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统战工作对西安事变的促动作用

西安事变是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产物。其中事变前中共对张学良、杨虎城开展的统战工作对事变的屐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中共的抗日主张激发了张、杨的爱国之心，中共的诚意感化了张、、杨，中共的努力促进了张、杨的团结合作。     

西安事变与中共应对突发事件能力论析

西安事变是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突发事件.在事变获得和平解决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两个突发事件,即:张、杨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引发的突发事件、蒋扣押张引发的"二二事件".这两个突发事件处理当否,关系分裂内战或团结抗战的民族前途命运,经中共及其代表卓有成效的协调与斡旋,西安事变终于得以和平解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西安事变前杨虎城与中共关系新探——西安事变纵横考之九

西安事变前,中共对17路军的统战工作开展颇早,对联合杨虎城亦寄望甚殷。杨虎城虽在“艳晚事件”后一度有激烈的反蒋军事行动提议,但基本上却采取迟疑和委蛇立场,故其与中共关系一波三折、进展缓慢。直至沪杭之行归来,杨与中共关系方有较大改善。“西北三角”间非等距离的相互关系,对事变的发动、解决、善后以至张、杨的角色定位,均有着重大影响。     

试析蒋介石的《对张、杨的训词》

本文对蒋介石在西安事变结束离陕前所作的《对张、杨的训词》进行解析，认为包含多重寓意。一是为了挽回颜面，粉饰自己的独裁形象；二是引导舆论以此为根据来阐释事变的“真相”；三是暗示张、杨和中共，他会履行其所允诺言；四是暗藏杀机，为处理张、杨定了基调。     

西安事变扣蒋战斗发动时间考

针对在西安事变扣蒋战斗打响及捉蒋时间上的不同观点,特别是张魁堂先生的“文寅”扣蒋说,从张、杨部署的统一行动时间、事变发动的整个过程、西安城内扣押蒋系军政大员的时间、捉住蒋介石的时间、中共对事变的反应等五个方面,用详实的史料,再次论证了扣蒋发生在12月12日早晨6点钟左右,捉住蒋介石在8点钟左右。     

西安事变和旅欧爱国华侨

发生在五十年前的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在民族危机十分严重关头,在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策的感召下,在我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下,要求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接受中共的联合抗日主张,但蒋介石不仅加以拒绝,而且逼迫张、杨进攻红军。张、杨两将军出于爱国热忱,实行“兵谏”,逮捕与囚禁了蒋介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张、杨两将军及广大爱国人士的努力,蒋介石答应了联共抗日的要求,使事变获得和平解     

杨虎城与"西北半独立化局面"问题探析--西安事变纵横考之八

西安事变前后,中共和张、杨曾谋划在西北构建某种“半独立化”局面,以作为未来对日抗战的战略基地,然终因时、事、势的变异而未获成功。其间,杨虎城以其在西北的特殊地位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在西北善后处理问题上与中共的配合相得益彰,这也构成了杨与中共合作史上值得浓墨重书的一页。     

西安事变和蒋战斗发动时间考

针对在西安事变和蒋战斗打响及捉蒋时间上的不同观点,特别是张魁堂先生的“寅”扣蒋说,从张、杨部署的统一行动时间,事变发动的整个过程,西安城内和扣押蒋系军政大员的时间,捉住蒋介石的时间,中共对事变的反应等五个方面,用详实的史料,再次论证了扣蒋发生在12月12日早晨6点钟左右,捉住蒋介石在8点钟左右。     

西安事变善后与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善后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常常认为张、杨将军和中共代表团决定释蒋,是实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标志,其实不然,西安事变善后问题的处理,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一、南京对西安的善后处理西安事变善后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西北地区的军政人事任免问题;二是西北地区的军队防地部署问题.说到底,其实质就是事变后,西北地区究竟是由谁来控制的问题.西安事变发生后不久,宋子文兄妹受蒋委托,曾在与张、杨将军和中共代表周恩来谈判时答应:陕甘宁青“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的将军负责”;原驻扎西北的中央军“除留十二个团驻陇海铁路线上以外,其余均撤出”;西北红军暂时维持现状,以后抗战发动,“再改番号,统一指挥”.按照与宋氏兄妹达成的善后安排,西安三方“三位一体”的团结与联系不仅可以得到进一步巩固,而且通过三方在西北实现的抗日联合,还可以相当的实力推动全国抗日高潮早日到来.显然,这样一种前景是南京不愿看到的.     

