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早期新诗在中学的传播

早期新诗的合法性问题和"新诗"的传播是密切相关的.在大学教育尚未普及的背景下,早期新诗在中学的传播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教科书里的"新诗"篇目的选择、中学教师对于"新诗"的大力鼓吹、中学生乐于参与"新诗"写作实践,从不同层面反映了早期新诗与中学教育的密切关系.新诗在中学的传播,既扩大了"新诗"的读者基础,也培养了一批富有潜力的"新诗"作者,从而有效地拓展了"新诗"的话语场地和合法性.     

早期新诗写作中的师者角色

在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鼓吹下,早期新诗的写作一度蔚为大观。当写作者群体达到一定规模,就产生了对于范本、榜样的需求。“师者”角色的出现,正是对这一需求的响应。“师者”的角色,先后由最早的那批“新诗人”(以胡适为代表)和“新诗”作品(以“新诗集”为代表)扮演。“新诗”作为一种写作的传授与学习,是早期新诗寻求合法性的一个重要课题。     

论"新诗"观念的塑造

早期新诗寻求自身合法性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塑造"新诗"的观念,即与日渐扩张的创作相互呼应,在文学观念上对"新诗"这一全新概念作出必要的张扬和演绎,并以之取代"旧诗"在既有的有关诗歌文类的话语中的主语位置."新诗"观念的塑造,为早期新诗合法性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论“新诗”命名的合法性

“新诗”的命名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它既接受了晚清维新派诗人“诗界革命”的启示,也从西方文学资源中汲取话语活力。“新诗”的命名暗含如下逻辑预设：“新诗”是“进步”的、充满希望的;而“旧诗”是腐朽的,死气沉沉的。在“新诗”的命名过程中,“旧诗”也相应地得到命名。这种命名行为获取一定话语空间之后,是更为展开的关于“新诗”观念的演绎。对“新”的价值的刻意强调,是这种演绎的核心内容。     

论新月派诗歌翻译对新诗建设的影响——以闻一多、朱湘为例

新月派诗人闻一多、朱湘在诗歌翻译上颇具有代表性。本文试图从节奏形式、主题开掘、意境营造、叙事方式等诸方面寻出他们诗歌翻译对诗歌创作产生深刻影响的印迹,以此来考察诗歌翻译对新诗建设的影响。正是这种翻译活动促使新月派诗人认识到传统诗歌的合理成分,新诗开始了全面的建设。     

论早期新诗话语场域的主体构成

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为活跃的话语场域,早期新诗话语场域的主体构成具有一种颇为突出的复杂性.其中,胡适系诗人群占据了早期新诗话语场域的优势位置,《学衡》派文人以早期新诗反对者的角色发出了有力的批评与质疑,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诗人作为"闯入者"既支持了早期新诗的合法性又构成了对胡适系诗人的挑战,而胡怀琛则试图在新旧攻防的...     

简论“五四”译诗对早期新诗的影响

“五四”前后的译诗对中国早期新诗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改变了中国新诗的语言和表达，促进了中国新诗文体的发展演变，引起了中国诗歌精神价值的新变，以民族诗歌的身份直接参与了新诗的建构。     

浅论孙大雨对商乃诗的新诗创作与翻译实践

商乃诗又称十四行诗,它的出现为中国诗歌诗体的发展提供了出路,孙大雨作为新月派的一位重要的诗人,对商乃诗的新诗创作与翻译实践都推动着诗歌形式的发展,无论是节奏、诗歌的外形以及语言的选择都进行着仔细而又谨慎的推敲,成为诗歌前进道路上的开拓者与探险者。     

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论西方现代诗歌运动对新诗革命的影响

中国的新诗革命是世界现代诗歌运动的一部分,深受西方现代诗歌运动的影响.由于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在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激进时代,西方现代诗歌运动中的自由诗革命得到了中国新诗人的极端重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英、法等国的诗的自由化、散文化的诗体解放倾向被中国新诗人故意夸大,助长了新诗诗人对古代汉诗诗体的极端否定,使新诗革命由本应是纯粹的文体革命变味为政治性的文体革命,其破坏性不仅超出了汉语诗歌当时的承受能力,而且影响了新诗初期及以后百年的诗体建设.     

