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川"怪病"看近年来我国公共卫生危机报道的前行轨迹

2005年7月至8月．我国应对了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四川“怪病”(人感染猪链球菌病)。而在这之前．我国分别应对了2003年的SARS和2004年的禽流感。围绕这三场公共卫生危机．我国的媒体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报道,而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卫生危机报道也正始于2003年的SARS。通过对2005年四川“怪病”的危机报道．我们可以清晰看出中国媒体在公共卫生危机报道方面的前行轨迹。一、2005年的四川“怪病”与相关的危机报道 2005年6月24日,四川资阳市出现了第一例后来被称为四川“怪病”的病例。7月22日四川省卫生厅紧急发布消息称,6月24日至7月21日,资阳市收治20例不明原因疾病病人,目前有9人死亡。如此高的病死率．而病因却不明确．使得这场公共卫生危机迅速成为舆论和公众的关注焦点．中央电视台等国家级新闻媒体随即展开了相关的危机报道。媒体在报道中借用疫区民众的称谓将其称之为四     

论我国媒体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中间角色”

我国新闻媒体“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双重属性,使其具有政府喉舌与市场主体的双重角色身份。这种身份促使媒体在公共危机报道中形成了既服从政府统一报道口径的安排,又寻求自由报道空间来赢得市场的“中间角色”。本论文通过梳理2008年至2013年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媒体扮演“中间角色”的情况,试图总结出政府统一报道口径的公共危机事件的类型,以及媒体寻求独立报道的路径,从而描绘出我国媒体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真实报道空间。     

报道者、监督者、引导者——媒体危机事件报道的价值取向

中国目前处在社会转型期,危机事件以其不可预知的突发性、爆发的罕见性、代价的惨重性成为了媒体争先恐后报道的“香馍馍”。媒体在危机事件中能否客观公正地报道、及时全面地分析、冷静负责地引导,是衡量媒体能否扮演好“船头嘹望者”和“理性把关人”角色的重要标尺。     

从食品安全问题反思媒体的角色定位

面对近年来出现的食品安全的事件，媒体片面且夸大的报道令社会上出现了“食品安全恐慌”。对此，笔者认为在运用危机报道的原则下，媒体应该以“雷达”、“显微镜”、“指南针”的三重关系来确立自己在报道食品安全问题的角色地位。     

重视对媒体危机公关的“事前效应”

现在，危机事件成为许多企业、行业乃至政府需要直面和解决的重要工作，危机公关也日益被提到这些相关当事主体的议事日程上来。“危机如火．水火无情”，然而相关当事主体往往比较重视“火中”的如何灭火和“火后”的如何自救，却往往忽视了“火前”的防患于未“燃”，尤其在这团火中可能“助燃”也可能“注水”的各类新闻媒体。如何对媒体进行“事前”性的危机公关，这往往需要相关各方在构筑危机管理体系和预警机制过程中，建立稳定正常、沟通顺畅的互动性“媒体通路”。只有在此基础上，“事发”后，面对媒体的危机公关，才可能临危不乱、从容应对，找到危机的化解之道。     

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主流媒体的功能实现——从新华报业新冠肺炎疫情报道谈起

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报道历来对媒体都是重大考验。媒体不但要报道来自各方的危机信息,满足受众的多元信息需求,还要拓展自身服务属性,发挥好甄别谣言信息、协助社会沟通、抚慰公众心理等作用。在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新华报业传媒集团作为省级媒体集团,充分发挥多媒体资源优势和地方主流媒体信息枢纽功能,以新华日报、扬子晚报等传统媒体为依托,以中国江苏网、“学习强国”江苏平台等网络平台集群为重点,以“交汇点”“紫牛新闻”“扬眼”“北京西路嘹望”等移动新媒体为主体,加强主题策划,设置媒介议程,推出系列融媒体报道,在传播疫情防控信息、引导社会舆论、安抚民众情绪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危机事件中媒体的作用与传播策略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同时也进入了新一轮危机事件高发期。大众媒体在危机中的表现,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危机的演变进程。媒体在危机事件中采取相应的传播策略,进行有效的危机报道,不但有利于树立自身的权威性与公信力,而且可以更好地促进事件的圆满解决,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网络环境下的企业危机管理与舆情应购

媒体在现代社会的地位日益提升,影响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企业与媒体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在这个全新的网络时代,企业该如何提升危机管理与舆情应对能力,如何在舆论引导中化“危”为“机”,本文提出了较为全面的应对之策。     

跨国公司危机中的公关与媒体关系

在华跨国公司发生产品或者经营方面的危机，并不是2005年才有的事情，比如，前两年，国外某些品牌的汽车在中国被指质量存在问题，甚至闹出人命；再比如，日本某些品牌的“笔记本电脑质量事件”，等等。国内媒体当初对这些事件都有较大篇幅的报道。但是，进入2005年，这一现象出现蔓延之势，一大批在华跨国公司纷纷遭遇危机事件而“落马”。媒体报道连篇累牍．“火势”接踵而至。“中招”的跨国公司忙于启动危机处理程序，动用一切公关手段，试图减少负面影响，维护或者挽回公司声誉。     

