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隐性采访的法律意识和行为规则

隐性采访没有法律地位,不受法律保护,甚至经常构成法律与道德的悖论。这种方法可以尝试在特殊情况下采用,不宜普遍倡导．各种媒介对隐性采访的使用应十分谨慎,既考虑到社会效果和社会容忍程度,也要考虑尽可能回避法律禁止的领域。     

当我们隐去了记者的身份——暗访的底线、规范与自我保护

从"红心鸭蛋"到"茶水发炎",一面是记者的社会责任、公众的知情需要,一面是随时会陷入的责难、非议,甚至道德困境、法律纠纷。隐性采访,这种不公开记者身份,或者公开记者身份但不道出真实采访意图的采访手段,让记者们爱恨交织。在法律允许范围内,隐性采访对危害社会和公众利益等行为的舆论监督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把握不好又会伤及自身,甚至影响到记者职业的公信力。在实践中,对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可以进行隐性采访,对哪些人、哪些事又不便采用这种方式?在采访中,哪些事情不能做,或者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做?为此,需要在采访前做好哪些准备?隐性采访的底线和尺度在哪里?实践中应如何把握?本期就此展开讨论。     

隐性采访:公共利益规约下的“善意谎言”——从道德与法律的角度分析隐性采访的合理性

隐性采访自出现在新闻界以来,一直因其道德和法律上的两面性而备受争议。一方面,隐性采访的使用维护了公共利益,使很多难以通过正常渠道采访的社会问题得以曝光;另一方面,隐性采访也因其本身的欺骗性和法无授权性,引发了人们的质疑。本文认为,隐性采访是建立在公共利益上的善意的谎言:其一,建立在公共利益之上的隐性采访符合伦理上的权变理论——道德权变,即为了维护重大公共利益而对社会普遍认可的某些道德原则采取暂时的规避。其二,隐性采访虽处在法无授权性规范和法无禁止性规范之间,但只要不触犯法律底线,把握好隐性采访的度,仍然可以成为舆论监督的有力武器。     

关于新闻隐性采访中法律问题的探讨

隐性采访是以显性采访环境的封闭性和事实本身的隐蔽性为特征．体现了新闻的真实性。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隐性采访的道德问题和合法性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通过分析隐性采访的含义及特征．针对隐性采访中的人格侵害现象及应注意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以期能为我国新闻立法提供宝贵的经验支持。     

隐性采访的道德成本

隐性采访的社会效益有目共睹 ,同时 ,相关的法律争议和道德批评渐趋激烈。法律方面 ,隐性采访最易涉及“侵犯人格权”和“器材合法性”的问题 ① ,学界对此已有公论 ;而且笔者认为 :媒体的当务之急是反躬自省。———本来应该作为道德表率的媒体 ,因为隐性采访的泛滥备受责难 ,处境日益尴尬。隐性采访 ,尤其是时下盛行的“体验式”隐性采访 ,通常是这样的“流程” :记者戴着“合作”的面具登场 ,处心积虑地接近采访对象谋取信任 ,不动声色地“套问” ,引诱其“充分表演” ;同时用隐藏的器材偷录证据 ,随后“昭示天下”———正所谓用心良苦…     

浅析隐性采访的风险规避

隐性采访成为当下一种越来越常见的采访方式,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隐性采访是揭露新闻事实的杀手锏,而在隐性采访被广泛运用的同时,所产生的法律问题和道德问题越来越多,这就引出了隐性采访的风险以及面对风险时的应对措施。     

隐性采访辨

隐性采访(包括偷拍偷录)是当前社会中的一个争议问题。隐性采访的问题涉及法律、道德．也关乎大众传媒的新闻功能与社会责任。隐性采访又名“暗访”．它与“明察”互相配合．是调查新闻事实不可避克的途径，也是揭示新闻真相非常有效的手段。特别是在当前的舆论监督活动中．新闻媒介揭露违法犯罪行为．捍卫公众的知情权利．具有很大的正义性。     

隐性采访的法律界限和伦理原则探讨

隐性采访是为了完成某一种公开采访无法完成的特殊采访方式,由于其特殊性,采访中常涉及法律问题和道德伦理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具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从隐性采访的法律界限和伦理原则入手探讨了隐性采访应遵循的守法事项和道德伦理原则,提出作为新闻记者在必须采用隐性采访时,应牢固把握法律和职业道德底线。     

浅谈隐性采访的活动空间

隐性采访在业界越来越广泛使用，而在学界却备受争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力丹曾经指出：隐性采访没有法律地位，不受法律保护．甚至经常构成法捧和道德的悖论。①隐性采访有多大的存在价值．它所带来的道德困惑和法律陷阱，以及如何使隐性采访规范化．这些都值得探讨。     

隐性采访：利器需慎用

近年来,随着市场化运作的不断介入,媒体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媒体对公众的“引导”作用似乎有弱化的倾向,而“迎合”甚至“媚俗”之风日渐盛行。特别是个别媒体无原则地利用隐性采访作为采访的重要手段,背离了媒体在社会道德建设中的独特作用,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因此,新闻媒体不能单纯追求卖点和轰动效应,进行隐性采访必须考虑社会传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