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寿亭侯考辨

关于＂汉寿亭侯＂历来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汉寿＂为地名说;另一种是＂汉＂为朝代名说。我们对＂汉＂为朝代名说的依据一一辩驳后,认可＂汉寿＂为地名说。关于＂汉寿＂位处何地,大致有三种观点：一为＂武陵说＂,二为＂蜀地说＂,三为＂两地说＂。而我们经过考证后提出第四种观点＂两地皆非说＂。因为据汉制,亭侯之号不得袭用县名,而武陵之汉寿与蜀地之汉寿皆为县名,故两地皆非,汉寿当为＂亭名＂,即＂亭名说＂。     

由《礼记·学记》引发的古今教育反思

《礼记.学记》被认为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教育文献,也是关于修养之学的论著。这一双重性质本是相互通融的,但由于＂学＂与＂教＂从古代的统一走向后世的疏离,《学记》便有了双重性质的分殊。与＂教＂相比,＂学＂是《学记》中更核心的概念,因此《学记》的根本性质是关于修己之学的论著。将《学记》仅看作教育文献,仅从＂教＂的角度强调它的教育思想,显然不能全面理解它修己治学的真正内涵。今之教育当以修己为学问之根本。     

王国维的治学特色和研究方法

王国维的治学特色主要表现在:吸收西方学术思想和方法,圆融中西学术;重视发现新材料,采用新方法,研究新学问;既注重微观层面的专深研究,又注重系统研究;视野宽广,兼收并蓄;主张学术独立、自由.他独特的方法主要是"三目"研究方法,即二重证据法、把异族之故书与本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具有"阙疑"的精神,运用批判性思维和方法;融合科学方法和人文研究方法,注重研究方法的功用.     

沈谦析《文心雕龙》之批评素养论

台湾著名龙学研究家沈谦在其博士论文《文心雕龙之文学理论与批评》①指出＂学＂、＂识＂、＂才＂为批评家之必备批评素养。所谓＂才＂系指批评之文才,＂学＂为批评家应具备的学问与学识,＂识＂为眼光识见。沈谦阐释了三者相辅相成之密不可分的关系。     

诗的远取譬与近取譬再议

文章认为,诗的远取譬与近取譬手法无优劣之分,但有“文、质、亲、尊”之别。对现今流行的关于“远取譬”优于“近取譬”的观点提出了批评。     

从《左传》杜注看杜预的《诗》学观

晋人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于《左传》用《诗》多有解说,自成一家之言。对＂诗言志＂这一《诗》学中最核心的命题,杜注以＂作诗以言志＂标明自作诗以言己志,以＂诗以言志＂标明称《诗》以言己志,并以＂赋诗者取其一章＂标明赋诗断章,以＂义取××＂＂言××＂＂多取首章之义＂等标明断章取义之所在。研究《左传》用《诗》之杜注,可从中窥见杜预的《诗》学观点。     

文献典籍、考古材料相互关系下的苏州古城样本——兼及苏州城墙及苏州古城春秋时建、战国时修的考古印证

以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为理论依据,对文献典籍和考古材料之间相互关系的不同情况进行论述,并分析苏州古城这一样本。指出,1957年平门遗址考古、2005年平四路古城墙遗址考古和2011年阊门北码头古城墙遗址的考古发现等与苏州历史文献记载的＂苏州城墙及苏州古城春秋时建、战国时修＂的结论相合,从而完成了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中所说的＂纸上之材料＂（文献典籍）与＂地下之新材料＂（考古材料）的互相印证。与此同时,对＂春秋时代吴大城位置新考＂及＂苏州城最早建于汉代＂等新观点的提出、是时学界的反驳及上述新观点的发展等展开分析,并在对目前三座＂吴都＂并峙下的苏州周边文化生态进行理性分析的同时,更提出＂理性下的守望与坚持＂的学术观点。     

《孙膑兵法·威王问》“必攻不守”解

《孙膑兵法》中的＂必攻不守＂乃是对《孙子兵法》善攻者＂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这一观点的继承和发扬,而与所谓的＂重视进攻而不屑于消极防守＂的思想毫不相干;＂必攻不守＂四字乃动宾结构,其正确的解释应为＂果断地攻击守无可守之敌＂。     

浅论徽州诗人江闿的诗学观

诗人江闿在清初时期,名传江淮,为诗坛盟主王士祯之高弟,其诗歌受到当时诗坛大家的推崇。文章主要研究江闿的诗学思想,其诗学观大体表现为：第一,提倡脱去束缚,反对规唐模宋,主张不拘一格,转益多师,唐宋皆为师;第二,诗歌之本为性情和学问,提出诗歌＂本于性情则真,本于学问则厚＂的观点;第三,诗歌创作反对贵华而贱实,讲求敦厚而雄放的诗风。     

“庭院深深”之作者考

关于＂庭院深深＂这首词,历代学者对其归属说法不一,本文首先对清代周济＂文必如其人＂和宋代李清照之＂欧公所作＂这两大倾向于欧阳修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从而说明此词不必为欧公之作。再在参考前人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通过比较冯、欧二人的艺术特色,从而得出了此词为冯延巳之作的结论。     

悲剧与悲怨:《千载孤愤》读后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经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对王国维先生的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进行过一次著名的概括:"一日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日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日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先生并且预言,此三种研究策略,必然会转移一时之风气,从而成为后来者的轨则.     

