必须找到他们的动机和误解,才能对现存的《竹书纪年》加以利用,并推断出远古的真实年代和日期。此乃我写作《〈竹书纪年〉解谜》之目的。     

《竹书纪年》、《战国策》简介

一、《竹书纪年》晋太康二年(二八一年)汲郡(治所在今河南汲县南)人发掘古墓(大约是魏襄王的墓),出土古书七十五篇,中有《竹书纪年》十三篇。此书叙述夏、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魏国的史事。周幽王以后用晋纪年,三家分晋之后用魏国纪年,至魏襄王二十年(前二九九年)止。据此及古本《竹书纪年》辑本内容推论,《竹书纪年》大致上是魏国的编年史。所记如“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都和传统史书记载不同,但该书的某些记述与甲骨文、金文史料相符合。     

据《夏商周年表》估定舜帝纪年——兼谈《史记·五帝本纪》和《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提出的《夏商周年表》,可推定舜崩于公元前2074年左右。据《尚书·尧典》纪年文例,知《史记》“用事二十年”说有误。因尧丧三年处理不当,孔传、孔疏的“三十在位”说亦有不妥。因定舜崩年82岁。根据杨希枚先生三年丧礼原本带有考验新王的性质的新说,细算《今本竹书纪年》的夏代纪年数,知王国维《疏证》有三处失误,因定虞夏时代实行过“丧毕即位”制和“三足年丧礼”。最后据上述结论,推定舜帝大事公历纪年。     

据《夏商周年表》估定舜帝纪年--兼谈《史记·五帝本纪》和《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提出的<夏商周年表>,可推定舜崩于公元前2074年左右.据<尚书·尧典>纪年文例,知<史记>"用事二十年"说有误.因尧丧三年处理不当,孔传、孔疏的"三十在位"说亦有不妥.因定舜崩年82岁.根据杨希枚先生三年丧礼原本带有考验新王的性质的新说,细算<今本竹书纪年>的夏代纪年数,知王国维<疏证>有三处失误,因定虞夏时代实行过"丧毕即位"制和"三足年丧礼".最后据上述结论,推定舜帝大事公历纪年.     

《竹书纪年》真伪考

《竹书纪年》为汲冢《竹书》中的一种,为晋武帝时汲郡人不准盗掘魏襄王之墓时所发现。故又统称《汲冢书》。因此书系科斗文竹简,有“数十车”之多,后世又无传存;加之其出土年代和出土之王墓说法不一,故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而斥之为“汉后人伪作”。《竹书纪年》所载王年及其历史事件均与相关历史典籍和出土文物及青铜铭器所载完全一致,其天象记载亦与历史的实际情形相吻合,足见《竹书纪年》真实不伪。     

"今本"《竹书纪年》附注之"寒门""塞门"考

今世流传明刊<竹书纪年>(即"今本"<竹书纪年>)最早为范钦(1506-1585)的天一阁订本.     

《竹书纪年》不是《帝王世纪》的材料来源——兼论皇甫谧卒年新说不成立

《帝王世纪》是魏晋学者皇甫谧研究上古以来帝王史的成果,记载的一些不见于其他典籍的材料,多采取较为审慎的态度,往往数种说法并存。有人据后世典籍所引其中个别帝王在位年数的不同,认为存在"一书二说",进而推测是皇甫谧根据《竹书纪年》修改原作的结果。但细绎相关证据,即使有"二说"的帝王在位年数也多与《竹书纪年》的记载不同。而皇甫谧卒于元康三年(293)的新说也不成立。     

伍非百对今本《邓析子》的辨伪

《邓析子》一书虽历来被认为是伪书,但缺乏系统的论证.伍非百在其著述《中国古名家言》中以大量的历史记录与评价为依据,判定今本《邓析子》的言语风格、思想内容以及对“无厚”等具体问题的理解皆与史料记载不相符,提出了今本《邓析子》一书为伪书的详细理由,可信度较高.     

从“西戎杀秦仲”条看古本《竹书纪年》的版本问题——以《史记·秦本纪》与《后汉书·西羌传》比较为例

文章从《竹书纪年》中以《后汉书·西羌传》所引用的条文为例,与从《史记·秦本纪》找到同样的内容比较,来分析与秦仲死亡年度相关的问题。在《史记·秦本纪》和《后汉书·西羌传》的系年之间发生两年的误差,一般认为《后汉书·西羌传》的记录来源于古本《竹书纪年》,与《史记·秦本纪》相比更有信赖性。但是,《集解》徐广注、《索隐》以及李贤注所说的"竹书纪年"并不一定是同样的版本。徐广注所引用的可能是自西晋至东晋、刘宋传承的南朝系列版本;《索隐》和李贤注所说的是自西晋经过五胡十六国、北朝到隋唐时期的北朝系列版本,这两种版本一致的可能性并不太大。而且,《集解》徐广注和《索隐》并没有提到《史记·秦本纪》的错误,怀疑在古本《竹书纪年》是否记载秦仲死亡年度。所以,我们不能确定《后汉书·西羌传》里的相关条文来自于《竹书纪年》,所以还不能以这些资料来修正《史记·秦本纪》的错误,而还要信赖《史记·秦本纪》,充分肯定其本身所含的史料价值。     

