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呼和浩特·土默特地区的土地问题

本文对清朝中期呼和浩特·土默特地区的土地问题进行了探讨。自乾隆朝开始,随着清朝的统治秩序在全国的巩固和加强,其对蒙古地区的政策也开始发生了变化,而直接表现是在经济上对土默特实行超经济榨取和经济剥削。为此,清政府及汉族蒙古族权贵掠夺、兼并、丈放土地达20.000多顷,蒙古族诸部之间争地,致使土默特蒙古牧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大为缩减,陷入破产境地的蒙民日益增多。在这一地区土地的典卖、兼并现象愈演愈烈,最终造成了“蒙民既失其业,又失其地”的后果。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土地问题——以西老将营村为例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土地出租中永佃权是普遍存在的,出租土地者主要是蒙古族。出租的土地在契约中称作户口地。地契反映出归化城土默特蒙古族户口地的实际运作与官方史料记载是不同的。地契中土地出租价格的变动反映了蒙古族地权观念的变化。     

清前期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官田租赋征收概述

清封建王朝从乾隆年间起,对地处塞外的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加重官田租赋的征收,既补充了当地驻军及行政官员的军需与粮饷,又保证了封建国家在边疆地区权力的渗透。当然,其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确立起来的封建土地剥削制度,是内地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延伸。     

明清土默特蒙古地区社会文化风貌的变化

明清土默特蒙古地区社会文化风貌的变化，是蒙汉长期交往，两种文化融合之必然。该地区既有中原文化传统，又有浓厚蒙古族特色，新型地域文化的形成，突出体现了中华文化多元汇聚，一体化发展的总趋势。在中华文明史上占重要位置。研究它对巩固民族团结与进步，会提供宝贵经验。正确认识两种文化关系在相互吸收、输出上的客观规律，对研究两种文化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对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则更为重要。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土地交易中的地谱

地谱是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土地交易中的特殊租金。地谱与户口地相伴而生,继而在耕地和空地基的永租交易中广泛存在。地谱具有标示蒙地的所有权的作用,也具有收租权利和作为债权抵押获利的经济价值。在实际交易中,地谱的经济价值因可以稳定获得货币收入或抵押出卖而更加受到重视。     

明清呼和浩特地区经济类型的变革

该文探讨的是明清时期中原农耕文化与土默特蒙古族游牧文化交融对呼和浩特地区的开发和经济类型变革的影响。文章认为该地区经济类型的变革是两种文化长期交叉、依存渗透、融通发展的必然结果。客观地域环境、历史形成的两种文化依存切入,汇聚整合的运动优势;诸多因素造成的明清时期农耕文化北移、土默特蒙古族谋生观念和手段的变化,使定居农耕多种经济取代了单一粗放的游牧经济。此变革对该地区和土默特蒙古社会的进步,具有积极作用,影响极其深远。     

论清朝对蒙古地区的立法

清朝对蒙古地区的立法 ,经过努尔哈赤、皇太极的探索 ,顺治康熙雍正朝的发展 ,至乾隆、嘉庆朝逐步完备、定型 ,其代表作《蒙古律例》和《理藩院则例》相继修订编成。之后经道光朝两次增删 ,至光绪朝底定 ,《理藩院则例》成为清朝对蒙立法的集大成之作。它体系庞大、内容丰富、适用范围广泛 ,不仅在清代影响甚大 ,其中许多规定 ,至中华民国时期 ,仍在沿用。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汉族移民与“犋牛”村名的产生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迁徙来了不少山西汉族农民。他们开荒种地，重建家园，在村庄的命名上沿用了晋北汉族习俗，“犋牛”村名的产生即为例证。结合清代文献及山西方志来分析，“犋牛”的含义应是指开垦土地的数量。     

移民与民俗散论——以明清以来土默特地区为例

明清以来,大量的农业移民在短时间内大量迁徙至土默特地区,使该地区生产方式、民族结构和文化观念逐渐发生改变。农业经济方式的开始与扩大,使原有的以游牧经济为主的物质民俗发生改变;以汉民族为主的其他民族的人口的大量移入,使该地区民族结构以及以血缘为纽带人身隶属为主要关系的部族社会民俗发生变化,移民文化观念的植入（前期主要是汉民族,后期包括满族、回族等）,使原有的精神民俗渐渐发生着变化。     

论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垦务政策

清初,清廷严禁内地汉民到蒙古地区开垦定居。自嘉庆以后,由于社会危机的加剧,采取了时禁、时驰的政策。大量史实说明,清政府以保护牧场为名的禁垦政策,只不过是为了禁止对他们无利可图的私垦,以保障其对升科地的经常剥削罢了。随着国运日趋衰败,清政府对蒙古地区土地的封禁政策破产,最终造成了游牧经济的衰退和草原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     

