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谲谏到讽谏--汉大赋衰变探幽

“谏”在汉人眼中是大赋的立身之本，司马相如的赋侧重策士的委婉属于“谲谏”，扬雄的赋突出儒生的“忠”，属于“讽谏”。谏的变化是经学影响下大赋由盛转衰的一个内因。     

扬雄“四赋”的突破

扬雄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创作了四篇赋,这四赋虽都为模拟之作,但并未亦步亦趋,而是在形式、内容、风格等方面有很多的创新,这些为扬雄在汉赋史上赢得了崇高地位。     

两汉讽颂赋论

两汉讽颂赋是俗称的以游猎、京都为主要内容的散体大赋。它以鲜明的艺术风格和巨大的影响一直被人们视为汉赋的正宗,成为人们赞誉或批评的直接对象,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一席。两汉重要的赋家如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都以讽颂赋传名,它的兴盛促进了两汉其他赋的的发展,在与其他流向的赋并驾齐驱中,显现出独自的光辉。     

杜甫“沉郁顿挫”本义再探

"沉郁顿挫"被认为是杜诗的基本风格,然对其解释历来众说纷纭。实则是杜甫自夸其赋:"沉郁"意为"精微深奥、知识广博","顿挫"意为"雄壮豪放"。司马相如、扬雄之汉大赋即具此典型特征。     

扬雄教育思想探微——读《学行》有感

提起扬雄,冠以其名的基本是文学家、思想家、语言学家。人们往往将其赋与司马相如的赋作比,把《方言》作为语言学的方言研究的鼻祖,把《太玄》作为其思想的代言。凡此总总,大多忽略了扬雄在教育上做出的贡献。     

汉巴蜀赋家三题

汉赋四大家有三位出自巴蜀之地。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三人生活的时代虽然不同，但都代表着其时汉赋创作的最高水平。本文从不同侧面证析这三人的创作特点及其对赋史的贡献。     

《文心雕龙·神思》释义评析(续)

(接上期) 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 人由于禀赋才能不同,文思也有快慢不同之分;文章由于体裁的不同,有大有小所 /禀才:禀赋才能。异分:不同。、相如含笔而腐毫,需功力也不相同。\制体:述裁、文体。殊功:不同的功力。/例如司马相如含笔构思,直 扬雄辍翰而惊梦,/相如:指司马相如,到笔毛腐烂,文章才写成,扬雄作赋停笔思考时就做起了恶梦,飞字长卿,汉赋著名作家,相传他的文思较慢。蘸墨思索,沉吟良久不能下笔,以致笔毫腐烂。《西京杂记》:“司马相如为《上林赋》、《子虚赋》意思肃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而如唾,…     

扬雄辞赋创作浅论

扬雄是西汉继司马相如之后成就斐然的辞赋家,也是现存辞赋较多的一位作家。文章把扬赋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并进行分期论述,并发现其赋的确比较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生活,揭露了时代弊端。     

班固《两都赋》祖述《诗经》梳理

班固的《两都赋》是汉赋中第一篇以城市作为对象而作的大赋,班固赋中所写内容可以当做史料,与司马相如式的驰骋想象,近乎荒诞的夸张是不同的.     

司马相如与儒学

汉代为儒学独茸和大赋创作兴盛的时代,而司马相如正处于汉代崇重儒学和赋创作最兴盛的时期.作为著名的大赋作家,司马相如身上自然会出现儒学的印记.分析司马相如时期四川地区的文化、教育及儒学接受的情况、汉武帝时期儒学情况及其与赋创作的关系、司马相如作品中表现的儒学思想,可知司马相如与儒学的关系密切.     

变与不变：屈骚美人意象及其余影管窥

屈原作品曲折动人,部部是心灵的组曲,郁结纡轸,意象丰富而深远,他是第一个将意象思维系统化的人,一系列的“美人”题材,不仅表现对理想热烈追求的想望,语言情境结合真实与虚幻的遭遇和想象,情幻无垠,更启示宋玉《高唐》《神女》等赋的写作,汉代以后,贾谊、司马相如、扬雄等拟骚作家及其作品,在题材的选择与书写上,处处可见屈原作品意象思维的余影。     

两汉屈骚论争刍议 罗建胜

两汉时期由于学术思想的不同,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也不同。以道家思想为主的刘安、司马迁与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扬雄、班固之间存在分歧;同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扬雄、班固与王逸之间亦有分歧。     

广泛性与变革性：扬雄的文体实践

扬雄的文体实践涉及＂书牍＂、＂箴＂、＂铭＂、＂颂＂、＂诔＂、＂对＂、＂难＂、＂赋＂、＂解＂和＂连珠＂等。其中,既有独创性的＂解＂、＂连珠＂,也有变革性的＂赋＂、＂箴＂等和沿承性的＂铭＂、＂颂＂等,具有广泛性和变革性的特点。创立和变革文体是扬雄消解其因西汉时期儒学精神流失而引起的忧患意识的途径之一。     

“义正”与“事实”：《两都赋序》赋论新探

班固在《两都赋》末有“义正乎杨雄,事实乎相如”这样的评论之语。纵观《两都赋序》之赋论,其内在实质即“义正”与“事实”这一原则。在“义正”与“事实”的统摄之下,班固在《两都赋序》中发表了一篇较完整的赋论,写下了代表作《两都赋》。     

李白辞赋观辨析

李白的辞赋观分为两个层次：表层呈现给我们的是他对辞赋和前代辞赋家的不满与否定,这不是他辞赋观的主导方面,具有附着性和暂时性;从深层看,他非常重视辞赋和前代辞赋家,对辞赋有着积极合时的看法与追求,这才是其辞赋观的主导方面。他一生钦重尤加的辞赋家是屈原、司马相如及扬雄,其钦重原因亦不尽同。他对辞赋的渊源、内容、风格、模仿与创新、抒情等问题,都或明(言辞)或暗(创作)地透露出了自己具有时代特色的态度及看法。     

关于扬雄辞赋观的一点厘清

扬雄的＂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矫枉过正的偏激之辞,是文学取消主义的始作俑者。我们认为这是对扬雄的误读,误读的根源在于对＂雕虫＂的错误理解,＂雕虫＂当读为＂雕彤＂,是＂雕饰＂意思,而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学写虫书＂。基于此,扬雄这句话的本意是反对过度的文饰,提倡文与质的统一。     

论扬雄的文学思想

扬雄继孟子、荀子之后,明确提出明道、征圣、宗经的文学主张,进一步发展儒家的文学思想,同时吸收道家思想营养,崇尚自然。他论述文与质即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强调华实相副、事辞相称的观点,发表心声心画、弸中彪外、因循革化的见解。他开始称赞司马相如的辞赋,后来批评汉赋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既肯定屈原的高尚品格和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又依经立论,有所异议。     

司马相如“喻难”文的政治史价值

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和《难蜀父老》被任防的《文章缘起》立为“喻难”体,萧统《文选》将“喻难”文本具录于“檄”类。“喻难”价值在于：作者用文学的手段,饱含浓烈的乡情,在文化史上首次从君权的抵达、贡赋的上输、人力的征调等层次深刻地反映了道路与政治的多维关系;它们是在民主政治习见、而在下行文以官僚为下限对象的专制政治时代仅见的以平民百姓为对象的成功说理文;作者在撮括前代观念基础上,以纵横家为理论底色,以雄主强汉为背景,首次明确地提出了“非常”政治的新鲜命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多重而独特的政治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