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译诗与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

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得益于译诗的启示：一是在观念上,译诗显示出来的新型诗歌的文体特征冲击甚至瓦解了中国固有的诗歌形式观;二是在形式上,译诗是早期新诗形式观念的实践者,是新诗的参照和模仿对象,促进了新诗形式的多元化;三是在创作上,译诗逐渐成为中国新诗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带来了有别于传统诗歌的形式资源,诗人的译诗过程也为他们的创作积累了形式经验。     

浅析废名的《谈新诗》

《谈新诗》是中国新诗理论与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废名通过对众多诗的细读与比较分析,阐明了其新诗观的核心“诗的内容、散文的文字”;主张新诗的“普遍性与个性”的妙合、“当下性与完全性”的平衡。《谈新诗》的写作走的是中国传统点评式、感悟式的路子,虽存在着某些认识上的偏误,但对当下诗歌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略论梁宗岱的诗歌批评

梁宗岱以诗人气质和诗人身份参与批评,形成诗化的批评文体。他引进西方象征主义的同时融会中国古典诗学,形成了自己的批评观点。他针对新诗发展流弊,以纯诗为中心,为新诗朝着现代化纯正方向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实际意义的思路。     

浅析废名的《谈新诗》

《谈新诗》是中国新诗理论与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废名通过对众多诗的细读与比较分析，阐明了其新诗观的核心“诗的内容、散文的文字”；主张新诗的“普遍性与个性”的妙合、“当下性与完全性”的平衡。《谈新诗》的写作走的是中国传统点评式、感悟式的路子，虽存在着某些认识上的偏误，但对当下诗歌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新诗格律化的回顾与前瞻

<正> A、中国新诗的格律问题一直为众多的诗人、诗论家所关注。闻一多、何其芳、卞之琳、郭小川等都为中国格律体新诗的建设,从理论到实践作出了卓有成绩的探索。他们的探索不仅证明了格律体新诗应当作为新诗的一体而存在,而且证明了自由体新诗也在走着格律化的新道路。朱自清先生对此的评论最为详明。他批评了自由诗派“诗里的散文成分实在很多”,极力称赞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格律诗派,“他们又努     

略论梁宗岱的诗歌批评

梁宗岱以诗人气质和诗人身份参与批评,形成诗化的批评文体。他引进西方象征主义的同时融会中国古典诗学,形成了自己的批评观点。他针对新诗发展流弊,以“纯诗”为中心,为新诗朝着“现代化纯正方向”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实际意义的思路。     

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之“变”

中国新诗发轫于翻译诗歌已是学界的共识,且不说作为白话新诗第一人的胡适依靠译诗《关不住了》来宣告新诗成立的“新纪元”,单是梁实秋“新诗,实际上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一说,便足以道出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不同寻常的因缘。     

谢冕：好诗的标准是感动

谢冕．1932年生．汉族，中共党员，福建福州人，笔名谢鱼梁。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诗探索》主编。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新诗史和新诗理论的研究．特别专注于中国当代诗的理论批评。1980年《光明     

沟通传统与现代诗歌的桥梁——《再别康桥》解读

上个世纪初,以胡适先生的《尝试集》为发端的白话新诗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世人眼前。当时间进入20年代,在新诗已经基本上立足以后,作为新诗发展史上的另一重要社团——新月派,所要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新诗与旧诗之间建立一架不可少的桥梁”,二是把创作的重心从早期白话诗人关注“白话”转向“诗”自身,也即“使诗成为诗”。“如果说,早期白话诗人是从中国传统中处于边缘位置的宋诗那里,获得反叛的历史依据与启示;那么,现在新月派诗人就开始与中国诗传统中的主流取得了历史的衔接与联系”(《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徐志摩作…     

鲁迅与中国新诗的建设

鲁迅在他的许多杂文、书信中经常有关于新诗建设的精辟见地和批评。在“民七的新诗运动”中。他与新诗的创导者一起,亲自参加新诗的创作实践。在20年代中期,他还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唯一的一本散文诗集《野草》,本文就鲁迅诗论、诗评、诗作三个方面对中国新诗发展史的影响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解诗:中国现代诗批评方法——朱自清的“解诗”理论和实践

三四十年代,呼应着中国新诗现代化趋向,朱自清提出了解诗理论,并躬身实践。朱自清的解诗理论主要内涵是:“欣赏是在透彻的了解里”;“只有分析,方可以得到透彻的了解”;“诗是最多义的,最错综的”;“见仁见智的说法到底是不足为训的”。这是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特色的诗批评方法,它对于我们欣赏代新诗时缩短诗人审美追求与读者审美距离有重要的价值,对于我们今天拓宽思维空间、革新批评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新诗研究必须重视技法——21世纪中国现代诗第五届研讨会暨“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分类综述