论沈曾植的学人之诗

沈曾植是晚清著名的学者,他的诗歌是典型的学人之诗,诗中不仅有深奥的学术思想,而且僻典奥语,层见叠出。可以说,他的诗歌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以学问为诗的巅峰状态,造＂学人之诗＂之极,此前此后都没有人引学问入诗如此之深、之繁、之僻。沈曾植的诗歌表明古典诗歌发展到近代后期,基本丧失了清新朴实的天然之风,学问化长期潜在的问题使它的生息气脉已折耗殆尽。     

由“路怒症”想到的

近日,我在某份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路怒症＂的文章,掩卷而思,觉得文章所阐述的观点竟与现在学生的一些行为表现有着某种＂契合＂。一、＂路怒症＂之界定与案例文章是这样界定＂路怒症＂的,根据新版牛津词语大辞典的解释,＂路怒＂（roadrage）一词是形容在交通阻塞的情况下开车压力与挫折所导致的愤怒情绪。     

哲学、文化暨社会问题探赜的汇集尝试——《哲学·文化与社会》自序

文中认为哲学、文化与社会三个研究领域,一般说来给人印象似乎是各自独立的三个领域。但从学理而言,三者之间却有着不可分的本质联系。在三者的研究上也表现了相互之间的相互渗透、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关系。提出和论证了一个＂哲学、文化与社会密不可分关系＂的新观点。     

论明代的异端

＂异端＂是指异于圣人之道,并对圣人之道构成威胁的学派或学说。这一词从朱熹后已专有所指。明代立国,以程朱为正统思想,明代士大夫继承了程朱关于＂异端＂的观点,将佛、老（道）视为异端。其原因乃是因为这种＂非圣人之道＂在明代已上升到了＂道＂的层次。在明人看来,王学及其后学泰州学派,都不是异端。     

以“学习科学”的视角认识“教学做合一”思想

＂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理论体系最早形成的一个基本原理。学习科学是在反思认知科学等学科关于学习的研究方法和观点的基础上新近兴起的一门科学。从学习科学的视角解读陶先生的＂教学做合一＂理论,主要是从学习隐喻的变化认识＂教授＂、＂教学＂与＂教学做＂,从学校学习的去境脉化认识＂做＂之中心论,从建立学习共同体认识教学做合一之＂以教人者教己＂、＂艺友制＂。     

大学的使命——对于培育塑造大学精神的思考

大学不同于初中和高中,学生在大学里不仅要学习知识,而要从教师的教诲中学习研究事物的态度;不仅要锻炼自己的能力,更要培养一种对社会的人文关怀。钱宾四先生也曾指出中国的学问传统向来有三大系统,第一系统是＂人统＂,其系统中心是人。学者,所以学做人也。一切学问,主要用意在学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有理想有价值的人。第二系统是＂事统＂：即以事业为其学问系统之中心者,即学以致用。第三系统是＂学统＂,即以学问本身为系统者,即为学问而学问。中国人历来重视＂人统＂。②《礼记.大学》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即大学教人的道理,在于彰显人人自身所具的光明德性,直至做到完善。     

语文教师要让学生习惯怀疑

生活中,我们常常把学习知识称为＂做学问＂,或者把有知识说成＂有学问＂。那么,什么是＂学问＂？
　　学问有＂知识,学识＂的意思。如作家老舍《茶馆》第二幕：＂您这么有学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学问也有＂道理,水平＂的意思。比如＂王教授这话说得太有学问了！＂学问还可以指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系统知识。如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七：＂凡成一种科学的学问,必有一个系统,决不是一些零碎堆砌的知识。＂     

“名正”则“言顺”——汉传因明研究几个问题的思考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说明＂言顺＂以＂名正＂为先。本文在正名的基础上,理顺汉传因明研究的三个问题：（1）因明并非全是关于＂因＂的学问,（2）汉传因明有关于＂量＂的研究,（3）汉传因明研究需要与时俱进。这三个问题若能得到彻底解决,将有助于汉传因明的研究健康、全面、深入的开展。     

谱真情 发幽怀——《录鬼簿》之[凌波仙]吊词研究

钟嗣成在《录鬼簿》中为＂方今已亡名公才人＂19人写吊词,使之与作家小传相辅相成、互相补充。吊词感情浓郁,充满了对19位曲家的缅怀之情,同时又饱含钟氏的身世之悲,体现了钟氏＂不平则鸣＂的创作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