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文风的流变与其发展重心的几次转移

以文风的流变为视角，从宏观上鸟瞰湖北古代文学，指出：先秦时期，湖北文学以浪漫主义为主要特征，发展重心在荆州，其成就与中原双峰并峙；唐、宋时期，形成第二次高潮，现实主义作品为其主流，重心在襄樊；明代中叶以后，文风归于“性灵”，重心在黄冈；清代至“五四”运动前夕，湖北文学在各地区间均衡发展，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是其主旋律。     

六朝形式主义文风的历史作用

六朝的形式主义文风，是文学突出自身特征，摆脱附庸地位，谋求独立与发展的一种极端形式，是文学自觉时期的必然现象。这种形式主义文风不仅促成了文学的独立，而且在艺术技巧上为唐诗等后世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因而，六朝的形式主义文风在文学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初唐对传统文风的解读与自我文风的重构

初唐对传统文风的解读原本是朝代更替之后的必然，并不具有特异性。需要看到的是，初唐解读者人世心重，在文学关系国运兴衰上回归传统，尤其是对南朝梁陈文风的解读；解读者自我表现心重，在文学关系性情上不同程度地回归人的自身。由于对传统文风解读的多重性，初唐自我文风的重构远不能以陈子昂的“兴寄”、“风骨”说涵盖，其间尚质朴者固然重质朴本属自然，反华美者仍然好华美也不奇怪。在这里，关键是初唐文风重构所具有的初唐文人的勃发精神及其影响之下对未来的期待，并构成初唐文学精神的两极和初唐文风不同于传统的面貌。     

论《文心雕龙》对初唐文学的影响

《文心雕龙》对初唐文学文化的建设曾产生重要影响,这突出地反映了初唐时期的文人对文学的理论认识日渐深化,其中包括初唐时期出现的在“原道、征圣、宗经”认识影响下的溯源文学观、以崇尚学识为核心的文学学术化倾向以及“通变”观和“文质论”二重性对于初唐时期的南北文风融合所起到的理论推动作用。这些受到《文心雕龙》深刻影响所形成的重要认识无不促使初唐的文学创作朝着成熟健康的方向发展,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初唐的文学文化在中古时代由魏晋六朝向盛唐气象转变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六朝"绮丽"文学成因管窥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这便是六朝文学内容的浮丽、词藻的华美堆砌，后人多用“绮丽”一词概括之。其文风对后人影响深远，但对其评价却有褒有贬。为公正、客观地认识其文风，很有必要对六朝文学的成因进行探讨。 其时，文坛的情况是“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秀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1](P416)。从曹丕开始，文学的绮丽之风便日渐盛行。晋武帝太康时期，文学一意追求辞藻华美，对偶工整，走向了形式主义，典型的如陆机和潘岳，二人追求诗的绮丽，其作品在晋代都非上乘。南朝时，骈文…     

论建国以来“文学概论”教材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

《文学概论》教材在建国以来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50、60年代，这是在苏联模式下的草创时期，这一时期是“文概”政治化的时期；二是70、80年代，这是停滞后的恢复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是“文概”确立审美论的时期；三是90年代至今，这是开拓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是“文概”的学科化阶段。“文学概论”在发展中除了简单化、政治化那些不足以外，还存在着三个主要的问题：一是个人创造少，多人合编多；二是教材内容的定性有一定的两难性；三是不关心或疏离了当前的文学实践。     

北齐士人间交游酬唱的文学意义

北齐时,南北文士间进行了频繁的文学酬唱。在以军国文章为主流,诗歌为支流的北齐文学发展的背景下,士人间交游酬唱的文学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北齐军国文章对江左文风的选择接受;二是北齐诗歌对江左文风的接受与抵制;三是北齐士人对南北文风观念的彼此认同。而由此引发的北齐文学的勃兴,也于侧面反映出北朝文学与南朝文学分庭抗礼时期的到来。     

论明代成化、弘治时期郎署文学的兴起

明代成化、弘治时期，郎署文学逐渐兴起。早在成化年间，郎署文学就开始出现兴起的迹象。成化末至弘治前中期，即，“前七子”兴起前，储嵯、邵宝等人对郎署文学的振兴有引导发起之功。弘治朝宽松的政治环境及孝宗本人对文学的重视，促进了以“前七子”为代表的郎署文学的崛起。康海以状元、翰林院编修身份主动与李梦阳结盟，倡言复古，标志着文学重心由翰苑馆阁向台省郎署的转变。     

“雕龙”与“雕虫”——论刘勰、裴子野对待齐梁新变派的态度

齐梁时期，浮泛靡丽的文风充斥文坛。裴子野从文学的功能角度出发，以儒家持教为武器，对新变派的诗文和理论大加挞伐。刘勰在批评新变派抛弃古代经典中优良传统的同时，肯定了文章要具有“缛采”和“吟咏情性”。刘、裴理论的异同，对文学批评及文学创作具有不同的导向作用。     

浅议《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一书中关于"大跃进"时期文学的几个观点

目前，学术界对“大跃进”时期文学现象仍持比较模糊的观点；以文艺创作的相关规律为依据，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和观点出发，较客观地分析了“大跃进”时期的文艺现象，并对《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一书关于“大跃进”时期文学的几个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20世纪中国文化变迁和教育变革的历史分析

