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中的名教与自然问题研究

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形成的一种思辨性很强的哲学。玄学家们通过＂六经注我＂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宇宙本体以及社会人生的思考与认识。在玄学所讨论的问题之中,名教与自然问题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甚至有研究者将其定为魏晋玄学研究的中心。但在对待名教与自然的态度上,王弼、嵇康、裴頠、郭象等主要玄学人物都各有所异。此文将打破以时间贯穿观点的方式,从文献入手,论述魏晋玄学中名教与自然问题的概念范畴、各自的发展状况以及归宿、地位等问题,从一个动态的过程中把握名教与自然问题。     

郭象的问题意识与化解之道

由于郭象是魏晋时期最后一位最有代表性的玄学家,他必须同其他玄学家进行理论对话。因此,他有比较强的问题意识。针对如何回应有无之辨、本体如何为人所用、如何处理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他建构了一个有特色的玄学思想体系。     

魏晋时期儒道思想的关系——基于名教与自然之辨

面对文化交往的全球化,重新审视、发展传统文化已成为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内在要求和一项重要课题。基于此,文章以史论结合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对魏晋玄学思想进行思想史的动态考察梳理,着重从名教与自然之辨的视角理清儒道思想的关系。可以说魏晋玄学思想贯穿了＂名教＂与＂自然＂之辨,是儒道思想在碰撞历练中由相融到相斥或超越再到相融的否定之否定过程,最终实现传统文化中的儒道兼综和互补。     

论魏晋玄学的自然与名教之辩

魏晋时期,原始儒家所追求的理想性、非功利性的名教已经变得虚伪化、矫饰化和功利化。一批具有儒学知识背景的魏晋名士援道入儒,对自然与名教的关系进行辨析。王弼主张"化名教为自然",阮籍、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而向秀、郭象则坚持"名教即自然"。如果说阮籍、嵇康偏向于自然,裴頠偏向名教一端,那么,王弼、向秀、郭象则处于自然与名教之间。与先秦儒家化自然为名教相对,魏晋名士化名教为自然,并希望最终能够弥合自然与名教之间的紧张,实现二者的同一。     

魏晋玄学与招隐诗——“名教”与“自然”关系的嬗变简

魏晋玄学的一大主题就是讨论“名教”与“自然”关系,二者的关系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魏初何晏、王弼主张的“名教出于自然”论;魏末以嵇康为代表的竹林贤士所主张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论;晋初裴颇、郭象等主张的“名教即自然”论。在不同的阶段,“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虽有不同,但是玄学家们最终目的还是要维护、重建名教。玄学关于“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演变,也影响到了当时的文学创作,同时代招隐诗的创作,就经历了从“招隐诗”到“反招隐诗”的转变,其中“招隐诗”创作以陆机、左思、张载等人为代表,“反招隐诗”则以王康琚的《反招隐》最为著名,而招隐诗创作的变化也反映了玄学论题的变化。     

尊重生命:魏晋名士悲凉而孤独的抗争——《陈情表》《兰亭集序》《归去来兮辞》联读

<正>汉末魏晋是中国古代人性觉醒的时代,“人”被发现。曹操说“性不信天命之事”^[1],他三次颁布法令,唯才是举;仲长统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嵇康激烈地反对名教。这就打破了汉朝以来笼罩天下的“天人合一”和“三纲六纪”之说。尽管司马晋朝信奉名教,士族代表人物王衍却公开讲自然与名教“将毋同”。魏晋名士们“越名教而任自然”,宁愿放荡怪诞,也不想约束自己的性情和欲望来固守礼法名教。这种谈玄任放之风,使人性获得解放,     

魏晋玄学“自然”范畴的生命本体论意蕴探析

＂自然＂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主要范畴之一。魏晋时期,玄学美学本体论由自然宇宙观转向了人文本体观,玄学的＂自然＂主义思想是对先秦时期道家思想的继承与超越。继承方面：＂自然＂即＂道性＂本体。超越方面：＂自然＂即＂精神生命＂的自由性;＂自然＂即返归本真存在的生命自觉。魏晋玄学作为人生本体之学,其命意在于精神生命的自由与解放,其目的在于借本体的追问,给生命的自由找一个终极的依据,借对＂自然＂本体的确认,为无限的、自由的、自然本真的生命作注释,从而使生命返归本真的存在状态,成就个体生命的诗意自然、自由的人生。     

远行人必会讲故事——“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一解

针对德国学者顾彬对中国作家＂为什么要讲故事＂的批评,阐述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小说家的路径选择,即从倾心于模仿博尔赫斯和法国新小说,把＂讲什么＂转换为＂怎么讲＂,以＂纯文学＂对抗强大的政治话语的压迫,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有关反省,以及用讲故事的方式应对急骤变化的社会现实的自觉努力。分析中国文学＂为什么要讲故事＂的内在机理,梳理现代性、本土化、乡土情怀、现实感与中国文学基本经验的关系。     

