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诗文复古思潮浅论

明代诗文领域里的复古思潮，是贯穿整个明代文学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从“吴中四杰”到“前后七子”，都以复古相标榜，活跃于文坛一百余年。这种现象，不能简单归因于明代文人的“嗜古”、“好古”。略加探索，不难发现，其后蕴藏着广阔的历史与现实的动因以及文学价值观念的作用。     

复古思潮视野中的文人现世情怀

在中国文学史上,一次次复古思潮可以说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不论是文史哲一体的先秦诸子时代孔孟对尧舜禹等古圣先王的追慕、老子对远古社会的向往,还是韩愈为代表的中唐古文运动,抑或是李梦阳为代表的明代七子文学复古思潮,其中一以贯之的是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浓郁的现世情怀。复古,不是回到过去,是为了通今。古为今用,切中时弊,除旧布新,才是文学复古思潮的旨归。     

论明代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

从明初至明代中叶,以吴讷、徐师曾、李东阳和明代七子派为代表的复古派掀起了一场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复古派以古赋为艺术标准,确立屈骚、相如赋艺术典范的地位,强调学习古赋创作的文学修养和构思方式。复古派创作秉承屈骚汉赋的怨刺讽谏精神,追求雄奇壮伟的辞赋美学境界,力图恢复古赋雄健的文学风尚。明代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一定程度上矫正了时代萎靡的文风,在辞赋发展史上具有积极的意义和重要的地位。     

论裴子野的文学观

裴子野在齐梁文学史上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人物,在追求“新变”,讲究“吟咏情性”的南朝,他高举“复古”大旗,重提“劝美惩恶”的诗教功能,以史家发展的观点来评价齐梁文学,对五、四言诗的发展与文笔的演变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因此,在看到其复古思想存在局限性的同时,也不应忽视他在当时文坛的拨乱之功。     

晚明文学复古思潮研究应充分重视文学社团

晚明,复社、几社成为文坛的主流,为革除公安、竟陵创作之弊端,在文坛掀起了复古思潮。而文学社团特殊的运作方式对此期文学复古思潮的盛行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文社把复古作为文学宗旨,从制度上进一步确立了文坛复古方向;文社社集宣扬文学复古,影响遍及全国;文社编选社稿往往将复古作为指导思想,分工合作的编选方式更有效地宣传了文学复古;社稿作者队伍的扩大,以及书商对社稿编选的参与,皆推动了文学复古思想的传播。因此,学术界对晚明文学复古思潮的研究就不能忽略文学社团因素。     

“雕龙”与“雕虫”——论刘勰、裴子野对待齐梁新变派的态度

齐梁时期,浮泛靡丽的文风充斥文坛。裴子野从文学的功能角度出发,以儒家持教为武器,对新变派的诗文和理论大加挞伐。刘勰在批评新变派抛弃古代经典中优良传统的同时,肯定了文章要具有“缛采”和“吟咏情性”。刘、裴理论的异同,对文学批评及文学创作具有不同的导向作用。     

论民族主义语境下的民族救亡与复古精神——以科学思潮为视角

科学思潮随着"西学东渐"被带入中国,并带来了现代民族观在中国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战时期,民族主义以国民党推行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推行的延安文艺为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它们都是复古精神的具体表现,均以赞扬古代汉族英雄的古装戏、古体诗词、历史小说等等为主要表现形式,但这种民族观又是与现代科学思潮相背离的。因此,抗战结束之后,民族救亡获得了缓和,主张复古精神的文艺作品也受到了冷落,但这种"返祖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社会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代设计中的复古与回归自然风潮

回首现代设计百年史 ,人们像变换衣着一样 ,不断尝试新风格、新观念、新材料与新的生活方式 ,同时又频频掀起复古与回归自然的风潮 ,申张设计“应以人为本”、“人应与自然相协调”、“传统应予以尊重”的感性品质。一、现代设计萌芽阶段的复古与回归19世纪的欧洲 ,工业化日益咄咄逼人 ,早期工业品粗糙简陋 ,毫无美感可言。另一方面 ,贵族阶段垄断奢华的手工艺品 ,到处弥漫着矫饰、做作、装饰过试制维多利亚风格。人们感到无能为力 ,转而憧憬中世纪的浪漫 ,企图逃逸到理想化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中去。英国率先发起“工艺美术运动”,以约翰·…     

元结复古诗论浅析

元结在唐代文学复古思潮中处于上承初唐陈子昂、盛唐李白，下启中唐元稹、白居易之独特地位，是盛、中唐转折时期具有过渡意义的诗人和理论家。其文学理论正确反映了当时文学思想倾向由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的事实，亦是文学思想转变的必然产物。     

复古思潮的历史新变：－试论初、盛唐之际美学思想的转型

从审美活动的整体构成上看，因受时代现实，思想化、士人心态及艺术趣味等因素的影响，隋唐前期的美学思想在其逻辑展开中呈现出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阶段：隋及初唐阶段，带着新旧转换和时代过渡的鲜明特色，一方面在浓重的复古主义思潮的掩映下重弹儒学政教一伦理的诗学老调，另一方面在多元融合的时代潮流的影响不确立着新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理想；而到盛唐时期，则在此基础上逐渐走向偏于风神气骨，又不失蕴籍秀丽的审美理想和追求气韵雄浑，兴象玲珑的艺术趣味，从而把隋唐前期美思想推向了高潮。可以说，盛唐时期的美学思想及理论，标志着整个隋唐美学思想的初步兴盛和繁荣，然而，从审美现象和美学思想的内在递嬗进程中考察，揭开盛唐审美理想帷幕，奠定盛唐美学思想基础的，则是对于复变浑融，新旧交织，以及多元并济的“风骨”、“兴寄”与“气韵”等美学思想和观念的倡导,强调与高扬。在此意义上说，综们内在地构成了走向盛唐的前奏曲，成为初、盛唐之际美学思想转型的重要枢纽及关捩点。     