旧诗存在的两种方式及其对新诗的制约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虽然旧诗退出了正统文坛,但是并没有寿终正寝。旧诗不仅作为一种文化交际工具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而且,作为潜在的批评标准和审美心理严重制约着新诗的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不重视新诗教育,阻碍了新诗的经典化过程,使得新诗的美学特质无法融入民族审美心理。     

基于文化激进主义的新诗话语重构

长期以来,中国新诗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并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和创新,从传统古体诗歌的经典体式里成功突围,形成了中国新诗的新风格。新诗的产生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文化背景紧密相连,是政治和文化的激烈运动,促使中国文学的求新求变,完成了文学本身的蜕变。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思潮是文化激进主义,而文化激进主义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反传统,与传统彻底决裂,中国新诗在文化激进主义的影响下,不断探索中国新诗的出路,实现了中国新诗的话语重构。     

在继承传统诗律中提高新诗艺术质量

中国新诗发生和发展过程中,人们却有意无意地忽视对旧诗音律的继承,从而造成百年新诗诗体建设迄未成功,直接影响到作为现代韵文的新诗艺术质量。百年新诗艺术遭人诟病主要是其散文化、大白话、自由化等,涉及到的主要就是新诗的语言形式和格律体式。要推动中国新诗艺术质量的提高。就需要正面提出解决好自身的音律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继承扣发展中国传统诗律这一基础。     

话语的新诗观--对一种研究范式的探索

本文在全面反思近百年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诗研究状况的基础上，从考察新诗历史与现象出发，探索了一种以“话语”为理论基点的研究范式。本文将新诗本体和历史视为一种特殊的对话关系，认为新诗的生成和发展是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和碰撞的结果。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是语言和语境。语言为新诗的形态、样式等提供了质地基础，而语境则为这些要素的形成提供了开阔的“场域”。作为新诗语境的场域与场域之间的复杂运作。深刻地影响了新诗自身的内在构成和历史进程。对新诗语境的重视，将有助于消除以往研究中某些关于新诗的似是而非、不证自明的判断或成见，让研究者以求真的态度回到新诗的“起源”。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从别一种角度完成对新诗历史的“重述”，而是藉此彰显新诗发展和自我建构过程中的“基本问题”。     

《新诗歌集》与1920年代新诗的听觉诉求

1928年出版的赵元任《新诗歌集》,是一次将诗歌和音乐结合的大胆尝试。它们在给听众带来全新的听觉体验的同时,也将其极具感染力的音乐特性赋予了那些作为歌词的新诗作品;那些作品借助于曲调,同样给予接受者另一向度的听觉感受。这种诗与乐的结合,促动诗人们郑重地重新思考新诗的音韵问题,探掘语言中"乐"的成分。这部独异的诗歌集,从一个侧面展现了1920年代诗人们为新诗音律所作的努力及其达到的艺术成就,为20世纪新诗格律问题的探索写下了可贵的一笔。     

澳门新诗创作及其评论特征

在港澳文学中,香港文学与澳门文学有共性,也有各自不同的殊相。就以1920年代开始、1980年代发展起来的澳门诗歌而论,已与香港新诗分流,形成了华文作家与土生诗人互补等特色。澳门新诗评论多为具体作品评论,理论研究极少。澳门的诗评家主要有黄晓峰、陶里、云惟利、郑炜明、李观鼎等。     

初唐史家批判宫体诗缘由解析

为避免重蹈前朝覆亡的道路，唐王朝统治者加强了思想统治，初唐史家对宫体诗的批判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其批判的缘由：一是蔽于方域之见；二是“声音之道与政通”的儒家古训，认为宫体诗是淫靡之音，有害政治，进而警示君王要以勤于国政为本，不可沉溺于文章著述；三是调整文学发展方向的需要；四是转变士风的手段。探讨他们批判宫体诗的动机，对于客观、公正的评价宫体诗以及全方位的揭示文学发展过程是有益的。     

新诗的精神及前景

处于时代转折点中的新诗，其一举一动都引人注目。经过百年时间的演变，新诗的价值和规范出现了走向僵化的危险。发扬新诗的精神，再定义新诗就成了新诗创作和研究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新诗的传统是广泛而丰富的，而最重要的无疑是自由的传统，先驱者的精神。     

论徐志摩对新诗形式美建构的意义

徐志摩对中国新诗艺术形式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其他中国诗人所不能代替的。他对诗歌艺术形式美的追求是在当时历史场景中做出的自我选择。徐志摩的诗歌创作使五四新诗达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水平,对此后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