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援助”是假,侵略扩张是真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上对亚非拉国家侵略的同时,也疯狂地进行文化教育渗透,妄图把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纳入苏修全球战略的轨道,加紧同美帝争夺世界霸权。苏修以“教育援助”“技术合作”为名,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大肆渗透和掠夺,突出地暴露了它侵略扩张的野心。苏修派遣大批“教育家”前往乌兰巴托,直接控制了蒙古的各大专院校、研究机构,甚至侵入蒙古的许多中学。他们亲自指挥制定教学计划和大纲,编写教材和教学参考书,垄断了蒙古的教育大权,全盘搬用苏联修正主义教育体系,使蒙古的教育“全盘俄化”。蒙古教育界的某头面人物,在吹捧苏修的所谓“援助”时也公开承认,苏修的教育“不论过去和现     

关于喀喇沁部的来源

土土哈出身的钦察人是蒙古人还是非蒙古人？学界看法分歧较大。我倾向土土哈先人系蒙古语族民族西北徙的一支,并从“出自同一氏族”和蒙古人具有相同的语言、狩猎习惯法、谚语等五个方面证明了这个问题。问题只在于：他的先人究竟是蒙古人还是古蒙古人。笔者认为以古蒙古人库莫奚人的可能性最大,并解释了何以“自号钦察”问题。     

从《蒙古-卫拉特律》看17世纪蒙古诉讼制度

笔者运用法学原理,以《蒙古-卫拉特法典》①（以下统称为《蒙古-卫拉特律》）为依据,系统地分析和研究了17世纪蒙古诉讼制度和诉讼程序的基本结构和原则、从事法律职业的专门人员和专有法律名词,通过探讨“乌日古格”、“搏德日克”、“札鲁忽赤”、“雅鲁忽赤”、“额勒赤”和“格日赤”以及“原告”“被告”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从而概括和阐述了17世纪蒙古诉讼制度的主要内容。     

关于《秦边纪略》对清初青海蒙古的若干记载

本文对《秦边纪略》中有关清初青海蒙古的若干记载诸如“蒙古回回”,青海蒙古的商业贸易活动等等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认为这些记载对于研究和探讨清初青海蒙古史提供了新颖的史料和信息。     

明代蒙古史编纂学札记

一、“明代蒙古”“明代蒙古”是中外史学界常用的概念,与“十四至十七世纪蒙古”同义,且经常在同一篇文章中出现。由于“明代蒙古”一语简洁明了,其使用频率远远高于“十四至十七世纪蒙古”。我们认为,北元——蒙古与明朝是并峙的两个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又一次南北朝。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北元——蒙古从总体上讲并没有隶属于明朝,那么“明代蒙古”之说能够站得住么? 我们的回答是:二者并不矛盾,“明代蒙古”这一术语并没有不合适的地方。     

长调与蒙古民族民族性格的关系

蒙古长调在蒙古语种,被称“乌日汀哆”。“乌日汀”为“长久”“永恒”之意,“哆”为“歌”之意。在有的书和相关论文中,直接称之为“长歌”“长调歌”或者“草原牧歌”等。蒙古长调具有音调高亢,音域宽广,字少腔长,节奏自由灵活,歌词简洁朴实,旋律优美流畅富有华丽的装饰性等特点,它是一个独特的文化与游牧文化和独特的演唱形式的地域文化特征。     

长调与蒙古民族民族性格的关系

蒙古长调在蒙古语种,被称“乌日汀哆”。“乌日汀”为“长久”“永恒”之意,“哆”为“歌”之意。在有的书和相关论文中,直接称之为“长歌”“长调歌”或者“草原牧歌”等。蒙古长调具有音调高亢,音域宽广,字少腔长,节奏自由灵活,歌词简洁朴实,旋律优美流畅富有华丽的装饰性等特点,它是一个独特的文化与游牧文化和独特的演唱形式的地域文化特征。     

清代中前期清廷的蒙古政策

以康熙朝为代表的清代中前期蒙古政策是研究清代宗藩体制变革的重要对象，清代中前期蒙古政策的特点在于：它在继承中国封建王朝传统宗藩体制的基础上对内藩政策实行着“中国化”的变革，实行着封建王朝“天下观”下的“中国意识”的萌芽与发展。清代中前期通过强化清中央政权对蒙古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统一”而非“一统”，加强了蒙古各部同清中央政权统治下各民族的融合。清代中前期蒙古政策的历史贡献在于：它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下，基本上完成了对内藩的“统一工程”，在很大程度上将清朝“天下观”下的内藩、属国作了很好的“内、外”之厘定，为实行“中国”由传统儒家意识下的“天下”向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之转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且完成了对蒙古等边陲区域的统一工作。     

新世纪新探索新思路--阜新市民族教育的回顾与展望

一、历史的简要回顾　　解放前 ,我市的蒙古族文化教育十分落后 ,根本就没有民族教育可言。解放后 ,我市的民族教育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和努力下 ,得到空前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党和政府认真落实民族政策 ,在“文革”“震后”的“废墟上”重新兴建民族教育的“金字塔” :“文革”前的 3所蒙中和75所蒙小不仅得到了恢复 ,还相继新建 15所蒙中和 4 9所蒙小 ,市内和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及蒙古族聚居的乡镇开办了蒙古族幼儿园。阜新高专开设了蒙古语言文学系和蒙医药大专班 ,省蒙古族师范学校建在我市。从 1982年起 ,阜新蒙古…     