百年新诗的发展与优秀学者致力于新诗研究休戚相关,中国现代诗论在中国现代文论中占有重要位置。改革开放初期新诗研究出现了高潮,涌现了一批优秀著作,近年又出现热潮,诗史研究和诗体研究受到重视。尽管新诗研究成绩巨大,但仍然存在问题,如研究者的偏执、研究方法的落后、理论缺乏操作性等。特别是新诗评论界的现状尤其令人担忧,印象式表扬性诗评甚至随意性炒作式诗评流行,缺乏人格高尚、业务精湛的诗论家和诗评家。新诗评论界亟待加强诗评家的人格建设和业务建设,有必要倡导＂纯棉的诗歌批评＂。新诗理论界和新诗评论界都需要高度重视研究技法,新诗的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需要更新。     

近30年新诗技艺探究的回眸与反思

近30年,伴随着新诗创作的繁荣,中国新诗理论与批评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技巧论诗学著作尤其引人注目。诗评家们从近30年的诗作出发,对新诗的基本范畴、基本技巧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引领新诗创作向健康的方向飞速发展。自然,在这些论著中,也存在着观念滞后、话语方式单一等不足。     

闻一多新诗观渊源初探

闻一多,是中国新诗艺苑中的巨匠,又是中国新诗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他在本世纪20年代的诗歌论评,诸如《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诗歌节奏研究》、《〈冬夜〉评论》、《〈女神〉这时代精神》、《〈女神〉之地方色彩》、《泰戈尔批评》、《诗的格律》、《文艺与爱国》、《先拉飞主义》等,都是极有影响极有份量的文字。这些,连同他与友人、家人的通信中所发表的关于新诗的见解,对我国初期浪漫主义新诗及其诗歌理论建设,无疑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中国新诗阐释空间的拓展与深入

尽管在新诗研究领域积聚了越来越多的从业人员，但是当下中国新诗的研究势头还远远谈不上强劲。论者对一些诗歌研究的症结性难题偶有触及而又往往语焉不详。中国现代新诗是一种尚未“成型”的艺术形态，当下的诗歌创作也仍然充满了实验色彩。这使得对新诗的阐释往往更加困难。可以看到在当下诗歌批评中由于出发点、阐释角度与估价标准不同，     

九叶诗人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

一、九叶诗人的新诗现代化理论 四十年代的诗坛活动着一批青年诗人,他们继承戴望舒、艾青、卞之琳、冯至等人开创的新诗传统,进一步探索着新诗现代化的道路,在诗歌创作上成绩斐然。其代表人物便是以后被称之为“九叶诗人’的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祈、唐提、袁可嘉、穆旦。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创办了两个有影响的诗刊《诗创造》与《中国新诗》,虽然它们仅存在一年零八个月,就被查封,但却表现了一种新的美学思想和诗歌观念,为新诗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九叶诗人不同于三十年代“现代派’诗人,他们试图     

古韵重拾：林庚新诗的唯美编译

林庚对中国古典诗歌采取传承与创新并举的态度，在新诗格律、语法与语言上积极探索，形成具有独特中国古韵的中国新诗。哈罗德·阿克顿在《中国现代诗选》中对林庚新诗创作理论与新诗作品的甄选，注重技法纯粹性、诗语古典性、诗风历史性。在诗歌翻译层面，阿克顿以“以诗译诗”的唯美主义译介笔法，忠实地还原了林庚白话诗的“中国诗味”。阿克顿在新诗编译上的独辟蹊径，是对西方世界唯美“中国梦”的投射，也暗合林庚新诗创作的审美理念。     

“化生”神话与中国新诗的“生生”生存诗教

"诗教"是中国传统诗学的重要范畴,中国新诗建设者曾对它的历史不足严加批判。但是,"诗教"的事实在新诗中依然存在,传统"诗教"理论中的核心意识"天人合一"其原型是中国的"化生"神话,而中国新诗将其演化成了一种"生生"生存诗教,应对着中国现代的"苦难"历史语境。通过对"化生"神话与中国新诗的"生生"生存诗教之间关系的梳理,对中国新诗的民族性考察以及重建中国诗学话语有着一定的意义。     

中国当代新诗潮述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当代诗坛在长期的沉寂后,突地冒出了一股以青年诗人为骨干的新诗潮,这股新诗潮作者们的诗以明显地不同于传统诗歌的内容和形式,震动了当代文坛,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且尚未完全平息。对于这股新诗潮,褒者,誉其为“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是“崛起的诗群”;贬者,则把他们的诗斥为“朦胧诗”,“古怪诗”,“是西方没落诗歌的沉渣泛起”,从而加以一概否定。事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