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组织与中国社会的治理和善治

文章以治理和善治的理论视角作为切入点,详细描述和分析了现阶段中国慈善组织的行动方式和活动领域。文章指出,慈善组织的存在及其活动有效地支持了政府的工作,促进了社会的公正与和谐,为中国社会的治理和走向善治作出了自己特有的贡献。最后,文章在分析全球化所引起的国内和国际变化的基础上,指出了治理和善治的可能前景,     

论慈善组织合法性的获得--以H慈善会为例的经验研究

慈善组织受“郭美美事件”等事件的影响,正面临合法性的丧失。本文在明确组织合法性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我国慈善组织合法性的获得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生存合法性的获得,二是发展合法性的获得。不同阶段的合法性获得的内容差异较多,生存合法性的核心是政府认可,发展合法性的核心是社会认同。慈善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强化慈善组织管理,从使命到绩效,再到策略,通过有效管理增加社会认同。     

近代民间慈善组织与农村灾荒救济——以北洋政府时期的华北地区为例

北洋政府时期,华北地区灾荒频仍,战乱不断,人民生活困苦。随着政府控制力的减弱,国家赈济职能衰退,民间慈善组织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开始替代政府行使救济灾民的职责,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我国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国家,一旦遭遇天灾,对农民的生命财产将会造成巨大的打击,以中国红十字会和华洋义赈会为代表的民间慈善组织,以挽救生命为职志,勇于挑起慈善救济的重担,并把以工代赈、教养兼施等西方慈善理念引入到我国,改变了传统灾荒赈济模式。当然,民间慈善团体的赈济效能并非完美,他们所筹发的善款、物资相对于庞大的赈济支出而言微不足道,但他们传播新式慈善理念和救济方式的行为,有效促进了中西文化的融合,推动了民间力量的成长。     

泰国华人慈善组织的主要功能及其对中国慈善组织的启示——以华侨报德善堂为例

对泰国华侨报德善堂的历史发展阶段进行梳理,归纳了其五个主要功能：扩大宗教慈善文化的社会影响;积极融入泰国社会;凝聚族群社会和扩大社会网络;畅新社会改革,追求先进;与＂文化原乡＂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推动中泰一家亲。同时从报德堂的案例,提出中国慈善组织发展的四个建议。     

慈善组织的危机治理研究——以中国红十字会公信力危机为例

慈善组织的危机治理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慈善组织,由于体制缺陷、应对失误,加之新媒体时代特点的影响,使其在危机治理方面能力不足。这就需要改革现有体制,完善监督机制,建立治理体系,才能提升危机治理能力,有效应对危机。     

“二次哺乳”：慈善参与主体关系的新解读——以N市慈善总会为个案

慈善组织作为第三部门的一个重要分支,它的理性发展模式一直以来都是学界讨论不休的话题。地方性慈善组织产生的“二次哺乳”现象,导致了政府、企业、公众三大慈善参与主体在慈善策略上作了相应调整。研究发现,在当前社会条件下,中国慈善组织发展要依赖社会多方面力量的支持,其发展状况取决于多元社会主体之间的慈善策略选择。其中,政府与企业在慈善事业上的博弈互动在短期内将主导着我国慈善组织的未来走向。     

论佛教的社会关怀功能及其实现——以汶川地震中的佛教慈善救济为例

社会关怀不仅是物质的救济与保障,同时也需要有心理与精神的抚慰。佛教慈善在某种意义上既可以提供物质的救助,也能够提供其立足于慈悲精神的心理关怀。大乘佛教"六度"以"布施"为首,而布施又分为财布施、法布施及无畏布施,其中财布施主要指物质救助,法布施则指向精神关怀。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不少佛教团体深入灾区,提供了宝贵的物质救济和精神抚慰。佛教团体在汶川地震灾难中的举动,既践行了佛教慈悲和布施的理念,也拉近了佛教与社会的距离,很好地实现了佛教的社会关怀功能。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中国佛教社会关怀功能的实现还存在着诸如缺乏组织性和专业性、缺乏民众认同与充分理解以及存在相关制度层面的阻碍,这些问题如能得到妥善解决,必能使佛教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多重政府层级下的组织合法性资源赋予——理解慈善组织与政府关系的三重维度

慈善组织的合法性包括政治合法性、法律合法性和行政合法性三种。从政府内部的不同层级（即中央政府、中间地方政府和基层地方政府）出发,可以发现慈善组织与政府间的关系具有三重维度：在中央政府层面,慈善组织的政治合法性问题高于一切,中央政府需要在分类控制的基础上进行模糊性治理;在中间政府层面,慈善组织的行政合法性与法律合法性问题并重,中间政府需要进行模糊发包以实现制度创新和防止基层政府出现弱激励;在基层政府层面,慈善组织的政治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问题被行政合法性问题所吸纳,基层政府需要在与慈善组织互动的过程中实现嵌入型监管。在终极意义上,将中央与地方关系视角引入到国家与社会关系中进行综合分析,构成了探究当代中国慈善组织与政府关系的新路径。     

清末民初慈善组织救助模式的转变——以北京地区为例的考察

从清末到民国时期,由于自身和外部条件的双重作用,北京地区的慈善组织从以施养为主的传统救助模式转变为以教养为主的新型救助模式,即不仅注重传授谋生技能,而且积极灌输和传播西方先进的思想与知识。慈善组织传统救助模式的转型过程,从一个侧面再次印证了这样的事实：近代中国社会的巨变,并非简单的＂冲击-回应＂的结果,而是内外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     