试论吴均边塞诗

南朝吴均的边塞诗以游侠的豪迈意气和戌卒的忠君建功之念为核心，充分利用了边塞题材所特有的意象境界耒传达个人强烈的内心情感和对社会问题的深刻思考，在南朝边塞诗作中独标一格，对于后世边塞诗的创作亦有不少启迪和规范作用。     

吴均山水小品的“无我之境”刍论

以《与朱元思书》为代表,吴均的山水小品,其清峻脱俗而又不失富丽精工的格调,绝立于"绮纷披,宫徵糜曼"的齐梁文坛,同时也营造出一种清新恬淡的"无我之境"。     

论秦汉时期北地郡的设置及变迁与西北少数民族的活动

秦汉时期北地郡的设置及变迁与西北少数民族的活动密切相关。北地郡为秦灭先秦戎狄义渠所建,西汉时期屡受匈奴所扰,汉武帝征战匈奴,北地郡达到鼎盛,东汉时期始终为羌人起事所困扰,被迫屡次内迁。     

关于官钧创烧年代的探讨

钧瓷有民钧和官钧之分,民钧创烧于北宋早期,在北宋末年,质量上乘窑变奇特向宫廷供奉的花器称为官钧.由于同时代文献记载的缺失,官钧的始烧年代始终成为争议的焦点.从文献资料、钧瓷的审美特征、考古发掘资料等方面研究,官钧金代说、元代说、明代说都回避了民窑的“器皿类钧瓷”,只对所谓“官钧”的陈设类器皿质疑猜测,以偏盖全,忽视了民钧和官钧的关系问题,相对而言,北宋说仍然比较有说服力.     

论上海十七年革命战争题材文学的艺术特色--以吴强、峻青、茹志娟为例

全国第一次代会发出了创作反映革命战争生活作品的号召，形成了50年代革命战争学兴盛的态势。吴强的《红日》以恢宏紧凑的史诗性结构、有张有弛的叙事节奏、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被誉为“革命的战歌、英雄的颂歌”。峻青的短篇小说以单纯集中的情节结构、生动感人的英雄形象、写实中融入了浪漫色彩，呈现出悲壮的审美风格。茹志娟小说的以小见大的艺术构思、平凡崇高的群众形象、柔美真挚的浓郁诗情，构成了清新俊逸的风格。革命战争学成为上海“十七年”主要的学成就之一。     

疾病对吴敬梓及《儒林外史》的影响略论

疾病长久地困扰着吴敬梓,对他的生活、交游、人格和创作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以司马相如自比,极力推崇行医,与儒医交好,甚至从热衷科举到弃绝仕进等,这都与他"消渴病难除"有着紧密的关系。"痰病"在《儒林外史》中也有着丰富描写,它巧妙地出现在书中角色命运发生重大转折之际,并且集中在描绘旧秩序崩塌的第二部分。吴敬梓对"痰病"的描写不同于以往古代小说中宗教化的处理,而是将之作为一个整体的象征,讽刺了病入膏肓的社会。     

吴语方言与吴歌的地方色彩

吴语方言作为吴文化的重要载体，代代相传，见证了吴地社会、历史和民族的发展和流变。吴歌地方色彩的研究必须与吴语方言的研究相结合才能揭示其真正的内涵。吴歌的地方色彩是汉族民歌基本风格与吴歌地域风格特征的统一。     

唐五代词中的道教文化情结

词于唐五代的初期发展中,一方面有意识地与诗体偏离而向着绮艳情的一格彰立。但同时道教文化的浸润又使词具有了洗静明练的特质。本文拟对浸渍词初期发展的道家文化作一下探讨并试图分析其滋生的原因。     

明清昭君诗主题的嬗变及其原因初探

历代昭君诗作数量颇多,大体在明清以前,主题以悲怨为主,至明清之际为之一变,由怜其远嫁转而颂其功业。对这一变化的揭示,及对其产生的原因分析,有助于从历史的纵向维度更好地理解昭君诗的演变过程,认识明清时期的社会思潮及诗学观念与文学创作的互动过程。     

明清小说中的武则天形象简论

在明清小说中武则天是一个颇受作者关注的人物。小说家在塑造武则天形象时,大多着眼于她的残忍、荒淫和嗜杀,突出了她的政治野心,因此,武则天基本上是以＂中淫外酷＂的负面形象出现的。小说家削弱了武则天作为一代女皇的政治才能、远见卓识,淡化了她的历史功绩,将这一形象妖魔化或神化,在前人的基础上,小说家更加强了对武则天＂牝鸡司晨＂、＂狐媚惑主＂和＂淫秽宫闱＂的诋毁和道德批判。由于叙事角度不同,明清小说中的武则天形象更加复杂、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