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民个人慈善捐赠流向问题研究

通过推算我国公民个人捐赠水平,本文发现目前民政部门收集捐赠信息的范围过于狭窄,并因此向社会(媒体、学界)发出了错误的信息;通过分析个人捐赠款物的流动方向,本文发现政府部门及体制内延伸机构确实吸纳了大量善资,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善资流向了草根民间组织和个人.本文还证实,目前税收优惠政策对于捐赠流向缺少调节功能.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公民慈善捐赠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以辽宁省数据为例

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指导,采用PPS方法从辽宁省14个市随机成功调查到811个满足条件的居民,借助计算机辅助(CATI)技术来对辽宁省居民进行问卷调查,以研究居民的慈善捐赠态度、知觉行为控制等因素对其捐赠行为意向和行为的影响。数据分析主要采用SPSS17.0和MPLUS5.2,研究发现:在慈善捐赠行为模型中,慈善捐赠行为受慈善捐赠行为意向影响显著,而慈善捐赠行为意向受知觉行为控制影响最显著;其次分别受个体慈善捐赠的主观规范和态度的显著影响。最后,提出一系列促进居民慈善捐赠行为的建议。     

美国有关捐赠者对慈善捐赠的强制执行权的规定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在美国,出于对司法部长行使对慈善捐赠的强制执行权存在的缺陷的考虑以及风险慈善家有关积极参与慈善计划的需求,各州立法规定了在接受捐赠的慈善机构违背忠实义务、谨慎义务以及服从义务的情况下,捐赠者有向法院提起有关强制执行诉讼的权利,以确保慈善机构对捐赠财产的合法使用.美国的这一做法对我国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管理层自利、产权性质与企业慈善捐赠

以2008～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管理层自利行为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自利行为会增加企业慈善捐赠,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管理层自利行为能显著增加企业慈善捐赠。政治关联和市场因素在这种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和行业领先地位会弱化管理层自利对企业慈善捐赠的促进作用;非国有企业的行业竞争度会强化管理层自利对企业慈善捐赠的促进作用。     

企业慈善捐赠对市场影响的实证研究——以"5·12"地震慈善捐赠为例

基于75家国内企业,利用事件研究方法和市场模型,对企业在"5·12"地震后公布捐赠信息及其市场影响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公布捐赠信息3天内的累积异常收益率显著为正,同时累积异常收益率与捐赠时间(相对于地震发生日)负相关,与捐赠金额正相关.只有被市场认知为真实的慈善捐赠才有益于提升品牌形象、增加企业价值.     

转型期我国民众慈善意识的培育

目前,民众慈善意识的相对薄弱是影响和制约我国现代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本文试图对其历史和现实原因进行探析,进而从营造慈善文化环境、完善经济激励机制、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等维度提出具体的培育路径,以推动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慈善捐赠、广告营销与企业绩效——基于消费者认知视角的分析

基于消费者认知视角和权变管理思想,利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慈善捐赠对广告营销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以及企业善待员工状况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深层调节影响。研究发现,慈善捐赠向消费者发出声誉信号,有助于提升广告营销投入的市场效果,慈善捐赠水平越高,广告营销促进企业销售增长的作用越强;然而企业善待员工水平较低时容易引起消费者对企业慈善动机真诚性的质疑,不利于捐赠行为增加积极的声誉资本,从而将削弱慈善捐赠对广告营销与销售增长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效应。     

企业慈善捐赠下利益输送行为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2009～2013年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基于上市公司2009~2013年慈善捐赠数据,以企业设立慈善基金会、企业高层管理者在慈善基金会任职以及国有控股企业三种关联形式为自变量,验证其对企业慈善捐赠额的影响,以判断企业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研究发现:企业的慈善捐赠出于税收优惠、声誉效应以及战略竞争优势效应的目的在弱化,而更多的是出于利益输送的目的。     

我国社会转型期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增量探究

公民作为政治实践的主体,是政治权力和政治义务的直接行使者和直接承担者,亦是民主政治的管理者。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冷漠会直接导致民主政治的脆弱,而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增量将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因此,加强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提升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远意义。     

我国社会转型期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增量探究

公民作为政治实践的主体,是政治权力和政治义务的直接行使者和直接承担者,亦是民主政治的管理者.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冷漠会直接导致民主政治的脆弱,而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增量将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因此.加强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提升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远意义.     

