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舍众生 兼济天下——梁漱溟先生乡村建设暨生平侧记（三）

“无我为大,有本无穷”：这是梁漱溟送友人的一幅联语。对于生死,梁漱溟“任其自然”。梁漱溟信奉孔子的“仁者不忧”之说,因此他“乐天知命”。抗战期间,袁鸿寿先生在桂林七星岩请他吃素席,饭后在一株小树下聊天,恰敌机在头上盘旋下“蛋”,袁鸿寿大惊失色,要避。     

梁漱溟与陶行知的教育情结

梁漱溟先生，在民国早期执教北京大学哲学系时，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扬怀中（毛的岳父）等大师并肩论道，过从至密。梁是“中国乡村建设派”的领袖人物，解放前，长期担任“民盟”中央秘书长，在“重庆社会大学”梁是讲座教授之一。     

一位校长的政德——记邹平一中校长刘恒华

邹平一中坐落在当年梁漱溟先生创办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旧址，是省重点中学、省规范化学校、省教书育人先进单位，文化底蕴深厚，教学理念先进，多年来一直享有很高的社会声誉。     

陶行知的学生管理观——纪念陶行知诞辰100周年

今年10月18日,是陶行知先生诞辰100周年。陶行知(1891—1946)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毛泽东悼词),是“当今一圣人”(董必武悼诗),是“万世师表”(宋庆龄悼词),是“孔子之     

济世与弘道--管窥梁漱溟先生的文化哲学

本文通过讨论和评述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中西文化比较的著作，从中窥探出以梁漱溟先生为代表的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中西文化交流和冲突时的心态和应对之方。从而揭示了梁漱溟文化哲学研究的现实价值和深远意义。     

父子关系与个体人格

采用心理传记学方法，以历史文化名人梁漱溟为研究个案，探讨梁漱溟与其父之间融洽与冲突的关系：梁氏父子之间的融洽关系对梁漱溟的自主、自律、勇敢等人格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而梁漱溟在父亲死后由佛入儒，毕生致力于儒家文化的复兴，则与其潜意识中因与父亲的冲突所造成的对父亲的“负罪感”有关。     

梁漱溟批林批孔的态度

1973年10月,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全国政协召集学习会。会上有人逼着梁漱溟对批林批孔表态。当时已81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就像过去在北京大学讲坛上授课那样侃侃而谈。他从阐述中国文化入手,肯定了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学术上的成就,并说:“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之路、行孔孟之     

何为“道”——孔子之道的分化与解析

“道”是中国传统社会儒士追求的最高目标。孔子歿后,儒家分派。各家学派对孔子之道的理解也全然不同。本文以孔子的三位弟子曾参、有若、子贡对“道”的理解,将孔子之道分为“忠恕”说、“仁”说以及“文章、性与天道”说,并分析了孔子之“道”的意义与价值。     

再论梁漱溟心理学思想

本从心理发生、心理发展、心理健康和学习心理等四个方面历史地、系统地论述和评析了梁漱溟先生的心理学思想，并从多角度阐述了他对本世纪我国心理学发展的贡献，以期确立他在我们近现代心理学史上的地位和全面认识梁漱溟先生。     

班级文化与学生人格

“文化”，至今仍是一个值得认真揣摩的范畴。《辞海》上将其解释为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有时专指精神财富）。但在哲学、人类学或文化哲学中，文化却很少指历史长河中时生时灭的造物，而是指一种历尽沧桑仍留存群体一个潜意识深处的力量，一种无形、强大且富有韧性的力量。基于此，胡适先生称“文化”为“人们生活的方式”：而梁漱溟先生对文化的界定似乎更注重概括，他说“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样法”。     

李贽——务反道学以正孔名

长期以来李贽一直被认为是封建正统思想的叛逆者,是反对儒家、孔子的。本文针对传统观念对李贽看法所存在的局限和盲点,通过对李贽著作的深入研读和他生活经历的了解,收集可靠的言论证据、重新分析李贽的信仰,认清李贽对道学进行激烈批判的实质以证实李贽并非真正反对孔子,他反对的是借孔子之名谋取自身利益的假道学,实质上是为给孔子正名,还孔子一个平民凡人的面目。     

自然流露,通情不及——谈谈孔子之过

孔子有一些不为人知,不为己知的过错,其原因是“真情恻怛”却通情不及。由此可以从反面认识儒家“忠恕”之道（或者说通情）的价值。     

公冶长二疑

公冶长向来被认为是孔子弟子,《论语》公冶长篇中记载孔子以其子妻之。公冶长的生平事迹见于古文献中只有"公冶长解鸟语"的相关传说。本文针对公冶长是否真为孔子弟子,"公冶长解鸟语"是否真有其事这两个问题提出了笔者的一些简略看法。     