清朝对蒙古地区的立法原则探微

蒙古族在长期的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创立了自己的法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蒙古法律制度。清朝建立后,为了统治蒙古地区,保证北部边疆的繁荣稳定,在“宽猛相济,恩威相加”的思想指导下制定了一系列法律。这些法律的立法原则主要有强化中央集权、防止民族分裂的原则;国家法制统一的原则;尊重蒙古风俗习惯的原则;因地制宜、适时增损的原则     

清代封禁政策的内在矛盾与归化城土默特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清廷为更好地控制蒙古族并维护其在北部边疆的统治,对包括归化城土默特在内的蒙古地区实行了封禁政策,其中包括文化封禁,但这一政策却存在着内在矛盾:首先,清廷对蒙古封禁政策与其在全国倡导的“尊孔读经、礼义教化”相矛盾;其次,清廷对蒙地文化封禁政策与其在全国推行科举取士制度、大力兴办地方教育存在矛盾;最后,清廷对蒙地人口封禁政策与其弛禁政策相矛盾。上述内在矛盾为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教育事业提供了发展契机。     

论清朝对蒙古王公的议叙议处制度

议叙议处制度是清朝统治者对各级官吏实施的奖惩制度或考核办法。在《理藩院则例》中 ,对蒙古王公也规定了明确的职责权限、严格细密的奖惩条款 ,优者议叙 ,劣者处分 ,旨在加强对蒙古王公的控制管理 ,以求得北部边疆的安定与统一。但在实施过程中 ,议处往往可用曾获得的奖励抵消 ,以维护其封建特权 ;议叙则可用捐输银两驼马获取 ,变成搜刮钱财的行为。这必然导致蒙古王公的贪婪、封建朝廷的腐败     

论清朝湘西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

为加强中央权力的有效运作,清朝统治者在湘西积极倡导教育,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如以广设书院、发展义学等来发展民族教育.通过中央与地方的积极互动,湘西民族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中新学的兴起,奠定了湘西民族地区现代教育发展的基础.     

论清代对蒙古地区汉族移民的政策

清代非常注重对北部边疆的经营和开发,但在汉族移民问题上带有很大的民族和阶级局限性。通过对清朝统治者对蒙古地区汉族移民政策的分析,论述了汉族移民政策转变的过程及原因,从中也可以看到满蒙关系的变化。     

论清朝对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经略及其成效

清朝对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经营政策和措施,突出体现的是坚持“稳定第一”的治边传统,封建国家除采取了与中国历史上各朝通行的平叛统疆、区划调整和驿道整修等常规性方略外,还采取有针对土地侵权给予及时匡正和针对骄横土司进行集中改流的修正性策略。中央王朝通过一系列的常规加修正的经略政策,不仅实现了边疆一统的预期效果,而且进一步深化了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政治统治。     

《五卷书》在蒙古地区的流传--以《如意钥匙》为例

随着藏传佛教及其佛经的传播,印藏民间故事传入蒙古高原对蒙古民间故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五卷书》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我们在《苏布喜地》和《育民甘露》的蒙译注疏以及蒙古民间故事中能找到与《五卷书》的主要母题或内容基本相同的故事,但至今对这些故事的来源尚未有定论。本文就以《苏布喜地》的注疏《如意钥匙》为例阐述《五卷书》在蒙古地区的流传,并兼论其特征。     

重用·疏离·批责——论降清士绅与清朝统治者的关系演变过程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依附性特点,决定了其人必须在统治阶级允许的范围内和许可下才能实现他们修齐治平的理想,所以他们与统治者的关系往往是以统治阶级的需要为转移.在统治阶级需要他们为政权建立和巩固出谋划策的时候,是他们才能得以施展的时候,也是他们和统治阶级关系的融洽期;一旦政权巩固下来以后,统治阶级为加强专制王权,从而开始限制知识分子的权力扩张,此时,他们与统治阶级的关系恶化,处在了统治者的严厉约束之下.降清知识分子与清朝统治者的关系也是如此,经历了一个由密切合作到逐渐疏远乃至于最后的严厉批判和打击过程.     

论蜀汉前期在南中地区的内郡化尝试

蜀汉政权取代两汉统一王朝统治南中,因其区域性政权的视野和战略形势的需要,在刘备统治时期,通过调整官吏人选、改属国为郡、设庲降都督并驻军、坚持行政监察等方式,尝试在南中推行旨在直接统治的内郡制度。蜀汉时期南中地区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虽较两汉已发生较大变化,但仍不可直接推行内地的统治政策,内郡化尝试以失败告终。     

台港澳地区“搞”的使用情况及其与内地的差异

虚义动词＂搞＂的使用情况在两岸四地有很大不同,就台湾的情况来说,在使用频率、用法以及感情色彩方面都与大陆呈相当明显的对立分布,而造成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则是对此词的负面认识和评价;香港＂搞＂字句常以＂港式中文＂面目出现,并且多用于俗白表达;澳门＂搞＂字用得不多,但与内地的一致性最高。两岸四地＂搞＂的使用除上述差异外,还有一定程度的融合趋势,主要表现是大陆与三地之间的互相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