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独家发表日伪“密约”经过——大公报杂忆之五

抗日战争期间,汪精卫突然逃离重庆叛国投敌,在南京建立了傀儡政权,加紧其卖国求荣的无耻勾当。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独家发表汪精卫汉奸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全文,并附登陶希圣写的《致大公报记者函》,举世瞩目。当天在新闻版上的大字标题是:“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注:自汪精卫投敌后,大公报直呼其名),副题是:“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质卖到思想。”要闻版登的是汉译全文,另在第九、     

大公报独家发表曰伪“密约”经过

抗日战争期间,汪精卫突然逃离重庆叛国投敌,在南京建立了傀儡政权,加紧其卖国求荣的无耻勾当。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独家发表汪精卫汉奸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全文,并附登陶希圣写的《致大公报记者函》,举世瞩目。1月23日,发表陶希圣撰写的《日本对所谓新政权的条件》专文,揭露了日汪勾结内幕。     

周恩来与张季鸾及《大公报》

周恩来和张季鸾都是留日学生，但他们之间的交往，却是在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即 1938年于武汉开始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季鸾预料上海必将失陷，决定增出《大公报》汉口版，“以树立战时言论之中枢”。“八一三事变”后四日，仅率两位同人，冒险离沪，“舟车毛驴，病不辍行，兼程抵汉”，终于 9月 18日创刊《大公报》汉口版，并独力主持该版言论。翌年 1月 11日，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与积极努力下，《新华日报》也在汉口创刊发行，它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唯一报纸。 10月 17日日军逼近武汉，《大公报》汉口版…     

一九二六—一九四九年的旧大公报

关于旧大公报的历史,我們曾經将自从英斂之于一九○二年六月十七日創刊这个报,到王郅隆及其后人手里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停刊的一段,統称为《英斂之时期的旧大公报》(登本刊一九六一年第一期、第二期)作为前段整理出来了。現在继续談的是吳鼎昌,胡政之、张季鸞三人經营时期的旧大公报。这是后段。这一段历史,是从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在天津续刊,到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以后于六月十七日在上海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共約二十三年的历史。     

抗战时期《大公报》(桂林版)彭子冈的“重庆航讯”特色

抗战时期《大公报》(桂林版)的长篇通讯,题材十分广泛,不仅颇具时效性,而且写得生活鲜活,深受读者的欢迎。早在桂版创刊之初,《大公报》的总编辑张季鸾就用老兵的笔名发表《重庆通信》。总经理胡政之参加国民政府的访英团归国后,曾于1944年4月19日起连     

重庆谈判期间《大公报》评析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最高领导人在重庆举行的和平谈判,重庆乃至全国新闻界对此都予以极大关注。不过由于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不同,关注的姿态不尽相同。本文旨在分析《大公报》对“重庆谈判”的态度,通过与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相比,显示其民间报纸的内在特征。 (一) 迫切地希望毛泽东到重庆来,是《大公报》关注“重庆谈判”的第一个特点。 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邀请毛泽东“惠临陪都”,共同商讨“国家大计”的第一封电报(寒电)发出后,重庆新闻界没有作出任何反响,就连《中央日报》也是如此。8月16日,《中央日报》和重庆各报都只刊登了中央社的新闻稿和蒋氏电报全文,而《大公报》除此之外,还在当日社评《日本投降了》中用充满激情的语句论及了蒋氏电报:“在我们欣庆胜利到来     

《大公报》与"西安事变"

新记《大公报》自1926年创刊始,以“四不主义”之主张,“文人论政”之立场,“公众、国家利益”之观点誉满华夏,却因抗战爆发前后昭然之“拥蒋反共”姿态而引后世诟病,其关于“西安事变”同期报道(1936年12月13日至1936年12月28日)向来是史家借以支持“拥蒋反共”论点的典型案例之一。就《大公报》在“西安事变”报道中的舆论导向, 学界已形成定论:吴廷俊称其为“高唱‘蒋之人才,绝无仅有’论”,《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作者任桐认为《大公报》所持为“拥蒋立场”,几篇社评“又完全是站在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立场上说话的文章”。[1]     

旧大公报璧还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天津旧大公报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复刊。不久,有一位李先生来社说:他收藏的一整套旧大公报,自创刊号直到“七七”事变后停刊,一份不缺,被日本人强迫买去。如能找回,他愿意送给大公报社。这无论对旧大公报,还是为了保存历史文献,都是一件大事。旧大公报自一九○二年六月十七日(光绪廿八年五月十二日)创刊,到一九三七年八月五日停版,有三十五年的历史。从政治立场、经济背景和经营管理上截然分为三个时期:英敛之时期,王郅隆时期,和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时期,前两个时期的旧报,因为两次易手,旧大公报社自己也没有保存下来。我在一九二八年到旧大公报当练习     

“军统”赴越追杀汪精卫

汪精卫逃往河内1938年7月,日本决定撇开蒋介石,诱降汪精卫,日汪勾结越来越密切。10月,汪精卫发表谈话,准备接受日本提出的议和条件。11月中旬,双方代表在上海“重光堂”签订密约,并拟定汪精卫从重庆出逃。12月19日,汪精卫率陈壁君、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10余人乘飞机逃离昆明,飞抵越南河内。日本政府得知汪精卫出逃后,提出了所谓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12月29日,汪精卫在香港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日和谈。翌日,汪精卫建议日本对重庆施以致命的轰炸。蒋介石下令追杀汪精卫1939年元旦…     