融合与变迁--试析清代蒙古“罚牲刑”的立法特点

“罚牲刑”是用罚牲畜的方式来惩处犯人的一种刑罚制度,作为蒙古社会游牧经济发展条件下的一种律法,被蒙古统治阶级乃至后来的清朝统治者所认可,并广泛推广使用。清初以及清中后期对“罚牲刑”的立法变化,反映了清代蒙古“罚牲刑”的诸多立法特点,说明了清政府在对蒙古立法上的转变。     

“伊盟事变”的起因和国共两党的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封锁和包围陕、甘、宁边区,为了同化和消灭蒙古民族,在伊克昭盟地区推行了一条“反共灭蒙”的反动政策,从而酿成了震动全国的“伊盟事变”。这次“事变”不仅在蒙古族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而且在中国新民主主     

关于一三六八年后蒙古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关于一三六八年以后蒙古史的研究,似乎已经形成一种“体系”,即用“明代的蒙古”来套这一时期的蒙古历史。这就导致中国史进入明代,蒙古也必须同时进入明代;明朝被满族贵族灭亡进入清朝时期,蒙古也必须进入清朝。这样势必抹煞蒙古历史发展的本身规律,违背历史唯物主义。本文仅就所谓“明代蒙古”的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发表几点意见。一、关于一三六八年后的蒙古政权问题     

关于“外蒙古”问题

课本第73页:“1945年秋,蒙古依照苏联和当时中国政府达成的协议,举行全民投票。根据投票结果,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同页小字部分中又说:“1946年,当时的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同一页中出现同一件事情的两个不同时间,使学生无所适从。“1945年”、“1946年”两个时间究竟以哪个为准呢?笔者认为课本应该在“根据投票结果”之后加上“1946年1月5日”。这样,“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就妥贴了。关于“外蒙古”问题$湖南省炎陵一中@张甲兴     

融合与变迁--试析清代蒙古“罚牲刑”的立法特点

“罚牲刑”是用罚牲畜的方式来惩处犯人的一种刑罚制度,作为蒙古社会游牧经济发展条件下的一种律法,被蒙古统治阶级乃至后来的清朝统治者所认可,并广泛推广使用。清初以及清中后期对“罚牲刑”的立法变化,反映了清代蒙古“罚牲刑”的诸多立法特点,说明了清政府在对蒙古立法上的转变。     

浅析哈木尔图案的文化内涵

哈木尔图案作为蒙古民族独特的文化现象,以其历史悠久,应用广泛,己成为蒙古族独具特色的民族艺术品牌之一.哈木尔图案已经应用到蒙古族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受到蒙古族人们的普遍喜爱的图案艺术,成为蒙古族特有的文化遗产.“哈木尔”是蒙古语,译为鼻子,所以人们把哈木尔图案统称为“鼻纹”.此纹样在蒙古人心目中表达的是“福禄承袭”、“万物和顺”,“生命永续”、“生生不息”,以至于生命之树常青并且幸福绵长等永续不断的含义.哈木尔图案之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在于它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关于成吉思汗的评价问题

-二○六年,成吉思汗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在“蒙古”的名称下,统一各个部落,建立统治秩序,奠定了蒙古国家独立的初步基础。蒙古各部落的统一是符合蒙古人民利益的。十二世纪末期,蒙古地区处于“天下扰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①的状态,各部落政治状况非常混乱,几十个大小部落和氏族,彼此连年混战,互相掠夺和杀戮,以致生产遭到破坏,牲畜日渐减少,部落之间交换被阻塞。各部落广大牧民渴望和平,期待产生一个伟大的中心力量来领导蒙古走向统一。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便是蒙古族杰出的领袖成吉思汗。     

评《蒙古文字形转写和读音转写方案》

Michael Balk博士提出的《蒙古字形转写和字音转写方案》的出发点和许多做法不符合ISO／TC46／SC2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新方案”对蒙古字母的“基本要素”、字母及其变体的认识和解释有许多不可容忍的谬误。“新方案”不能科学地转写蒙古。其对蒙古字母及其变体所采取的是一种完全无视、脱离蒙古语学的传统和蒙古语言学现有成就的很不慎重、很不科学的态度。     

清朝对内蒙古的管理及其背景

课本第209页写道:清朝把全国分为18个省,五个将军辖区,两个办事大臣辖区,“共25个省级行政域和内蒙古等盟旗”。按文中“内蒙古等盟旗”字面意思理解,应是有若干非省级行政区域“盟旗”,而内蒙古是其中之一。这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蒙古在明末分为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三支,其中漠南蒙古即为内蒙古。内蒙古为元朝皇室宗族后裔居住之地,其内部又分为若干部,如察哈尔部、科尔沁部、鄂尔多斯部等。各部互不统属,矛盾重重,征战不休。明代后期,满洲崛起于东北,建立后金政权,为展开对明朝的进攻,采取东联朝鲜,西结蒙古的方针,对蒙古各部采…     

试述清朝对蒙政策的转变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清政府逐渐将原来通过蒙古贵族间接统治蒙古地区的政策转变为利用汉族地主阶级直接控制蒙古地区的政策。其结果，使蒙古民族更加走向衰退，对清王朝逐渐产生离心倾向，给帝国主义策划蒙古的“独立”、“自治”以可乘之机。     

13世纪之前蒙古物候历考

13世纪之前蒙古人何时过年,学界至今仍采用160多年前布里亚特蒙古学者班札罗夫提出的阴历九月初一说.这种说法不是从历法出发,故其结论带有颇大随意性.笔者根据古代蒙古人采用“草青则为一年”的物候历和蒙古草原上的草至“四月始青”,考证出“孟夏月十六”才真正是13世纪前蒙古物候历的新年,是物候历春之首月首日.“夏之首月首日”指的则是阴历七月十六.还附带解释了“查干萨日”和“鄂尔多斯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