论孔子仕隐观的变迁

《论语》所记孔子关于仕隐问题的言论有自相矛盾之处,这说明孔子的仕隐现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孔子早年对出仕辅政持理智态度,在经历了种神政治坎坷后,晚年的孔子已不再依据理性原则,而是从“义”的理念出发,去面对“乱世该仕该隐”的问题。     

李大钊论孔子

在20世纪初期的尊孔与反孔思潮中,有人激烈地提出"打倒孔家店",也有人固执地要把孔教定为国教来供奉。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李大钊对有关孔子及其学说的态度并没有偏激到这两个极端。就现有文本资料来看,他对孔子及其学说的论述和评价有抑有扬、有褒有贬,而没有简单地片面地全盘否定或盲目地纯粹地肯定。李大钊在政治上不遗余力地积极抨击以孔子为偶像的旧礼教、旧道德,同那些抬出孔子作为护身符来维护专制统治的言行展开了猛烈斗争;同时,他科学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方法,对孔子及其思想进行了辩证分析。他认为孔子有两种不同形态的存在,即春秋时期真实存在过的孔子和被后世一再"解喻"的历史上的孔子。李大钊对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孔子有着不同的分析和认识,并予以不同的评价。这种区别对待的做法是合理的,也是科学的。     

文化定向与范式人格——论孔子在中国文化定向中的特殊作用

孔子为什么会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很多看法都认为与他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有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多从经济和政治方面着眼。即使从文化方面着眼探讨,对于他在中国文化定向方面的特殊作用也是注意得不够。孔子之所以会成为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范式人格,是因为：他顺应历史的选择,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关键点上,充分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整理、弘扬西周文化的精华,并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走向;同时．孔子的人格特质非常适合中国文化模式和民族心理的需求。     

Moral Consciousness in a Community of Inquiry

In this paper I shall first examine an apparent paradox in Confucius’ view on whether everyone is perfectible through education: on the one hand, he states that education should be provided to all, on the other hand, he says that common people cannot be made to know things. To understand this apparent paradox, I shall argue that education for Confucius is primarily moral education, as he teaches his students to become virtuous persons. So the apparent paradox is really one about whether virtue can be taught. I shall argue in the last section that while Confucius’ answer to the question is affirmative, he does not think that virtue can be taught in the same way as theoretical knowledge or technical skills are taught. For Confuciu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teach people to be virtuous is through personal example.     

论《孔子家语》对子贡形象的塑造

有关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和行事,除了记录在人们熟悉的《论语》一书中,《孔子家语》一书也是研究孔子及其弟子的重要资料。从《孔子家语》中,我们不难想象和察见孔子及其弟子所处的社会生活背景、诸弟子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以及人生际遇。而在诸多弟子中,子贡是较为突出的一个。子贡是一位生动活泼、富有个性,同时又能理解孔子思想,并且能和孔子进行交流的一个人,他能言善辨,勤思善问,能非常准确地理解老师的思想,而且善于思考、提问,非常尊重孔子,同时也处处维护孔门弟子。     

生活场域——孔子“乐”思想探微

＂乐＂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通过＂孔颜之乐＂、＂吾与点＂经典之乐的解析,文章试图阐明孔子之＂乐＂非关穷达,不矜功名,从而透显孔子之＂乐＂的内涵就是回归＂日常生活＂的现场。回归＂日常生活＂现场,＂日常生活＂本来面目得以呈现,＂日常生活＂本然得以敞开。于＂日常生活＂之本来面目、＂日常生活＂之本然中,随缘任运,裕如自在。此意味着孔子于＂日常生活＂本然中开拓出＂生活场域＂,由此自我出场,生活意义全幅地得以彰显。     

略议孔子的身份认同

文化因素的多元性,往往会造成个体身份认同的矛盾与紧张,但孔子的身份认同却实现了多元文化因素的统一。孔子在周是殷人后裔,在鲁则是宋的移民,但他对周文化及鲁国存在强烈的认同。孔子是传统的继承者,同时又并不排斥新兴礼俗。孔子为恢复周代礼制四处奔走,是一位积极的入世者,同时又能欣赏出世隐者的生命态度。孔子的＂仁道＂理念,是他消解不同文化因素之间的冲突、实现个体身份认同多元文化相互统一的根本依据。在＂仁道＂基础上,＂用中＂的方法,为孔子的身份认同提供了重要的文化选择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