《国闻通讯社》和旧《大公报》

《国闻通讯社》曾是《大公报》(新记)的姊妹企业,而且可以说,它是《大公报》的母体。这不仅因为旧《大公报》革创时期的“班底”大多是从《国闻社》调集的,而且作为《大公报》的三“巨头”——吴鼎昌、胡改之、张季鸾也是在创刊《国闻周报》之初,开始紧密结合的。他们三人,在早年同在日本留学时就认识,但大概只是泛泛之交。归国以后,就各奔前程。吴、张二人,都挂籍同盟会;而吴在清末,就进了大清银行(中国     

张季鸾与《大公报》

1926年9月,张季鸾与吴鼎昌、胡政之组成的“三驾马车”,以5万元资金为本钱,盘购了旧《大公报》馆,新记公司大公报就此续刊.以吴鼎昌的资金、胡政之的组织、张季鸾的文章组成的新记公司大公报里,张季鸾主持笔政,是《大公报》实际上的台柱子和挂帅人物.     

大公报的资金究竟是谁的?

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组成新记公司盘接旧《大公报》,所用五万元资金的来源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是吴鼎昌挪用了四行总管理处的公款,一说是吴鼎昌一人的独资。谁是谁非还没有定论。《新闻研究资料》1981年第二辑发表张篷舟同志编写的《大公报大事记》,作为尔后编写《大公报史》的张本。对资金谁属的问题采用了“独资”之说,我以为值得商榷。为此我想略述1957年编写《旧大公报批判资料》的情况,     

汪伪新闻界大事记(上)

1938年 12月19日汪精卫与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一行十余人从昆明飞抵河内,走上了背叛国家和民族的道路。 12月29日汪精卫出逃后,日本首相近卫文磨按预定计划发出诱降声明,汪精卫在香港《南华日报》上公开发表《艳电》,表示响应。这则主张投降求和的《艳电》,由陈公博于12月26日从河内带到香港,汪精卫集团的智囊人物顾     

《调整中日新关系之协议》及附录

1939年7月，汪精卫由河内逃抵上海，旋往东京与日本政府当局交涉，获准成立汉奸“新中央政府”。返。上海之后，便开始了成立伪政府的活动。1939年11月1日，汪精卫派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后增派林柏生）等人，与日本“梅机关”的影佳祯昭、须贺彦次郎、犬养健、谷获那华雄、矢野征记等人，在上海闸北虹。公园附近的六三花园（后改在沪西愚园路1136弄31号）进行了近两个月的谈判，于12月30日签订了名为《调整中日新关系之协议》文件的秘密条约及附录，即《汪日密约》，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各项要求。代表汪精卫签字的为周佛海、梅思平、…     

胡政之与《大公报》

正胡霖,字政之,1889年出生,解放前是我国著名的老报人和新闻机构的组织者。《大公报》自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到1949年上海解放后发表《新生宣言》,共有47年的历史。胡政之曾两度担任该报经理或总经理兼总编辑或副总编辑,历时共27年。采访国际新闻的先驱清朝末年有一个到国外留学的热潮,去日本留学的人最多。1906年胡政之只有17岁就自费到     

周恩来致大公报书(续)

周恩来《致大公报书》于 5月 25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并经新华社广播，在 6月 13日延安《解放日报》及各解放区报纸发表。这封信发表后，立即轰动了重庆和国民党统治区，帮助人们弄清了真相，使一切造谣者无言以对。刊登这封信的《新华日报》增刊销售 1.7万多份 (其中重庆 1.4万多份 )，打破了以往的发行纪录。 　　与《大公报》发表反共社评同时，国民党康泽特务系统直接控制的重庆《商务日报》也连续发表反共社论。周恩来于 5月 25日为此致电毛泽东，说从近日《大公报》和《商务日报》发的社论看，国民党怕我们另立一个中心。主张不…     

《大公报》(桂林版)言论选题及其特色

《大公报》(桂林版)的言论选题注重新闻性,以宣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重要宗旨,善于从小处入手,重点关注了美国、前苏联、英国、日本等主要参战国家的战情局势以及国民政府的战时外交、宪政运动等选题.特别是对国民政府的舆论监督比《大公报》(重庆版)更为自由和开放,成为《大公报》(桂林版)言论的主要特色之一.     

《大公报》停刊事件前后

纪念王芸生,缅怀他对《大公报》的贡献,不能不提那篇著名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以及由此引发的《大公报》停刊事件.据我所知,当局勒令一家全国性大报停刊三日,“以示惩戒”,这在中国新闻史上还是少有的.     

《大公报》与清末不缠足运动

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在天津创办.其创办人英敛之是一个具有维新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他办报的目的就是:开官智、开民智、开女智.该报在创刊号中就强调“本馆以开风气、牗民智为主义”,体现了《大公报》独特的办报理念.本文主要讨论《大公报》宣传不缠足运动所做出的贡献,试图解析《大公报》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如何宣传这一活动.虽然近年来学界对《大公报》的研究很多,但是笔者想着重讨论《大公报》不仅积极宣传不缠足运动,而且参与其中,将报纸的主张加以实践.     

我所了解的《大公报》

北京《大公报》 未能恢复令人惋惜 1953年,中央决定,上海《大公报》北迁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出版新的《大公报》,升格为中央一级全国性报纸,负责财经工作和国际方面的宣传。1953年1月4日,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指出:“为了适应社会及国家建设事业的规模和发展的需要,《大公报》改组以后,已按照中央的意见,重新确定了编辑方针,即除了加强国际问题的报道外,确定以报道和讨论财经问题,特别是