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摄影报道的创新——看李锦大别山报道有感

“洞天石扇,訇然中开”。我以李白这句诗送李锦参加大别山采访小分队登程。今年5月,新华社组织摄影采访小分队到比较贫困的大别山区采访,探索农村改革摄影报道的新路子。山东分社摄影记者李锦是这个小分队成员之一。我和李锦在山东分社共事多年,对他出征大别山我是很关心的,关心他的生活,更关心他的实践。李锦不负众望。他从大别山传真的第一组照片就不同凡响。6月14日,人民日报头版以“谁到外地卖蚕就罚款”为题,利用了这组照片。以后他陆续从大别山发出的照片,报纸采用也比较好。8月,人民日报采用了12张,其中有3个专栏;8月22日人民日报第三版还刊登了他和杜华举合写的《咱们是大别山农民剧团呀》通讯,并配上他拍的图片。编辑部还为这组图文并茂的报道写了《编余短评》。在这期间,全国许多报纸和刊物也竞相刊载李锦拍摄的照片。一个记者在一个地区拍摄的照片这样被大量采用,引起许多同行的注意。     

最怕的是稿件发不出去

来到贝尔格莱德后,我只去过分社四次。还未等同赵金河同志交接完毕,北约空袭就开始了。到目前为止,在和分社保持电话联系的情况下,我一直住在使馆当外交官的丈夫处“单兵作战”,因为分社在老城,使馆在新城,相距较远。本来以为小住几天就可以搬到分社去,没想到形势突变,不仅老赵留下来,各路特派记者也奉命先后抵达。一时间分社“人满为患”。所以我在使馆这一住恐怕就不是几天的事了。其实,生活和工作条件的不便是可以克服的。对一名记者来说,最担心的事情莫过于采写的稿件因种种原因发不回总社。空袭的当天,我曾为含着热泪写出…     

战火中的青春永难忘——回忆我的人民日报岁月

1945年冬．安岗从太行山单枪匹马来到平汉路沿线新解放区。筹划成立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他将我调到了总分社当记者。 我来到了武安县的伯延村．向还没有办公场所的安岗报到。     

《大寨之路》和“农业学大寨”

为纪念建国５０年出版的《通讯 名作１００篇》（新华出版社出版,冯健、李峰主编,穆青、李庄为顾问）,将《大寨之路》选入了该书。这使我又回想起往事。 随穆青串街走巷 《大寨之路》是 １９６３年 １１月下旬采写的。在此之前,我对穆青的采访作风留有深刻印象。１９５８年春夏之交,穆青从新华社上海分社调到总社不久,就先到山西分社。当时分社地址在太原市新民头条１号。他不住宾馆,住在分社的客房,也没有随行人员。那年我２０岁刚出头,到新华社山西分社当记者只两年,还是光棍。他那年也不过三十来岁,知道他也是鸡年生的,正好…     

悼念叶邦瑾

1946年秋天,我到苏中分社工作不久,分社举行了一次隆重的追悼会。在这个会上,追悼两位在前哨战地采访牺牲的记者,其中一位就是叶邦瑾同志。在会上,冯岗副社长和从南线(当时的前线,现在的苏北沿江地区)回来的记者介绍了这两位记者光荣牺牲的事迹。作为初到新华社     

阿富汗监狱暴动采访亲历

刚到阿富汗就遇上监狱暴动12月17日是我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任常驻摄影记者的第7天。上午,我去机场采访14日在阿富汗遭绑架遇害的土耳其工程师阿尤布的遗体启程回国。中午回到分社,稿子还没来得及发,分社雇员扎比就急三火四地跑上楼说:“侯,赶紧走,发生监狱暴动了!”在向分社首席记者王军汇报后,我和扎比乘越野车一路狂奔,于半个小时后赶到了发生暴动的监狱。这所名叫普勒恰尔希的监狱位于喀布尔以东12公里的郊区,是阿富汗境内最大的监狱,这里关押着约1400名犯人,其中还包括约50名“基地”组织成员和塔利班战俘,2004年10月在巴基斯坦绑架两名…     

奔走在马拉维的骄阳热土间

1997年9月初,刚到新华社非洲总分社工作不到3个月的我,突然接到分社领导的指示,要我和分社摄影记者在几天内尽快办好签证,买好机票,与我驻赞比亚分社的记者王能标在马拉维的布兰太尔市会合,参加定于8日在那里举行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首脑会议,并尽量了解马拉维新闻市场,可能的话在那里发展新华社的新闻用户。     

出塞曲(上)

岁月匆匆,人生苦短,不觉已进入古稀之年。人到暮年,总容易回首往事,特别是每当看到或听到新疆与内地日益发达的交通信息时,40多年前进新疆的那段艰难的行程,就不禁浮现在眼前。当时我们从西安乘汽车到乌鲁木齐走了35天,今天听起来好似天方夜谭。然而那却是真真切切的事实。 一,六盘山遇险 1950年初夏的一天,西北军政委员会新闻局办公室主任蓝钰通知我,新疆分社很快要成立,组织上派他去担任社长,调我去当记者,让我把办公室秘书工作很快交了,参加成立新疆分社的准备工作,争取尽快去新疆。当时革命队伍里自觉服从组织的风气很浓,我对突如其来的重大调动欣然接受。经过积极准备,5月初送走分社第一批进疆干部后,我们包了一辆商车,装上为分社准备的电台、办公用具和我们一行八人的行李,于5月25日由古城西安启程赴疆。     