对高校学生社团的组织属性及其发展的再认识——以自组织理论为视角

运用自组织理论可以科学认识高校学生社团的组织属性并指导学生社团协调发展。结合自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可以发现,高校学生社团既具有他组织属性,也具有自组织属性。因此,应当从他组织和自组织两个角度来统筹高校学生社团发展,同时重视指导教师的组织枢纽作用,积极找寻组织教育中的序参量,引导学生社团科学、协调发展。     

作为民间慈善组织的近代居士佛教——以民国上海佛教居士林为例

近代居士佛教组织不仅是居士们信仰生活的公共平台,而且还在慈善理念以及社会慈善实践中都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民间慈善组织的角色,并与其他民间慈善组织一起承担着官方救助之外的重要社会慈善救助功能。通过对民国时期上海佛教居士林的组织形式、慈善功能、资金运作模式的分析,可以揭示近代居士佛教在社会慈善救助功能的重要作用和特征,并以此为当代民间的宗教组织及其社会慈善功能的发展、完善和管理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我国居民对慈善组织的认知——基于与政府、企业的比较分析

现代意义的慈善组织在我国的发展尚处于初期阶段,目前民众对慈善组织的认知还存在一定的偏差,学界也还缺少对慈善组织认知的相关研究。利用一项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通过对慈善组织与政府、企业的比较研究发现,我国居民对慈善组织和政府、企业的区别有着基本的认知,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居民并不能对其进行明确区分;对影响慈善组织认知的多元回归分析发现,普遍信任和媒体认知对人们的慈善组织认知有着显著的影响。     

论清代慈善机构的组织运作与理念——以保定育婴堂和全节堂为例

清代是我国农业社会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国家的大力倡导下,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社会慈善体系．文章通过对清代发展较好的直隶省会保定育婴堂、全节堂的分析,认为清代的慈善组织是国家与地方社会精英之间互动的结果,而国家的统治理念与地方士绅的社会目标的基本内涵是一致的,都着眼于维护儒家思想的基本信条,缓和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的农业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理念与目标决定了社会慈善组织的组织模式和实施效果．事实上,这一理念与社会弱势群体的期望是不一致的,这种偏差始终制约着农业社会慈善组织的进一步发展．     

香港华商慈善组织的形成及其功能与空间扩展(1840-1940) ——以东华三院为例

19世纪中期,华商阶层在香港兴起,以东华医院为代表的华商慈善组织相继成立.其管理者中汇集了当时重要的华商领袖,成为香港华人社会的权力中心.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为适应慈善服务的需要,东华不断在本地增设医疗机构、新建学校,持续支援香港与内地慈善事业,联系海外华人社团.其社会功能由医疗向宗教、教育、政治等领域不断扩展,辐射空间由本地向内地及海外逐渐扩大,在香港、乃至整个华南社会的近现代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组织制度建设的理论演进与实践展望——以《中国共产党章程》为中心的文本解析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制度建设是关涉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制度建设。历次《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有关党的组织制度建设的变化内容,大致展现了我们党的组织制度建设在百年历史中发展的理论轨迹,充分体现了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健全和落实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为新时代我们党增强党的组织制度建设的科学性、权威性、效能性提供了历史镜鉴和未来遵循。     

明清时期莆田地区的捐资助学慈善活动——以府学、县学等传统官学为考察中心

明清时期,莆田民间捐资助学慈善活动蔚然成风。在官民捐助的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中,府、县官学教育占据主导地位,其意义尤其重大。通过对地方志文献记载的爬梳,介绍明清时期莆田官民在官学领域中的捐资助学情况并探讨这一慈善活动在莆田古代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现状与对策探究——以荆门市社会组织为例

在社会多元化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和作用已逐渐被认可。荆门市政府重视对社会组织的培育与扶持,加强与社会组织协作治理。社会组织通过提供社会服务,在解决基层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公益服务及加快基层民主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成果。但社会组织由于受到运行经费少、专业人员缺乏、相关制度不健全及内部管理不规范等因素影响,其参与社会治理的作用受到了限制。因而,要积极探索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优势。     

近代中国社会教育师资的资格与检定制度分析——以民众学校为中心

社会教育师资水平是影响社会教育功效的重要因素之一,其资格和检定制度不仅是师资水平的外部强制性保障,同时也是专业化的主要外化表征。伴随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社会教育师资的资格和检定制度从缺失、随意逐渐走向制度化。但由于社会教育"法理性"地位缺失、政府和社会精英制度设计的乌托邦色彩和操作中失于宽泛等制度性诱因,社会教育师资的资格与检定制度远不如学校教育领域规范,阻滞了社会教育现代化变迁。     

国家通过国际组织学习效果不同的原因分析——以中国为例

国际组织的成立依赖国家,而国家也可以通过国际组织学习与成长,尤其是对于后发国家而言,通过国际组织的学习可以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但是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不同国家在通过国际组织学习的过程中往往呈现出不同的效果,因此,对于研究为何效果不同对于更好的通过国际组织学习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于高校理论社团建设与发展的思考——以上海师范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会为例

高校学生理论社团在引领青年思想、凝聚青年才智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代替的积极能动性,尤其是整合校内外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有效平台。但在新形势下,高校理论社团的现状不容乐观,在发展中间存在着许多困境需要我们去面对。如何积极地促进理论社团的建设并引导其良性发展,是摆在高校思政工作者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