从王国维“接着讲”：朱光潜、宗白华论“隔与不隔”

＂隔与不隔＂是王国维的一个重要诗学命题。朱光潜和宗白华都从这一命题＂接着讲＂,他们荡涤＂隔＂与＂不隔＂在王氏诗学中的狭义性,拓开自我诗学话语;他们＂接着讲＂的方式、程度、内涵、目的等均有不同,但都有其重要的诗学意义。     

庄子天人观探究

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论题。庄子之天可作＂自然界之天＂＂运命之天＂＂自然之天＂解。庄子并举＂天＂＂道＂,使＂天＂具本体意义。在天人关系上,他主张＂天人相分＂与＂人与天一＂。此外,为修缮＂有为＂对本性的妨害,他提出＂以天合天＂的方法。其天人观是以道家独有的方式对天人合一致思模式进行的新的诠释。     

论魏晋时期的名教与自然之辨

魏晋玄学是名教危机与道家复兴的产物。其主题和核心是名教与自然之辨。言意之辨、有无之辨等几乎所有的玄学论辨都围绕此而展开。依照历史与逻辑的顺序,名教与自然之辨大体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或三种基本思路。即:“名教本于自然”,“越名教而任自然”和“名教即自然”。一、“     

创构现代性的诗学话语——序苗雨时诗论集《走向现代性的新诗》

诗论家苗雨时先生,长期以来,致力于新诗现代性的探索。《走向现代性的新诗》的整体运思和批评根系,是在诗歌意义上坚持对现代人＂存在境况＂的探询,在诗歌本体上求索＂现代性＂话语方式的生成,两者交织在一起,建基于对人的生存与语言的双重关注上。并据此,不断地给审美体验赋予＂存在＂的意义结构,或对即将来临的话语可能性给予某种历史想象的参与。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创新研究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话语体系对课程教学效果的制约作用明显。为此,需要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创新应在创新话语体系方式、提升话语质量和赢得话语权等方面着力,联系国情讲中国话,理论教育讲通俗话,面向对象讲学生需要的话,紧跟时代讲现代话。同时,要处理好理论规范性和话语通俗性、课程话语导向性和尊重对象话语特点、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和西方话语体系以及继承和创新的关系。     

论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争

本阐述了魏晋玄学时期“名教”和“自然”的斗争历程。即：王弼“名教本于自然”——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裴“名教不离自然”郭象“名教即是自然”，而终于达成“名教”与“自然”的统一。     

郭象“独化论”的同一性特质及其价值

“独化论”是郭象哲学的中心话语,这一话语逻辑地蕴涵着同一性特质:“贵无”和“崇有”的同一;“名教”与“自然”的同一;“内圣”与“外王”的同一。这种同一性特质的展开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新论

学界多以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主张彻底摒弃名教而纯任自然。但稽康“越名教”不是抛弃名教,反对名教,而是提倡一种现存名教更高标准的名教,提倡将仁义道德修成自然的内在本性的伦理观,体现出儒道融合的倾向,也反映出道教伦理观的深刻影响。     

批判思潮中的天人学——王充哲学话题刍议

王充作为高扬理性的民间哲学家,他大胆解构今文经学话语方式,试图把董仲舒的醉醺醺的哲学,变成一种清醒的思考。他疾虚妄,认定"天在人外";论自然,以气解释宇宙万物;重实知,重申经验论原则;讲命定,试图排遣福德不一致的困惑。     

竹林玄学的价值理论

以嵇康和阮籍为精神领袖的竹林玄学不再将焦点限定在道德哲学领域,而是通过辨析自然与名教之间的关系来重估、建构价值观念。通过对人的本然生存结构和本真生命的分析,嵇康和阮籍提出名教本身就是虚无主义的根源。作为重估价值观念的成果,“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实质是描述出一幅全新的善的生活图景,其中蕴含着崇尚精神独立自主、交往的真诚性、自律的生活态度等多重向度。     

嵇康的自然观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嵇康的音乐美学、生存美学和人格美学中蕴含了丰富的自然观思想。首先,他认为,音乐的美源于自然,音乐的本质在于和谐。其次,嵇康注重养生,追求人内心的和谐。最后,嵇康的人格魅力不仅在于他摆脱虚伪名教、追求纯粹自然的洒脱,更在于他对道德理想的坚定信念。他的自然观思想对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关系的思考,有着极高的启示意义。     

嵇康《琴赋》与《声无哀乐论》之比较

嵇康,魏晋时思想家、文学家、音乐家。魏晋之交,政治黑暗。当权的司马氏以“名教之治”为名剪灭异己、杀戮名士,文人名士无不心惊。作为当时文人领袖的嵇康,公然反对。他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轻贱唐、虞而笑大禹”。他的诗长于四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