20世纪是中国化变迁和教育变革的重要时期，在这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化和教育大体经历了三次重心的转移，从新民主主义革命“主权主导期”的化教育范式，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化教育范式，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化教育范式，其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如何对待传统化；二是如何对待外来化；三是如何实现传统化，现实化和外来化的有效整合。     

隔岸管窥: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解读

20世纪80年代，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高涨，它与岛内的妇女运动同步发展，关系密切。新女性主义文学所体现的新质在于追求女性为社会承认的“社会人”的价值，以鲜明的女性意识和强烈的反叛精神，对传统文化积淀予以揭露；同时描绘出在台湾经济转型时代，台湾新一代女性的选择和追求，张扬女性自强自立的现代意识，提倡女性人格的自我完善。、在文风和艺术手法上，新女性主义文学受张爱玲影响颇深。     

胡林翼与咸同时期清朝权力结构的变化

为了应付农民起义和列强的交相侵伐，咸同时期清朝权力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清朝权力重心逐渐由中央下移到地方，由“主威素重”一变而为“内轻外重”。胡林翼作为第一个湘军将领膺任湖北巡抚，不仅集军、政、财权于一身，肇建了湖北地方权力体系，而且提挈湘系将领跻身督抚提镇者联翩而起，促进了咸同时期清朝权力结构的演变。     

青春豆文学社

湖北潜江市文昌中学青春豆文学社成立于1996年9月,社刊《青春豆》为季刊,至今已出56期。青春豆文学社以“教师引导,社员自主发展、自由创作”为方针,以“激发文学兴趣,提高文学鉴赏和创作水平,创建书香校园”为宗旨展开活动。文学社经常举行文学鉴赏和创作讲座、组织诗文朗诵比赛等活动；并     

析刘勰的“弥近弥淡”“还宗经诰”

刘勰在《通变》篇中论及黄唐至刘宋各个时代的文学特点后,得出结论:“从质及讹,弥近弥淡。”文学发展由质朴至讹滥,一代不如一代。而要克服奢靡讹滥的文风,刘勰认为:“矫讹翻浅、还宗经诰。”即纠正讹风,必得以经书为楷模。历来论家对刘勰的“弥近弥淡”、“还宗经浩”的观点都大摇其头、评价甚低。     

略论张说诗的过渡性特征

作为初唐渐盛时期的诗人，张说诗歌的过渡性一方面表现在他对诗歌题材的深度有进一步的开掘；另一方面表现在其诗呈现出清丽与阔大相兼容的特色，从而将魏征的南北文风融合论付诸实战。加速了“盛唐之音”的到来。     

论张岱散文的心态及其表现形式

他人对张岱的论述，大多以“晚明小品大家”为定论，通过分析认为，张岱的散文主要创作于清初，主要有小品文和纪传体散文两种文体形式，故称其为“晚明小品大家”不妥。小品文通过对明亡以前生活的追忆，表达了眷念和负责的心态；而纪传体散文以史家态度写前朝遗事，表达了忠义的心态。由于所表现心态及其所承载文体的不同，文风也各异：小品文文风空灵晶映，纪传体散文文风沉郁厚重，但二者殊途同归——均表达了作者的真挚情感。     

略论南朝文坛的“才尽”现象

南朝文坛存在着许多“才尽”现象。这些“才尽”现象从本质上反映着南朝文学由元嘉体到永明体再向宫体过渡的“新变”历程,更深刻地揭示出畸形的南朝文风。南朝文学的“新变”和畸形的文风,这两种力量的合力,促使南朝文学逐渐走向形式主义的道路。这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一直延续到初唐。     

俗文学的内涵及雅俗文学之分界

以“通俗”起家的文学巨树，分成俗文学与雅文学两个枝杈，俗文学经流变发展形成四大子系；通俗文学，民间文学，曲艺文学及现代化音像传媒中属于大众通俗文艺的部分。要将雅俗文学作精确的分界是很难的。我们认为，在古代可定义它们为“雅文学”与“俗文学”；在现代文学时段中，则可定义为“知识精英文学”和“大众通俗文学”。目前，因循文化市场的规律，两个文学分支渐有靠拢的趋向，甚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适俗”但不“媚俗”。这一文学现象的出现将给广大读者带来很大的收益。     

王禹偁散文的人格呈现与审美追求

晚唐五代艳冶浮靡的文风承接到宋代，致使宋初七十余年的文学始终都无法根除其气格赢弱的特点。伴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这种浮靡文风显然已不适于新时代的要求了。新的时代将树立一种怎样的文风，将形成一种怎样的时代特征，往往体现在这个时代初期文学家们对前代遗留文风的质疑和反拨中。作为北宋初期著名的现实主义文学家，王禹偁毫无疑问地承担起这个承上启下的历史使命。王禹偁散文中所体现出的特点与宋代文学最终形成的特有的时代风格和审美追求，有着内在的暗合之处。在王禹偁的散文中体现出了现实主义与人文精神的复归；主体意识与浪漫色彩的凸现；简约朴素行文风格与注重辞采、力戒浮华的艺术追求。这也是王禹偁对五代文风进行反拨和变革的探索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