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须有先生传》与《堂吉诃德》比较谈

废名的小说《莫须有先生传》以其晦涩难懂而殊少为人提及，本将它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相比较，试图揭示出它的思想意蕴及艺术特质，认为它是一部深受后影响的作品，但二之间又存在极大的差异性。     

梁启超与《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在民国初年曾经轰动中外,“传诵一时”③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近年来却有着不同的评价。有人认为,在一九一五年筹安会出笼后,蔡锷到天津与梁启超密商,“二人分析局势,一致认为袁世凯在此时称帝会使革命党人得逞,颇属危险。于是由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劝袁缓称帝。”“文章根本没有反对帝制,通篇所谈都是现在变     

试论《中原音韵》与《洪武正韵》成书差异

《中原音韵》与《洪武正韵》成书情况的差异,决定了两本韵书的性质差异。从成书背景、创作目的、编撰者、成书过程、流传、影响以及后世评价等角度去了解《中原音韵》和《洪武正韵》,对于我们比较二书的语音系统是有必要的,同时对于认识二书的语音性质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简论两《唐书·食货志》之优劣

关于两《唐书·食货志》的评价 ,自古学者多有分歧 ,有的认为《新志》优于《旧志》,有的则认为《旧志》优于《新志》,本文通过对新、旧二《志》编纂方法与原则、结构、份量的比较 ,论述了两《唐书·食货志》各自的优缺点及史料价值 ,认为《旧志》与《新志》互有短长 ,各有千秋 ,我们对其应择善而从 ,不可偏信。     

汤慎《楚辞》学述评

杨慎从自身遭遇出发,对屈原、宋玉二人的未遇明君表达了极大的同情。对于屈原及其作品,杨慎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其可与日月争光。与朱熹相比,杨慎能从文章写作角度出发去合理评价宋玉的《招魂》。在《楚辞》的诠释与考证方面,杨慎也表现出卓然独立的创新精神,时见真知灼识,反映出他广博渊深的一面。     

《全蜀艺文志》编者考论

《文渊阁四库全书》对《全蜀艺文志》编者的记载是矛盾的,一为杨慎,一为周复俊。笔者从二人的《全蜀艺文志序》、二人与嘉靖《四川总志》的关系、《全蜀艺文志》的版本和后人对该书的著录情况等方面,对《全蜀艺文志》编者进行考论,认为杨慎是《全蜀艺文志》初编者,周复俊是重编者,《全蜀艺文志》刊本的编者题杨慎,题周复俊编的只有钞本。题周复俊为编者是从《四库全书》开始的。并辨析了《善本书室藏书志》等目录书对《全蜀艺文志》编者的著录。     

试析公孙龙的《白马论》

公孙龙真不愧为辩者。他的《白马论》、《通变论》、《坚白论》都可称为有名的论辩之作。他的一些观点和议论与众不同,“然众人之不然,可众人之不可,‘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是以与众不适也’。”①一般人认为“白马是马”,他却说“白马非马”,②;一般人认为“坚白石三”,他却指出“坚白石二”③;一般人认为,“二有一”、“鸡足     

《全蜀艺文志》编者考论

《文渊阁四库全书》对《全蜀艺文志》编者的记载是矛盾的,一为杨慎,一为周复俊。笔者从二人的《全蜀艺文志序》、二人与嘉靖《四川总志》的关系、《全蜀艺文志》的版本和后人对该书的著录情况等方面,对《全蜀艺文志》编者进行考论,认为杨慎是《全蜀艺文志》初编者,周复俊是重编者,《全蜀艺文志》刊本的编者题杨慎,题周复俊编的只有钞本。题周复俊为编者是从《四库全书》开始的。并辨析了《善本书室藏书志》等目录书对《全蜀艺文志》编者的著录。     

理学与《三言》、《二拍》中的道德说教

理学与《三言》《二拍》的关系呈现为既对立又融合渗透的双重性。前者已得到广泛肯定和阐释,后者的主要标志是道德说教,往往被简单否定。《三言》《二拍》中道德说教的形式与陆王学派的“简易”教法相关,作为教化俗众的方式有一定的可取性;道德说教的内容与理学的伦理法则相关,有陈腐、庸俗的东西,也有值得肯定的东西。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等强调道德理性的伦理法则有一定的合理性,《三言》《二拍》中一些描写“节”“义”的作品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左传》先于《春秋》说始末考论

《左传》先于《春秋》说最早当出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黄洪宪所撰《春秋左传释附序》。黄洪宪称“左史”记事繁详、非有意释经、经传各自单行以及左丘明年世早于孔子，认为“左史在先，圣人之笔削在后”。1932年，张纯甫《是左十说》再次独立而明确地提出此说，认为《春秋》须待《左传》而明，《左传》为左丘明“少年之作”,孔门弟子后有补修，《春秋》为《左传》“提纲挈领”的“目录”,论证颇为系统详细。章太炎则提出“《经》《传》同作具修”说，认为孔子作《春秋》和左丘明作《左传》都同时兼得二人修撰。20世纪80年代后，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关讨论仍在继续，有的学者不知黄洪宪、张纯甫诸人已着先鞭。     

On Comparison of Rewriting and skopostheory

Andrew Lefevere and Hans Vermeer' are outstanding figures in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Their theory Rewriting and Skopostheory can be considered as milestone in their study history.This paper makes comparison between two theories with regard to their main features and makes persons-in-the-translation further get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wo theories.     