中国危机公关透视

刚刚过去的2005年,是危机事件频发的一年,“矿难”、“苏丹红”、“甲醛啤酒”、“松花江水污染”、“天价医药费”等等,成为留存在中国公众心目中“危机”的代名词;从国际品牌到国内企业,从高等教育到医疗卫生,从官煤勾结到环境污染,无论是营利性社会组织、非营利性社会组织、还是政府部门,在这一年相继遭遇各类危机,很多事件成为媒体集中报道和公众普遍关注的社会焦点或热点。何谓“危机”?一般来说,危机是指危及社会组织利益、形象、生存的突发性或灾难性的事故或事件。在诸多有关危机的定义中,美国学者罗森塔尔和皮恩伯格对危机的定义得…     

媒体自身的危机意识和应对策略——以“信阳日报事件”为例

在研究危机时,我们更多地把视角放在政府或企业如何应对危机,把媒体当作一种应对危机的工具,而忽视了媒体自身也会面临危机。本文主要关注媒体因新闻报道引发的危机,探讨媒体出现危机的主要原因,常见方法及有效化解危机可采取的策略。     

坚持危机报道的“3T”原则——以5月15日《南方周末》汶川大地震增刊为例

媒体在应对危机报道的时候,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关注危机事件中的受害者,树立人的生命至上的观念,注重感情和理性的平衡,坚持危机报道的“3T”原则：“Tell your own tale以我为主提供情况”、“Tell it fast尽快提供情况”、“Tell it all”提供全部情况”。     

“真相报道”背后有真相——聚焦“高露洁牙膏事件”的新闻报道

一向在中国市场上颇为畅销的牙膏品牌“高露洁”突然在2005年4月17日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一篇名为《英报称高露洁等牙膏含间接致癌物》的编辑稿在《北京晚报》刊登。直到4月27日，高露洁公司高调举行新闻发布会，为时10天的新闻大战才基本告一段落。期间，参与跟进这场所谓“公共危机”报道的媒体遍及全国各个层次与区域，仅仅4月27日新闻发布会的到场媒体就多达150家。业内人士就媒体在高露洁牙膏事件中的报道是否过于敏感、公众在面对媒体的密集报道时有没有冷静理性面对展开了广泛讨论。     

浅谈媒体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责任

目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公共危机事件频发。由于公共危机事件具有影响力强、传播范围广的特点,对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影响重大,更深深的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政府的执政,因而此类新闻的报道更需要媒体承担好责任。本文以近年来中国发生的大型公共危机事件的报道为例,分析我国媒体对于该类事件的报道现状,并围绕公共危机事件中媒体应怎样承担好责任展开分析。     

把握危机报道的“钟摆尺度”

如果有一架“危机报道之钟”的话,钟摆高高摆向两侧,经过一侧临界点后,是不断缩小危机的第一种状态;经过另一侧临界点后,是夸大危机的第二种状态。在此两者之间,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第三种状态,就是我们要好好加以研究和把握的钟摆“合理尺度”。媒体危机报道“钟摆尺度”的合理性,是在社会责任基础上对新闻真实客观原则的恪守。     

注重贴近性：近民利民 坚持导向性：做大做深

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信心比黄金还重要。”在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媒体舆论导向正确与否,关键看报道能否树立读者的信心。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地市级党报同样面临“危”与“机”的抉择和挑战。面对这一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驻马店日报》彰显责任意识与使命意识,发挥权威性和影响力,     

公共危机中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

在传媒生态日益变化的历程中,危机事件造成了不同以往的传播环境。无论是2008年初的南方雪灾,还是5月的汶川大地震,抑或是9月的“三鹿奶粉事件“,这些都成为考验媒体实力和社会责任的标杆。通过比较几次危     

突发事件报道的现状及需要处理好的关系

本文对突发事件报道的现状及做好突发事件报道必须处理好的一些关系进行了论述,认为在突发事件报道中处理好“媒体报道与政府组织突发事件处置”、“媒体社会责任与自身影响力”、“记者热情投入与理胜思考”、“传统主流媒体与网络媒体互动”等关系,才能使突发事件报道产生稳定社会、化解危机的功效。     

从“三鹿”奶粉事件反思媒体责任与政府信息公开

“三鹿”毒奶粉迄今已经发生了数月,但是因这一食品安全问题而引发的社会危机,足以引起我们对政府信息公开和媒体责任的思考,特别是政府信息公开执行力度不够,不仅严重影响媒体对事件的介入和报道,造成许多相当负面的效应,而且也直接或问接地削弱了国内外公众对我国政府的评价,削弱了奥运会形成的正面效应。本文通过分析“三鹿”毒奶粉事件中媒体在政府信息公开前后相关报道的特点和效果,阐明政府信息公开在处理社会危机中的作用,探讨媒体如何突破报道社会危机的困境,为今后政府和媒体处理类似社会危机提供参考和借鉴。     

“夸大的恐惧”，谁之过

既然危机中的恐慌被莫名地扩大,这有可能来自媒体的推波助澜,也有可能始作俑者就是政府部门,那么,媒体在参与危机事件报道的前提下,如何当好“安全阀”、“减震器”呢？作为政府部门又该如何适时适度发布好信息呢？简单地说,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钟摆尺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