企业社会责任、市场化程度与慈善捐赠——来自上市公司的动态面板证据

基于动机认知视角,利用2010～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数据建立GMM动态面板模型。在行业竞争强度边界下加入企业基本社会责任、市场化程度两个调节变量,从利益相关者探讨了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影响因素及捐赠动机,并验证企业不同所有权制度下的捐赠水平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慈善捐赠水平和企业绩效之间具有双向的积极影响,民营企业影响系数更为显著,同时,两者关系受到企业基础社会责任和市场化程度的显著正调节作用。当行业竞争强度增大,市场化程度对捐赠水平和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有所增加,但对基本社会责任的调节效应影响并不显著。     

我国慈善组织发展的现状、困境及对策研究

慈善组织能够分担部分政府社会职能,对公民社会的发展、有限政府的建立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对我国慈善机构发展的现状进行分析,然后从观念、自身、制度三个角度归纳我国慈善机构发展的困境,提出促进我国慈善机构发展的建议。     

我国慈善组织的社会问责机制探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慈善组织的迅速发展,其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大,而慈善行业频频出现的公益腐败事件引起人们对慈善组织社会问责的关注。该文通过对慈善组织问责理论依据的总结和现实必要性的分析,发掘现有慈善组织问责中存在的不足,建议从价值层面、制度层面、环境层面来构建慈善组织的综合问责体系。     

美国高校图书馆争取社会捐赠对我国高校图书馆的启示

长期以来，经费不足一直是困扰世界各国高校图书馆发展的“瓶颈”问题。美国高校图书馆多元化筹措资金、借助社会力量、争取社会捐赠的策略性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使经费紧张的矛盾有所缓解，对我国高校图书馆具有良好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同时对我国高校图书馆开展这一工作的关键性要点做了详细阐述。     

试论慈善公益教育的现状、问题与发展途径

本文通过分析目前慈善公益教育中存在的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模式、教育过程方式,教育形式与教育评价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探讨了慈善公益教育在教育内容上与德育教育融合,通过宣传教育培养意识,通过实践提升能力,联合家庭、学校、社区协同育人等四个发展途径,旨在推动慈善公益人才的培养。     

慈善捐赠、利益相关者动机认知与企业绩效——基于Heckman二阶段模型的实证研究

将社会心理学的归因和怀疑理论运用于慈善捐赠领域,从利益相关者认知一致性的独特视角深入考察企业从事慈善捐赠活动的经济后果,以期为揭开不同企业同样实施慈善战略但捐赠效果却大相径庭的谜团提供新的思路。利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公司层面不一致的表现会导致利益相关者产生认知冲突并引发其对慈善动机真诚性的质疑,进而影响捐赠的战略效果。     

我国慈善组织介入社会救助：困境与对策

慈善组织是我国社会救助的主体之一,其介入社会救助能够有效弥补政府救助的不足。然而由于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政社不分、公信力缺失和社会慈善文化淡薄等原因,我国慈善组织在介入社会救助过程中面临着“领军式”组织少、救助效率低、专业人员少、筹资能力不足、彼此缺乏协调互助等现实困境。为完善我国社会救助体系,不仅要优化慈善组织介入社会救助的外部环境,更要加强慈善组织的内部能力建设。     

我国公民社会组织主体的社会保障功能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中国社会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以民间组织为主体的公民社会逐渐发展起来并作为与政府、市场相对的第三种力量,通过和国家政府的相互合作,在保障公民权益、缓解社会矛盾、提高公民自我保障能力、构建和谐社会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美高校社会捐赠的理性分析

高校的社会捐赠是公益行为与经济行为的统一,理性化的操作将使得捐赠资源合理优化配置,从而达到效益最优化。本文将研究展现中美两国高等教育社会捐赠的理性差异,为大力发展我国社会捐赠,提高捐赠理性,优化资源配置,切实增加捐赠效益提供合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