试析张学良与杨虎城的关系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为促使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实行抗日救国,发动了西安事变。张、杨二人的身世、经历差别很大,思想认识也有一定的差异。他们从相互有戒心到相互信任,到结成生死之交。分析张、杨之间的关系及其演变过程,有助于我们对西安事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标志。最初中共内部就如何处置蒋介石、事变如何解决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因此事变最终的和平解决经历了复杂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集团统一战线的形成

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灭亡中国的步伐。山西军阀阎锡山怀着对日、蒋、共三方力量的恐惧,转向“联共抗日”,中国共产党对阎锡山集团所进行的以斗争求团结的争取工作,促进了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皖南事变与中国共产党应对突发事件能力论析

皖南事变是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突发事件。这个严重的突发事件处理当否,将直接关系分裂内战或团结抗战的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事关重大。中国共产党站在战略高度,审时度势,坚定地维护民族利益和团结抗日大局,及时提出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对策,最终化解了可能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危机,打退了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在皖南事变前后所表现出来的应对突发危机事件的卓越能力,表明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     

简论抗日战争对国共关系的影响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抗日战争 ,对国共关系的演变有着深刻的影响。出于对“九一八”事变的错误认识 ,国共之间的敌对关系进一步强化和加深。然而正是抗日战争发展的需要 ,最终使国共两党从对立走向合作。国共合作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抗日战争的进程 ,影响和改变着国共合作的内容和形式。国共合作的走向 ,决定着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前途及命运     

党内关怀思想及建立党内关怀机制初探

党内关怀思想就是指中国共产党为了共同的奋斗目标和最高理想,充分发挥广大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断提高党的战斗力乖凝聚力,而对广大党员和基层干部在政治上、思想上、精神上、生活上、心理上进行关心、引导、激励、帮助、疏导的一系列理论原则和思想方法。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党内关怀思想进行了新的阐述,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标志着党内关怀思想的成熟。落实党内关怀思想就要建立健全党内关怀机制。研究党内关怀思想及建立党内关怀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     

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的时代阐述

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党的先进性是一个历史范畴，保持党的先进性。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贯穿于党生存和发展的始终；在当代中国，党的先进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党的轨迹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党的历史是一部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历史 ,其自身规定性决定党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 ,党实事求是、团结一致 ,为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往无前。由于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赢得了人民的拥护 ,汲取了智慧和力量 ,使中国的革命事业不断推向胜利。     

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来的党章变化及从中引出的思考

简要回顾党的九十年历史,学习研读建党以来十七次党代会制定和修正的党纲党章,着重考察党的七大以后各部党章的特点和内容变化,特别是关于党的性质、纲领、指导思想、阶段任务等方面规定的变化,从中发现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成长发展轨迹和重要的历史经验教训,由此深入思考和认识当前党的建设的几个重大问题。     

抗战时期成吉思汗身份象征的建构与展演——以成陵西迁为中心

九一八事变后,内蒙古自东向西逐步沦陷。应时局所需,南京国民政府对蒙古民族的英雄祖先成吉思汗初步建构其身份象征。全面抗战爆发后,团结各民族共同抗日成为国共两党一致的期许与希冀,建构较为成熟的成吉思汗身份象征是凝聚蒙古民族共御日本的助推器与催化剂。1939年,为保护承载着蒙古民族至高精神寄托的成吉思汗陵寝免遭日本攫夺破坏,国共两党与蒙汉各族民众通力合作完成西迁,并在此后继续以各种形式举行成吉思汗祭祀典礼与仪式操演,完备成吉思汗"中华民族英雄"身份象征的政治展演。国共两党通过仪式政治的演绎、宏大场景的塑造与纪念话语的造势,一面阐释、宣传民族主义,帮助蒙古族人民初步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保持蒙古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演进;另一面展开政治竞争,在宣示权威的同时争夺蒙古族人民的理解与支持,有效整合蒙古民族,形塑政权正统性。     

试论党内和谐

理顺党内和谐概念提出的历程,厘清党内和谐的基本内涵,在此基础上辨明党内和谐与党的团结统一的关系。在新时期,党内和谐的提出既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更是解决党内问题的关键。通过进一步完善党内教育机制、党内民主机制、党内沟通机制、党内监督惩处机制来推动党内和谐,最终实现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