《三国志》代词宾语的词序考察

本在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对《三国志》代词宾语的词序进行了考察。笔认为,与上古汉语相比,词序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宾语的位置上：(1)否定句宾语一律后置;(2)疑问句宾语虽遵循前置的规则,但已出现了后置的趋势;(3)肯定句宾语由于押韵需要而前置,是修辞上的仿古用法。     

记述三国史的著名史籍——《三国志》述评

《三国志》是魏晋间的史学家陈寿所著。《三国志》的材料来源,一为魏、蜀、吴三国的现成史书,一为有关记录和多方调查、搜集得来的史料。陈寿以《魏书》前4卷“魏帝纪”作为全书的纲领。另对三国人物作了各种名目的品评。《三国志》取材谨严,剪裁得当,叙事有法,文笔简洁。《三国志》以其突出的成就奠定了它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对后世的文艺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取材于《三国志》的戏曲小说数千计,三国故事也在民间广为流传,并越出国界,流传到日本与东南亚一带。     

《列仙传》成书年代考

与中国古代很多典籍类似,《列仙传》这类著作是在一个长期的流传过程中逐渐丰富起来的。前人所见东汉中期以前的《列仙传》较之今本有较大的不同,而今本《列仙传》的基本定型最早不能早于顺帝永和五年(140年),至迟可在西晋太安二年(303 年)。而在以后的传播中,此书在某些条目上还屡有增饰。     

兵家《尉缭》与杂家《尉缭》关系新探

兵家《尉缭》与杂家《尉缭》的关系,学界多有探讨,但是观点仍值得商榷。本文认为,《汉志》著录的杂家《尉缭》与兵家《尉缭》同源于战国古本兵家《尉缭》,战国古本兵家《尉缭》成书之后,在秦汉的流传中,经过增益补充,形成了杂家与兵家两种本子,这两种本子的共同之处就是保留了战国古本兵家《尉缭》的基本内容。在魏晋南北朝的三百多年中,兵家《尉缭》亡失,杂家《尉缭》存世,这就是《隋志》、《唐志》著录的杂家《尉缭子》五卷、六卷。宋神宗元丰年间《武经七书》本《尉缭》删去了杂家的内容,保留和突出了兵家内容,此后之目录著作均把《尉缭》著录在兵家类,今本《尉缭》由此定型。     

《春秋繁露》中“与”字研究及历时演变

《春秋繁露》作为研究秦至汉初汉语语法的重要著作,也是上古汉语向中古汉语过渡时期的重要文献,其中值得研究的语法现象很多,尤其是虚词的研究。本文对其中的所有“与”字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探究“与”字的历时演变。     

论《儒林外史》的叙事时间

主要从自古及今、百年瞬间、季节更替三个角度论述《儒林外史》的叙事时间。《儒林外史》中多次运用＂自古及今＂,体现了古今同一的循环时间观;＂百年＂与＂瞬间＂的两极性时空操作,给中国古典小说文体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季节的更替则体现着人生经验的起落沉浮和芸芸众生的荣枯盛衰。通过以上解读,我们发现,《儒林外史》的叙事时间一方面吸收了传统古典小说的优秀成果,另一方面又有所超越,形成自己的特色。     

《左传》中后人附益的各种成分

最初的《左传》本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史事汇编,后由经师们按照《春秋》的体裁,将《左传》改编为编年体,逐渐被视作解"经"之"传"。今本《左传》中含有多种后人附益的成分,特别是其中的解经语和解传语,都是后代经师陆续添加的,且很多解释明显错误。总括《左传》中可以确定为后人附益或可能含有后人附益成分的诸种内容,大致可分为解经语和解解经语、解传语和解解传语、解经传歧义语、"君子曰"及"某某曰"、预言、岁星纪事、文字改动、讹误,如此八种。     

王闿运春秋学的整体思维意向

“经”史”之别是王闿运《春秋》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并形成了他治《春秋》的整体思维意向。他认定《春秋》及《公羊传》、《榖梁传》是“经”不是“史”,在“义”不在“事”,而《左传》为记事之书。在此前提下,王阎运展开了对《春秋》学的研究,沿袭公羊家之“义例”解经风格,阐释经典之微言大义,以达通经致用之目的。     

黄宗昌与《崂山志》

《崂山志》为晚明文士黄宗昌所著，黄宗昌品行刚直、忠勇耿介，然一生命途多舛，故而借著述《崂山志》以发其悲慨；《崂山志》作为崂山文化的第一部记录文献，内容丰富、体例独特，堪称山志史上珍贵的范本。     

"原"之为体源流演变考略

"原"作为古代一种文体萌芽于秦汉时期,如<吕氏春秋>之"原乱"等,成熟于唐代,代表作为韩愈之"五原",以后各个时期也不乏佳作,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之"三原".自五四新文学提倡白话文运动,"原"之为体便停止发展而被现代学术论文形式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