吴宓“三境”说与王国维“境界”说之比较

吴宓的“三境”说和王国维的“境界”说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重要的两个诗学理论。尽管二者的具体内涵不同,然而二者在创作来源、创作过程以及艺术鉴赏等方面都有着某些相通之处。描述并辨析这些异同之处,不仅有助于理解它们各自的理论内涵,更能帮助我们把握它们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现代文学史观念与反思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大致有二种范式：阶级论范式和现代性范式,这二种文学史范式基本上成了书写现代文学史的蓝本,在特定时期和历史阶段也体现了应有的学术价值。然而在“全球化”日益深化、价值观“多元化”的语境下,有必要重新梳理和审视现代文学史观念。     

以史证教与以史驳教——清初天主教传播与中西方史学交流

清初天主教传教士及信徒与反教士大夫分别从“以史证教”和“以史驳教”的角度研究和开发中国古代史籍,从而使中西方在史学领域内迈出了文化交流的重要一步。但在史学领域内部,中西双方均缺乏充分的实质性的接触,因而该论战虽点燃了中西史学会通的星星之火,但毕竟仅停留于史学表面,未能深入内里。中西史学的进一步交流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巨大转变仍有待于来日。     

现代德育归于何处——先秦的圣人与古希腊的智者之比较

先秦的圣人与古希腊的智者,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两座丰碑,代表了东西文化的两种力量,代表了历史发展的两种方向,也代表了人类思想的两种深度。他们作为两个简单的名词和两种普遍的概念发展千万年,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许多可以琢磨的亮点。笔者主要讨论两者在东西文化中不同的发展以及他们在人类哲学史上的交点,揭示其在特定历史阶段、文化背景中产生的意义与必然,从而为思考当今社会德育目标以及个体自我完善的取向做初步探析。在本文中,笔者提出德育价值取向归为三个层次:规范追求——公民;功利追求——智者;理想追求——圣人。     

历史教学的问题与出路

历史教学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历史系学生对所学专业缺乏兴趣,多数学生并不是主动选择历史系;其二是历史教学是教师一言堂,学生过于被动,没有得到应有的锻炼与成长。为了吸引学生,历史教师应首先培养学生的历史情结,引领学生走进历史殿堂。为了培养出真正的人才,历史教学应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通过读书和讨论培养学生独立学习、独立思考能力。     

周起渭和圣旨

敕命和诰命这种圣旨的价值主要在于它的文献意义,对于研究文化、风土人情、社会风貌,有着很大的参考价值,圣旨还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和书法的上好资料,具有极强的观赏价值。而那些与重要人物相关的敕命和诰命则尤其珍贵,可以为研究当时的社会史实提供佐证,同时亦为进一步了解封赠制度实施的具体情况补充史料之不足。     

试论郑和下西洋和地理大发现之异同

本探讨了郑和下西洋、地理大发现的历史背景和过程，通过对郑和下西洋和地理大发现的对比分析，侧重指出其各自不同的影响、地理意义、历史地位，并论证分析了形成这种不同的原因。     

汉代文史三大家的学术承变

汉代文史三大家：司马谈和司马迁、刘向和刘歆、班彪和班固,以其通达古今的学识和卓越的学术成就,侧身于西汉前期、后期和东汉前期学术领军集团的前列。司马氏父子发凡起例,首创纪传体通史、传记文学之先河。刘氏父子考镜源流,开启了大规模校理著录图书文献的范例。班氏父子继踪前贤,包举一代汉史,成为后世正史的“不祧之宗”。三家学术思想,不仅父子相继,承变有序,又因时变迁,各显异趣,以其丰富的内涵,再现了两百年期间汉代政治演变、文史并进、经学转合的历史轨迹。汉代三大家的不朽成就,于中国学术文化的推进与发展,影响至深弥远。     

童年的境遇——萧红和张爱玲的童年经历及对各自创作的影响比较

萧红和张爱玲同为中国现代文学上的两位大家,其创作的风格与其童年的境遇以及由此形成的性格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是童年的经历塑造了她们人生的道路以及文学创作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