"探险而不猎奇,求真而不做假"——《一位实名举报医疗腐败医生的遭遇》的采访手记

举报的“异类”向记者敞开心怀一直想就百姓看病贵、药价虚高的问题作些深度报道,但写来写去,觉得成了老话题,内心变得不再那么易起“波澜”。2月底,新华社四川分社的一位年轻女记者周俏春给我打来电话,说是省检察院查处了一些关于医疗腐败的案子,想做个报道。我想,如果仅就查处情况作一通报,没有任何新意。联想到中央决定今年对商业贿赂进行专项治理工作,其中最热的话题     

我的太行我的吕梁——2006:我的地域和角色转换年

2006年4月,我从新华社吉林分社交流到山西分社工作,又一方水土,又一方人情,我的性格和行为、我的生活和工作,乃至我的整个新闻生涯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淮北黑板报忆旧

今年5月份,谢冰岩同志查阅《新华日报》(华中版),发现该报1946年2月17日第四版的《新闻工作》第一期上有一篇文章,是介绍淮北黑板报情况的,他极其兴奋地告诉我,要我去看看。第二天下午我真的去看了,一看就引起了我的回忆。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在当时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范长江同志的建议下,召开了华中新闻工作会议。会议由新华社苏中分社社长谢冰岩同志主持。新华社淮南分社汪义     

五角大楼遭袭后新华社的第一条现场特写

新华社华盛顿分社所处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以波托马克河相隔,国防部的五角大楼与分社同在阿灵顿县,地理上非常接近。9月11日上午9点半,我离开分社驱车前往华盛顿市区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虽然开车到市里只要几分钟,旧因当时是上班高峰时间,进入市区的一座跨河公路桥严重堵塞。见此情况,我改道上了五     

塔克拉玛干摄影采访漫笔

那是1960年的9月初,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接受了随中国科学院治沙综合考察队到塔克拉玛干进行摄影采访的任务。临行时,分社领导方面给我们(同去的还有分社文字记者宋政厚同志)介绍了关于这个沙漠的情况。到了于阗县,     

前苏联“8·19”事件亲历记

苏联解体前两年,这个国家成了世界舆论关注的中心。作为新华社常驻莫斯科分社的首席记者,我几乎每晚都要“开夜车”,1991年8月18日也不例外。当晚,我们一直工作到深夜2时才离开办公室。19日早晨7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电     

杜鹏程在新疆

去年11月,我从喀什出差回来,走进办公室,桌上摆了封电报。打开一看,电文写着:著名作家杜鹏程于10月27日病逝,特此讣告。电报是陕西省作家协会发的,分社同志告诉我,接到电报后,分社已代我发了唁电。我凝视着电文,陷入深深的回忆里。30多年前在新疆朝夕相处的情景,顿时浮现在眼前。他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至今历历在目。1950年深冬的一天下午,一位身着宽大棉军装、满身尘土的军人走进分社大院。早先从部队回到分社的同志,边说边笑着把他簇拥到我们的宿舍。一位同志向我介绍说:“这是老杜同志。”他中等个头,面容清瘦,显得很老气。我也以“老杜”相称,握手问好。室内温度比较低,大家都围着火墙和炉台说话。老杜卷好一支莫合烟,从炉膛挟出一块炭火点燃,一抬脚就蹲在炉台上继续跟大家交谈。他的这个举动,使我一下消除了对名记者的拘谨。第一次见面。他给我的强烈印象是随和、     

“痛苦”也是提高

我到新华社安徽分社工作不足一年,正式当记者从事采访还不够半年。在一次年终总结会上,我把我几个月工作中的体会。归结为一句话:痛苦多于收获。想不到分社领导对这句话产生了兴趣,让我给《新闻业务》写点东西,题目就叫《“痛苦”也是提高》。好在平时草草写了些日记,在此选几篇,与新记者交流,向老记者请教。×月×日采访了一天,累得我精疲力竭,心里颇有点不高兴。本来,在决定采访这个文明村时,已收集了不少资料,我想,进一步采访要做的工作无非是了     

旧事溯源——在中央社北平分社工作片断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西安分社主任丁履进偕同记者陈道履和电务员沈其元随先遣军司令部由西安飞北平,接收日本同盟社及伪中华通讯社,恢复了中央社北平分社建制,并于当月开始发稿。我于1946年1月借调到北平分社担任采访组组长兼编辑组长,负责编辑部事务。1947年底,我正式辞去北平《经世日报》采访主任,专职中央社北平分社,直至北平解放。这一阶段时间虽不长,但新闻活动频繁,现在仅就一些重大事件的采访活动,写下在胸中郁闷多年的回忆。材料侧重新闻活动的背景和内幕,凡是在报面上可以查到的,尽量从简从略。由于年代已久,讹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当时共同参与新闻活动或了解情况的同志多予指正,以保证史料的     

先将前事错 传与后人知——做采写编工作的雪泥鸿爪

正1945年,我由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工作,在领导和资深记者的指导培育下,成长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河北日报社年轻的记者编辑知道了我的这段经历后,每逢邀我介绍成长的轨迹时,我都是"先将前事错传与后人知"。1945年秋,我调入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时,年仅20岁。总认为仅凭着革     

旧事溯源——在中央社北平分社工作片断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西安分社主任丁履进偕同记者陈道履和电务员沈其元随先遣军司令部由西安飞北平,接收日本同盟社及伪中华通讯社,恢复了中央社北平分社建制,并于当月开始发稿。我于1946年1月借调到北平分社担任采访组组长兼编辑     

跨文化传播视阈下民族新闻报道的有益尝试——读杨卓光新闻作品集《苗岭纪行》

1993年春天,作为刚毕业的大学生,我到贵州日报驻黔东南州记者站工作锻炼。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所住的招待所认识了当时还在黔东南州民族师专工作的杨卓光。后来我们才知道,彼此的父亲早在解放前就在南京一起求学,新中国建立后又到北京一起工作和学习。当时,新华社贵州分社准备在黔东南州成立一个下属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